关于一八三八年禁烟争论的再探讨

一八三八年,黄爵滋向道光皇帝奏上著名的《请严塞漏厄以培国本折》。这个奏折的主要内容,是主张以死刑惩治鸦片吸食者,达到杜绝白银外流的目的。皇帝把它交给各将军、督抚讨论,参加讨论的二十九个大员,对这个建议抱着不同的态度。史学界一般认为,这次大规模的讨论,是严禁派与弛禁派的争论,赞成黄爵滋的主张的人,就是严禁派,以后在鸦片战争中就是主战派;而反对者就是弛禁派(或者叫维持现状派),以后则成为反侵略战争中的投降派。     

清道光末年"银贵钱贱"加剧原因探析

本文主要探讨清中期货币流通领域出现的失衡现象--"银贵钱贱"在道光末年的变化及其原因.并从"银贵钱贱"的出现及其发展情况入手,在对道光末年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的情况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分析其加剧的原因.指出道光末年"银贵钱贱"的加剧既是嘉庆初年以来因银圆冲击和鸦片走私引起白银大量外流情况的继续所致,但更主要的是在近代新的历史背景下,由于西方列强侵略所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从一个侧面论述鸦片战争及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给中国造成的深重灾难.     

晚清民间禁烟思想与实践

随着晚清以降禁烟形势的持续恶化,民间对待鸦片的态度也经历了由漠然视之,到弛禁,再至严禁的思想转变。这种禁烟思想的转变既与人们对于鸦片危害认识的逐步深入有关,同时,也与当时日趋严峻的民族危机紧密关联。     

晚清"鸦片商战"观与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非理性

经济民族主义是晚清以来民族主义充分彰显的一个领域,"鸦片商战"则是近代经济民族主义观念的重要形式.鸦片战争以后,清廷无法有效地禁绝外来鸦片.民间人士为抵制外国鸦片入侵,纷纷主张弛禁土产鸦片,扩张罂粟种植面积.这种观念不但表现在一般士大夫身上,而且清廷重臣、地方官员也不乏其意,域外人士与国内士绅声气相求,世俗报刊与教会媒介均有相关言论刊布.作为一种非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观念,"鸦片商战"给晚清社会和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     

林则徐和陶澍在江苏

林则徐与陶澍 ,是清代道光时期 (182 1～ 185 0 )在江苏做官最久而且卓有成就的高官。两人有大致相似的人生经历 ,都关注民生 ,恤民爱民。他俩在江苏同心协力 ,救民疾苦 ,推行了诸如赈济灾民、兴修水利、灾年奏请缓征钱粮、推广双季稻、主张严禁鸦片等善政 ,对改善民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重评许乃济的弛禁策

道光十六年(1836年)四月二十七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向道光皇帝上了一道《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提出了他的关于解决鸦片危机问题的弛禁策。这是一个“据实直陈”的大胆的新建议,它完全违背了清王朝自雍正以来一百多年间所采取的传统的禁烟策,大有冒天下之大不韪之嫌。道光帝传谕军机处将许折抄转给烟毒为害最敏感地区的大员两广总督邓廷祯、广东巡抚祁(?)、粤海关监督文祥等,令他们“会同妥议”,发表意见。由于两广地区的大员最了解烟毒泛滥的实际情况,因而能较多地考虑现实问题,“会同妥议”结果,表示一致赞同许     

道光时期以来浙江鸦片流播问题初探

清朝道光统治时期,沿海省份浙江成为遭受鸦片侵害的重灾区之一。台州、温州种植罂粟、售卖鸦片,嘉兴、杭州、宁波等地鸦片走私入境。吸食与贩卖行为是造成鸦片毒害蔓延的重要因素。外国鸦片商,闽、粤等地的商贩,本省烟贩和鸦片吸食者,盗匪游民等均是鸦片利益的＂收获者＂,成为官方处理鸦片问题的巨大障碍。     

论林则徐历史地位的确立和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础

18世纪70年代初期，英东印度公司获得鸦片出口的垄断权，开始向中国经营鸦片贸易。嘉庆元年（公元1796）鸦片输入达1007箱，“因嗜（烟）者日众”，“始禁其人口”，“裁其税额，自此入口之鸦片，率暗中偷售，而其价益增。”嘉庆五年，朝廷又重申烟禁。此后嘉庆皇帝还屡次诏申严禁烟毒之宗旨，但由于官场腐败，内外勾结，鸦片越禁，输入越烈。随着鸦片走私骤增，道光十八年，朝廷在上偷中指出“自鸦片流毒中国，纹银出洋之数，逐年加增，以致银贵钱践，地丁槽粮盐课因而交困”，使清政府经济上面临严重的压力。更由于鸦片走私猖狱，官奸“贿…     

论林则徐的货币思想

本文主要论述了林则徐的货币思想.文章共分三部分:一是论述了林则徐主张对外国银元实行市场管理,规范其流通轨迹,毋须对之实行"抑价"或禁止流通,并按市价收缴小钱的思想.二是论述了林则徐主张自铸银元以取代外国银元和维持钱票流通的思想.三是论述了林则徐主张严禁鸦片以塞漏厄,防止白银外流,挽回货币和财政危机的思想,及其禁烟的思想特点.     

论清代禁烟的举措与成效

清代鸦片泛滥成灾，鸦片问题是清代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因此，清代政府一直主张禁烟。从禁烟的动机与效果看，清朝的禁烟经历了初禁、严禁、驰禁、渐禁四个不同时期。清朝建立伊始，吸食鸦片之风已经出现，特别是康熙年间，开放海禁，鸦片作为药材每斤纳税三分即准予输入，“其时沿海居民得南洋吸食法而益精思之，煮上成青，镶竹为管，就好吸食。其烟不数年流行各省，甚至开馆卖烟”。[1]到了雍正七年（1729年），每年鸦片输入量已达200箱。已远远超过国内药用的需要，这表明吸食之风开始蔓延，烟民人数正不断增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