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视野中的刑罚人道主义

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自由与人权保障精神体现在刑罚原则方面,即为刑罚人道主义。刑罚人道主义原则对于指导我国刑罚权的行使,保障犯罪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刑罚制度的进步和人权事业的发展具有非常的重要的意义。必须理性的、客观的、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刑罚人道主义的正确内涵。目前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刑罚人道主义尚未真正贯彻落实,另一方面往往会出现对刑罚人道主义的滥用。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司法机关必须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我国的制刑权、量刑权、行刑权得以人道地行使,使刑罚人道主义原则得以有效地贯彻和落实,使之真正成为一种法律信仰,从而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司法实践并实现其存在的价值。     

人道与异化的对立——对文艺复兴人道主义的一个考察

哲学应该研究人。人的哲学,即把人当作哲学问题来研究,在我国还刚刚开始。人道主义和异化,是两个在人的哲学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概念。人道主义有没有历史继承性?有没有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人怎样克服异化?人道与异化有没有内在联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在联系?这些都是人的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考察文艺复兴人道主义这一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人道主义的典型形态,也是一个途径。本文认为,文艺复兴人道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内涵着一个理论性的问题,可称为:人道与异化的对立。研究这一“对立”,对我们探讨上述问题是有启发的。     

抽象人的突破与历史的"人道"建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再解读

通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再解读,我们可以发现,人道主义构成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创立过程中的重要资源。唯物史观之所以是一种科学的理论,就在于它扬弃了人道主义对抽象人、人性和理性的崇拜,确立起实践的社会历史观念。与资本主义人道主义不同之处在于,历史唯物主义通过扬弃人道主义哲学在历史观、世界观、伦理观和价值观上的先验性,确立起了革命的、现实的和具体的人道观念。对于"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来说,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人道"观念将会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     

经济理性的限度及其扬弃

经济理性在本质上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经济理性虽然使人类克服了愚昧,摆脱了贫穷,但其并不能无限制的膨胀和使用。经济理性在本体论和存在论上都存在着限度。生态理性是将大自然的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融为一体,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和谐的理性。经济理性超出了其合理性限度就会转化为非理性,带来负面效应。当代经济理性的不断扩张的非理性逻辑正大盛其行,因此必须扬弃经济理性,发展并实施生态理性,从而避免导致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出现。     

技术的理性与非理性——关于技术合理性的思考

技术活动在本质上是合乎理性的,但也不能完全摆脱非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非理性因素对技术发展起类似催化剂的作用。技术的合理性不仅仅是指技术合乎理性,同时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技术的理性和非理性是技术现实生存的两个维度,理性和非理性的综合效应贯穿于技术活动的全过程。只有在历史的视野中把握理性与非理性的张力,才能正确理解技术合理性问题。     

论人与游戏的关系在现代哲学论述中的两次转向

分析了人与游戏的关系在现代哲学论述中的两次转向:第一次是指康德与席勒等人将游戏带入理性驾驭之下的"人玩游戏";第二次是指尼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的不受理性支配的"游戏玩人".从人与游戏关系的两次转向中,我们对人的存在和游戏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思考.     

古希腊人性观念的三重假设

在古希腊思想史上,有关人性的认识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大体上,依时间先后,形成了神性人、理性人和自由人三重假设。神性人假设存在于荷马时代和古风时代,认为人是神的创造物和实现神意的工具,神性人的本质是感性的人。理性人蕴育于古风时代,盛行于古典时代,认为人的本质是理性,其实是将人的根本归结为城邦政治。自由人盛行于希腊化时期,认为人的本质是精神自由。     

科学与人文

希腊—西方的人文理想始终贯穿着自由的理念 ,其人文形式是科学和理性。科学作为西方的人文 ,是自由的学问。近代西方发展起来的“唯人主义” (人道主义 )人文传统 ,由于把世界置于一个以人为原点的坐标系之中 ,有可能从根本上背离“自由”这个古典人文理想 ;西方近代科学作为希腊科学传统的继承者和现代工业社会的奠基者 ,不仅保留了理性形式和自由精神 ,而且增加了实用的目的 ,以其效用服务于人类。在某种更深的意义上 ,近代科学的两大传统———理性与经验共同受制于技术理性这种新的理性形式。事实上 ,近代科学与人文一方面随着专业化和学科分化而互相隔离 ;另一方面又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基础。弘扬科学精神 ,弘扬的应是本质上就是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 ,亦即自由精神     

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变奏：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行为研究

社会理性选择理论对当前我国所发生的种种社会行为是否具有解释力？为什么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一县城一农村往返流动的链条上选择县城定居？是理性还是感性？该行为对社会结构、社会变迁及城乡一体化有何影响？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对新生代农民工县城定居行为进行研究。文章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是新生代农民对城市生活边缘化本质反恩的理性行为、是从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到社会理性发展的理性行为、是为获取城乡两地资源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是“差序格局”感性化与家庭策略理性化的复合行为。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行为是从个人与家庭两个层面为起点而不是单纯从个人层面出发,新生代农民工县城定居行为在微观上是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变奏,宏观上对社会结构、社会变迁有重要影响、对城乡一体化战略实施有重大意义,同时,该行为存在一定的风险需从户籍改革、发挥社会工作者作用等多层面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县城定居的社会支持系统。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科学内涵与现实意义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国理论界先后发生了关于人道主义、人文精神和“以人为本”的争论,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研究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实践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历史上人道主义所包含的人道思想、人道原则和现代社会意识形式等优秀成果,与社会主义制度和理想相结合所形成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新世纪新阶段,深入研究和大力宣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对于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