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不满为诗言满难为诗

中国诗歌短小精悍却意境幽远。虽然很多诗歌都有了英译文,但由于中西方的美学基础和传统不同,所以并非至善至美。从“道”及“逻各斯”的角度谈汉诗英译,可以为汉诗英译提供一种新的认识。     

论诗歌翻译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的翻译就是把原诗的形式与内涵用另一种语言忠实地再现出来 ,使目的语的异国读者能够从译品中尽可能获得与出发语读者相同或相似的共鸣和美的感受。诗歌的翻译在一定限度内是可能的 ,但是诗歌翻译中的不可译因素是客观存在的 :诗歌形式移植中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文学形象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语言修辞手段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节奏韵律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诗眼”的文学内蕴移植中的不可译因素。     

试论唐诗中的“比兴体”--兼论诗歌多义性的可解与不可确解

"整体的比兴"是意在言外的表达方式。唐诗中大量双关、隐喻实现了言与意的精彩照应,形成了"比兴体"。它有多义性的特点,但多义中又有可解与难解或不可确解之分。诗歌多义性的不可确解,是诗歌在多义性之可解基础上的又一次进步。从多义性的易解到难解,正好反映出诗歌及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写作意图从单纯到复杂、作品意蕴从单一到丰富的进程及阅读理解阐释过程中的语境限制与自由发挥。     

似不可译而必须译似可译而不能译

诗歌一类文本似不可译而必须译,广告一类文本却可能似可译而不能译。"可译"与"不可译",是基于由源文至目的语翻译难度而作出的判断;"必须译"与"不能译",乃至"怎样译",是根据翻译的社会需求而作出的决定。不同文体的社会需求各有特点,其翻译应采用不同的原则与方法。     

从“诗言志”论诗歌翻译——以英国诗人豪斯曼诗歌四首汉译为例

诗歌翻译从理解"言"开始,不可得"志"而忘"言"。译诗之道在于用译入语还原原诗,力求形神兼备。"译诗民族化"能兼顾两端,使二者结合起来。因此,译者如果能正确把握原诗的"言"和"志",再辅以正确的翻译理论,应该能够达到较为理想的境界。本文所举四首译诗就是把"正确理解诗歌的‘言’和‘志’"与"译诗民族化"相结合的一种尝试。     

得与失：Bassnett诗歌翻译移植观的再思考

当谈到诗歌翻译的时候,我们更多论及的是诗歌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而很少关注诗歌翻译的得与失。可译与不可译不是绝对的,得与失也是相对的。Bassnett在其文章中指出诗歌翻译不是失,而更多的是得。诗歌翻译无疑要失去一些东西,但同时也肯定会得到一些。得与失的评价者应该是目标语读者。得与失是一个不确定因素,这也是为什么Frost,Bassnett和Brodsky在阐述得与失的过程中没有确定＂what＂所指的原因。     

戴着脚镣的舞蹈——谈诗歌翻译不可能的可能

诗,是艺术性最强的语言艺术。故诗歌比起其它文体来说,翻译难度要大。就诗歌翻译来说,其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并存。但诗歌翻译却是"不可能的可能"。从汉诗和英诗的各自特点出发,并分析了阻碍互译的潜在因素,希冀借助文化、诗歌语言的本体特征对英汉诗互译作尝试性的认识。     

从关联的翻译理论看形式的可译性

长期以来,在译学界一直存在着"形不必译","形不可译"的说法,但是随着翻译研究的发展.这种说法逐渐被换否定.本文首先分析了形式对于某些语篇,特别是文学作品的重要性,从而说明形式再现的必要性.同时借用关联的翻译理论,说明形不是不可译的,即使诗歌的形式也是可译的.在翻译中,译作只要达到对原作的信度和效度的趋同,就是成功的.     

论诗歌的“移植”翻译——以庞德诗歌译本的文化“迁移”为例

诗歌翻译历来是文学翻译中的难题。翻译的文化研究理论为诗歌翻译开辟了新视角,使诗歌在不可译争论的困境中展现了生机。诗歌"移植"研究认为,诗歌并非不可译,却需译者将诗歌从语言符号中解放出来,为诗歌的种子寻找适合的新土壤,使其自然成长、开花结果,进而成为目的语文学系统中的奇葩。本文通过研究庞德诗歌译本中的文化"迁移"现象,说明诗歌翻译的"移植"策略:在目的语中寻找空白,确定诗歌移植的适合土壤;解构诗歌组成要素,确定首要还原要素成为移植种子;深入体会原诗诗境,采用有机翻译过程,令译诗自然成形,成为形神兼备的有机整体。     

论英译中国古典诗歌的不可译性

对传统的诗歌绝对可译和绝对不可译的观点表示不敢苟同,而赞同辜正坤先生提出的全可译因素、半可译因素和不可译因素之说。重点在于从诗歌的音韵、节奏、韵律、表达形式、创作风格等方面论述中国古典诗歌的不可译性;目的在于通过对中国古典诗歌不可译性的探究,试图找出一种解决方案——以达意为主。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论质证实现的保障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质证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在对抗中澄清争议,发现案件真相,使庭审不走过场。然而,审判实践中质证大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往往流于形式,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其症结在于:我国缺失有关质证权实现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来源于: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和相关配套措施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