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股份公司”理论与“和平过渡”说南辕北辙——“断章取义：颠覆马克思主义的陷阱”剖析之二

《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用断章取义等手法把马、恩关于＂股份公司＂的论述曲解为＂和平过渡＂与＂民主社会主义＂谬论硬塞给晚年的马、恩。从早年《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到晚年的《资本论》第三卷等一系列代表作中征引马、恩的原话可证明：他们倾毕生之力建构其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严谨、完整、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倾毕生之力与所谓＂和平过渡＂及＂民主社会主义＂谬论作绝不妥协的斗争。他们关于股份公司的论述,核心是剖析其＂剥夺＂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本质;并作出＂剥夺者就要被剥夺＂的预言。这一切证明：＂抛弃＂马克思主义,兜售民主社会主义绝对不是晚年的马、恩。这恰恰是《陨落》一书的要害所在。     

恩格斯关于议会斗争的论述是“改变”“革命路线”,还是调整革命策略？——“断章取义：颠覆马克思主义的陷阱”剖析之三

《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结束语＂中说：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暴力革命的道路,主张通过＂议会道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它把从《〈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摘抄的只言片语凑在一起,造成连贯文章的假象。据恩格斯同一文章,全面概括其思想体系,完整引证作总体解说,便可拆穿《陨落》的谎言及其断章取义导致颠覆原意的恶劣做法。从而证明：马、恩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是其终生为之奋斗的纲领。致力议会斗争只是针对特殊条件所作的革命策略的调整。《陨落》此举,依然是挖掘颠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陷阱,以达到其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     

颠覆马克思主义是为了推销民主社会主义——“断章取义：颠覆马克思主义的陷阱”剖析之四

《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颠覆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把水搅浑,把美欧等国为＂样板＂的资本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曲解为其所兜售的＂民主社会主义＂;旨在把中国引入歧途。根据历史发展态势与趋势,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及其认同的美欧资本主义＂样板＂,原本就异态同质。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却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精义不断继承与发展,和它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存在着本质区别。《陨落》一书之所以采用＂断章取义＂等方法构筑陷阱,是要钻我们学风中不重视读原著、也不求甚解的空子。     

关于“人道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解读

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众多研究者中,马尔库塞在其《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一文中率先提出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他认为人道主义思想是贯穿马克思所有著作的基本内容,并且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劳动思想,片面强调自由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化实际上是一种存在主义的解释。     

伦理学界光荣的历史使命

<正> 胡跃邦同志的十二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历史任务,确定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方针;并且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上作了精辟的阐述,这就给道德科学或伦理上提出了新的历史使命。报告阐明了共产主义道德在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阐明了共产主义道德也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这是对马、恩     

毛泽东思想是与时俱进的典范

民主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加强民主制度的研究和建设,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哲学是推动社会变革和发展的理论先导,哲学的解放的重大意义和着力点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李铁映同志在《论民主》（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哲学的解放与解放的哲学》（《哲学研究》2005年第1期）中对这两个方面都作了系统的阐述,其核心思想和观点与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些提法吻合,至今依然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和指导意义。本刊于2010年第8～12期开辟＂民主与哲学的解放＂专栏,就＂党内民主建设＂（详见本刊2010年第8期第44～51页）、＂发展基层民主＂（详见本刊2010年第9期第47～58页）、＂学习型政党建设＂（详见本刊2010年第10期第34～44页）、＂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交流＂等五个方面组织笔谈。本期遴选推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主题,约请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共湖北省委党校、吉林大学的专家学者,就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等问题展开研讨,并刊登《哲学的解放与解放的哲学》原文及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的最新研究成果,以飨读者。     

“同时发生”的观点只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讲过吗?

《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5期发表的袁亚愚同志《“社会主义不能单独在一国获胜”并非马恩的观点》一文,指出马、恩正是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论证并提出了关于欧美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首先(但非同时)发生和取得胜利的理论。这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但文章说,“同时发生”的思想,只是在恩格斯草拟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有过的思想,从《共产党宣言》起,就被其它相关的观点和表述代替     

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集体所有制?

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也是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有关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本质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必须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对此,理论界有不同看法:一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公有制是指全社会所有制,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没有提出“集体所有制”的概念;二是认为马、恩著作中虽然没有“集体所有制”的概念,但存在这一概念的实际内容;三是认为马克思曾经明确提出过“集体所有制”的概念;四是认为马、恩已经完整地预见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一开始可能是单一的公有制形式,也可能是两种公有制并存。我认为,上述观点都没有准确地反映马、恩的本意。     

马克思“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解读

＂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是马克思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称《手稿》）中表述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围绕人的＂类本质＂的话题由来已久,相关论述在费尔巴哈那里就有充分体现,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批判地继承,作为一个重要论断在《手稿》中进行说明。该命题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是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之精华,是马克思实践观、哲学共产主义等思想之源头之所在。正因如此,对该命题进行梳理,厘清其内涵及逻辑线索,进而明确其理论意义和时代价值,就为必要之举了。     

“四人帮”鼓吹“阶级关系大变化”是为了篡党夺权

长期以来,“四人帮”出于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打着“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正确路线代表”的旗号,肆意歪曲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大造反革命舆论,所谓“阶级关系大变化”论,就是一例。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阶级关系及其变化是需要认真加以分析研究的,这是革命斗争的需要。我们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就要注意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伟大     

理解、把握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理论意义的几个视角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自觉划清＂四个重大界限＂,不仅具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顺利开展＂十二五规划＂的现实意义,也具有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的重大理论意义。深刻把握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的理论意义,必须从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理论本身的辩证关系视角去理解;必须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去理解;必须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视角去理解;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视角去理解。只有深刻把握了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的理论意义,才能在社会实践中从容应对＂十二五＂时期面临的新任务和新挑战。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交往形式”理论新释——析“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的观点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进程中，人们普遍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的交往理论起着基石的作用。但就其如何具体体现这一作用，则意见不一。绝大多数学者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在此时对“交往形式”的论述等同于“生产关系”，以此说明这一基石作用。笔者认为，“交往形式”有其自身的内涵和理论地位，把它等同于“生产关系”是对马、恩交往理论的一种误解。本文拟就在论述马、恩交往理论及其在唯物史观发展中作用的同时，力图纠正这种误解，并揭示这种误解的原因以及可能带来的危害。一、交往及其类型我国理论界普遍…     

科学社会主义及其理论创新规律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反思

近年来,我国学界在马克思主义理解上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为何物("马克思主义不是"三个组成部分)"的讨论,这里涉及的是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①另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何伟先生的《斯大林模式今天怎样影响我们》(《炎黄春秋》2010年第8期)与徐崇温先生的《论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区别》(《红旗文稿》2010年第8期)的争论就突显了这个问题。以上都涉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何文指出徐文"主要内容是讲民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但对‘科学社会主义’只字未提。可是文章标题中用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两者是同义语、还是有区别,就不得而知了。"何伟先生不同意徐崇温先生的观点,用斯大林模式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来回答,也未讲科学社会主义是什么。这里涉及两个范畴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辩论清楚:一个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这里涉及的是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的问题;另一个是议会民主的问题,它涉及的是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前者是后进的民族或国家如何跨越发展的问题,后者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议会民主的条件下如何演进的问题。这是两个范畴的问题,虽然都涉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但它们各自遵循的是不同的规律。在讨论中,使两个范畴的问题混淆,就影响了我们的理论思维,造成理论的混乱。为此,我们分开来讨论。本文先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及其规律问题,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基石与基本特征——《论民主》绪论

民主是个古老而又非常现实的话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李铁映同志的《论民主》（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一书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填补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大空白,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研究的奠基之作。它对于新时期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此,刊登《论民主》绪论原文,方便读者由此领略作者的深邃思想和全书主旨。     

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生命力

如果说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问世时,共产主义被视为在欧洲徘徊的“幽灵”,那么,经过一百四十多年世界历史的发展,共产主义在当代世界已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现在看来,在共产主义已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之后,特别在有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教训之后,武器的批判同样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况且,当代关于共产主义的新神话也指向了批判的武器本身.借口当代社会主义实践和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中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又借口马克思主义创立于十九世纪,歪曲马克思主义是“僵化的”、“封闭的”理论,便宣称马克思     

中国民主化历程论纲(下)

八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和民主理论在中国传播,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战胜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民主理论,并取代它的地位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斗争和人民的比较选择过程。首先是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斗争。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为了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思想和民主理论,曾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进行了“问题与主义”和“关于社会主义”的两次大论战。1919年7月,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鼓吹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反对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李大钊于同年8月发表了《再论问     

“万丰模式”与“潘强恩现象”的启示

本期发表的《共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新选择》、《万丰模式:社会主义共有制与共同富裕之路》两篇文章,是农民的论文。作者(或主要执笔者)潘强恩,现任广东宝安沙井镇万丰村党支部书记、万丰发展公司董事长。近十年来,他在党的基本路线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和党支部一班人一起,带领全村农民,大胆实践探索,改革农村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走出了一条壮大集体经济,家家共同富裕的路子,创造了崭新的农村经济新体制——“万丰模式”。与此同时,潘强恩努力钻研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理论,在总结万丰村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先后撰写了一批理论文章,阐述自己对农村改革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思考,提出了以“社会主义共有     

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

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关于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翻身求解放的科学,是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马克思主义问世已经一个半世纪了,尽管她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围攻、漫骂、禁锢、歪曲…     

关于“社会主义异化论”的几个问题

193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朗兹胡特和迈耶尔首次出版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声称异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引起了学术界对异化问题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一度出现了“异化热”。六十年代中期,东欧和苏联一些学者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异化的问题,并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同时,所谓西方“马     

现代性价值：从“实体之自由”到“关系之和谐”

现代性有两种版本,一种是资本主义现代性,一种是社会主义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最高价值追求是“个体自由”,其理论旗帜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最高价值追求是“社会和谐”,其理论旗帜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预设了现代性价值由“实体之自由”发展到“关系之和谐”的历史必然性。正是这一必然性,为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实践中重建社会主义现代性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