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武汉募捐特点研究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武汉成为中国抗战的中心.在中央、湖北省地方政府和各社会团体的共同参与组织下,武汉的募捐活动呈现出新的特点.在募捐的组织上,整合各种力量,成立专门负责征募的组织;在民众动员上,宣传活动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各种募捐运动此起彼伏,各有特色.这一时期武汉的募捐运动为以后其他地区开展征募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也揭开此后以重庆为中心的整个国统区大规模募捐运动的序幕.     

辛亥革命时期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

辛亥革命前武汉地区的工人队伍主要分布在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官办、官商合办企业,他们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开展了各种斗争。辛亥革命时期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除仍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保障人身安全为主外,还具有同盟性罢工、工人团体和政治色彩鲜明等新特点。武汉工人运动是辛亥革命时期"民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人们积极参加了武汉地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为辛亥革命高潮形成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同时,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组织在武汉的成立及其所领导的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乃至大革命时期武汉革命运动中心的形成积蓄了革命力量,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尊师”与“献金”:战后上海市教育局的“尊师”困境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经济形势日趋严峻，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情况尤为严重，物价指数与工资严重脱节，公教人员大受影响，引发市立中学教师怠教。以市校教师怠教事件为契机，上海市教育局发起成立尊师运动委员会，“尊师”运动开始发轫。运动开展后，上海市教育局与尊师运动委员会互相配合，教育局以“尊师金”担保贷款并发起募捐，尊师运动委员会以“尊师”为号召广泛发动义募，成为当时舆论焦点。市政当局不遗余力，明星名人上阵义募，万名学生沿街劝募，尊师募捐掀起高潮。政府主导的“义募”带动了社会自发的“自募”,“募”的热情大大激发，而“捐”的热情却难升华。募捐本应出于自愿，在尊师运动中，屡屡出现学校借尊师之名强令学生家长“献金”之事。随着以“尊师”为名之“献金”由私校扩展到市校，“尊师金”变为了上海各中小学常规性的征收款项。“尊师金”变“捐”为“收”,由自觉性募捐成为公开性收费，尊师运动发生“变奏”。为改善和提高教师待遇，借着尊师运动这股东风，上海市教育局决定由市立学校公开向学生家长征收“尊师金”。教育局出台公开征收尊师金政策，遭到家长和舆论的强烈反对，仅仅一月即在市参议会议决下停征。捐款分配矛盾重重，强制“献金”不...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武汉抗战时期募捐

武汉抗战时期,国内各阶层民众国家意识的觉醒促进了国民政府中央权威的确立;为适应抗战需要,国民政府放松了对民众团体的控制,这些都为进行有效的社会整合创造了必要条件。在武汉发动的几次募捐运动中,国家整合与社会组织整合两种方式同时进行、互为补充,既发挥了国家政治核心的动员能力,又充分利用了社会组织广泛联系民众的纽带作用。通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条路径进行整合,从而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各种募捐运动均取得良好的效果。     

公益募捐让“政府之手”退居幕后

今后，云南省的政府部门将退出公益慈善募捐市场，除发生重大灾害外，政府不再参与社会募捐。这是全国首个明确作出此类规定的省院（7月19日《京华时报》）政府退出公益慈善募捐市场，至少包含了两层积极意义：一是政府不再作为募捐主体开展募捐，二是政府不再指定募捐对象，“这也意味着，云南所有的基金会都可以公平地募捐。”     

为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奠基——南方局开展中间党派统战工作的历史功绩

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是1939年1月至1946年5月中共中央派驻国民党统治区中心重庆的代表机关。它的主要历史使命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同时领导南方国统区和沦陷区党组织的斗争。由于国民党限制中共在国统区的活动,所以南方局的组织是秘密的,其活动是在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等合法机构的掩护下进行的;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和王若飞等南方局负责人也以中     

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南方局争取地方实力派概况(初稿)

抗战期间,四川是全国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重庆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我党南方局也设在这里。因此,四川,特别是重庆,成了党领导抗日民主力量同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斗争的重要阵地。在这场斗争中,我党南方局在争取地方实力派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成绩显著。 一九三八年八、九月间,日军逼近武汉,我党长江局于十月由武汉撤至重庆,改名南方局。一九三九年一月,中央复电批准了南方局的组成名单。南方局是党中央在国统区的派驻机关,直接实现党中央对国统区人民抗战的领导。因此,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包括争取地方实力派在内,坚持抗战,是其主要任务。 武汉失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共降日倾向日益增长。此时,四川党的组织自抗战开始以来,已逐步得到恢复与发展,党员已近四千人。这使国民党顽固派极为不满。以此,他们在一九四     

试论抗战初期党对武汉抗战文艺运动的领导

抗战初期,武汉一度成为全国抗日文化运动的中心,抗战文艺运动如火如荼、蓬勃发展。这一局面的形成,正是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进行正确领导的结果。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向我国发动了全面进攻。上海南京沦陷后,成千上万的抗日青年,文艺界、教育界、科技界的无数知名人士,各种抗日宣传队、救亡演剧队、文化工作队,战地服务队等,由东北、华北、华东沦陷区云集武汉。全国十八个著名戏剧团体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戏剧界代表人物来到了这里。面对这么多的文化流亡人员和群众团体,如何把各方面的爱国力量组织起来,结成广泛的抗日文艺统一战线,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服     

中国共产党与桂林文化城的开辟

抗日战争时期,更确切地说是从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到1944年9月湘桂大撤退的6年间,广西桂林以“抗战文化城”蜚声全国。当时云集桂林的“文化人数以千计,闻名全国的也不下二三百人”;众多的抗日进步社团、报刊、出版机构十分活跃,抗日救亡运动和文化事业云蒸霞蔚,空前繁荣,成为国统区抗战文化最主要、最活跃、最有成效的中心阵地。它同重庆、昆明等地的抗     

抗战时期重庆邮政刊物述评

邮政是政府设置的为大众传递信息和提供与之相关服务的社会基础性机构。抗战时期,随着邮政机构迁入重庆,重庆成为大后方邮政的中心,体现了全国邮政业的水平。战时重庆创办有邮政综合、邮政金融、邮工、集邮等多个类别十几种邮政刊物,为邮政业发展的显著标志。通过对各邮政刊物的提要钩玄、简要评论,摸索抗战时期邮局业务、邮工的团体和生活、集邮团体和活动等重要情况,探究战时全国邮政业特别是重庆邮政的发展状况、重要人物、影响力等。     

武汉抗战时期的武汉帮会

武汉抗战期间,武汉地区的帮会得到进一步发展。武汉地区的帮会可分为当地帮会和外地帮会两大部分,其活动具有主客帮会和平共处、积极支持抗战、亲近国民党等显著的时代特征和鲜明的政治色彩;但部分反动帮会勾结敌伪、卖国求荣、强取豪夺、牟取私利,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危害。通过对武汉抗战时期武汉帮会的考察,可以得出两点启示：第一,帮会是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在民族抗战的感召下,绝大部分帮会最终站在了抗日的立场上。整个抗战期间,帮会在“抗日高于一切”“保卫家乡”“保卫祖宗坟墓”的口号下,创造了许多奇迹。第二,帮会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明显的落后性及巨大的破坏性,极易被反动势力操纵利用,成为阻碍社会历史进步的反动力量。对此,应予以高度的警觉,必须对帮会进行彻底改造,直至其消灭,切不可与其沆瀣一气。     

武汉城防战备与保卫大武汉

武汉地方军事当局自“九一八”事变起即按照国民政府的统一部署,开始了武汉城防战备。根据武汉第一个对日战备计划——1932年制定的《歼灭日人在汉武力计划》,1937年武汉抗战前夕制定的《武汉防空演习工务实施方案》、《武汉警备计划及必要时之处置》（1936年）、《武汉附近非常时期防卫计划》（1937年）、《武汉行营对于武汉附近非常时期防卫纲领》（1937年）、《武汉城防作战计划》（1937年）等多个计划的内容及执行情况,分析论述武汉城防工事及周边野战工事的构建,战时交通通信体系,防空体系,城防作战部署的完善等内容。武汉的城防战备绝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一个城市孤立的战备,应把其放在1937年12月开始的武汉抗战的大背景下去审视,去探讨其本身的规律,去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从而扩大武汉抗战历史的研究范畴。     

政治科学与武汉大学--献给武汉大学建校110周年

政治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在武汉大学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从1 92 3年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首开政治学课程 ,到 2 0 0 3年获得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并通过政治学 (一级学科 )博士后流动站评审 ,整整经历了 80年。其间 ,停停办办 ,分分合合 ,既有解放前由周鲠生、李剑农等著名学者带来的辉煌 ,也有解放初期的低沉消落 ,更有今日以刘德厚等知名学者所引领的政治科学研究的繁荣。政治科学在武汉大学的发展 ,就如同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一样 ,在经历了波折之后 ,正稳步向前发展。     

论武汉城市郊区化

在新一轮的城市化建设中，武汉市政府及城市规划部门应把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网络状的城镇体系作为发展目标。对此，应有总体发展的思路和目标，即以推进城市郊区化和郊区城市化为核心，把卫星城和小城镇建设作为带动郊区城市化的重点环节，完善卫星城功能，加快小城镇开发建设步伐，形成对市区人口和农村人口有双重吸引力的城镇体系，促进人口和产业的合理布局，显著提高郊区城市化水平，促进城郊体系进一步完善和城市发展质量不断提高，构建起现代化特大都市的基本框架。     

陈独秀与武汉

五四时期,从对武汉地区青年进步团体的思想影响,到直接指导武汉地区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为武汉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大革命时期,一方面,陈独秀争取对大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一方面则是执行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错误策略;抗日战争时期,在武汉、重庆宣传抗战思想的言行,表明晚年的陈独秀,至少是一位保持了晚节的政治思想家。     

武汉抗战及沦陷与武汉市政的衰败

武汉抗战期间由于日机的轰炸,武汉市政府主要忙于防空建设和防空事务,没有办法按规划进行城市建设。武汉沦陷后,尽管在城市建设的规划和实施上,在市政管理的具体措施上,武汉伪市政府与前市政府在形式上有明显的继承性,而其实质却是在围绕日本的战争机器运转,服务于其侵略目的。总体而言,由于日本侵略和占领武汉,在七年之间,武汉市政建设和管理出现了严重的倒退,大部分的市政设施严重受损,屈指可数的建设成果与市政损失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在日军特务部（联络部）的指挥下,伪市政府无市政独立和统一可言,无论在城市建设还是城市管理上都体现了十足的奴性。     

武汉方言的谐音隐实示虚趣难词

武汉方言有大量的谐音隐实示虚趣难词,占《武汉方言词典》中是4.3%。该词典对这些词义理据不能解释,或错误的解释成比喻,或错误的以为是有音无字的同音代替。     

武汉城市个性探讨

21世纪的城市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形象力的竞争。探讨城市个性,明确城市特色,塑造城市形象,强调城市品牌,彰显城市魅力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研究及相关领域关注的主要话题。关于武汉的城市形象(个性定位),众说纷纭。文章从武汉三镇的自然条件、武汉城市的起源、发展和繁兴过程以及江湖形成的码头文化造就的武汉人的人文品性(精神)等几个方面探询武汉的城市个性;通过研究分析,笔者认为:武汉坐拥两江,怀抱百湖,最具特色的要素是水;武汉的个性定位即武汉城市形象可概括为江湖水城。     

试论武汉的早期现代化

随着1861年的汉口开埠，武汉日益成为一个外向型通商港口城市，近代西方工业文明开始传入，武汉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向近代转化，武汉早期现代化进程由此开始启动。1889年起张之洞在武汉18年的洋务兴革，兴建了武汉近代工业体系，继续巩固和发展武汉的商业优势，建立了近代市政体系和近代教育体制，使武汉的早期现代化发展跃上了一个新台阶。武汉早期现代化的历程具有其独特的风貌，对今天建设武汉仍然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