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生员及其相关概念辨析

本文通过对生员与绅士、士大夫、文人等不同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具体的考辨 ,指出生员是绅士、士大夫、文人的一员。作者认为 ,自明代中期以后 ,由于生员人数的不断增加 ,生员已从绅士、士大夫中分离出来 ,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而对生员层的研究 ,也必须从教育、官僚体制、社会经济诸面予以综合的考察 ,方可得出比较全面的结论。     

就明代进士祖上的生员身份与何炳棣再商榷——以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爬梳,确认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出身少的现象乃史籍缺载所致。事实上,明代生员概率接近常态;何炳棣采集的史料若特指生员而言,其来源本身就有局限性,由此统计的数据不宜当作明代进士社会流动率高的一个依据。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在讨论明代B类进士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身份的有限记载,主要来自民间的《进士同年录》而非官方的《进士登科录》。生员身份是否有资格作为进士家状的基本内容之一,必载于或应载于《明代进士登科录》?若是,又始于何年?作者求教于方家。     

断裂与传续:元代徽州路仕宦家族的演变

元代徽州路的仕宦家族伴随着蒙元统治在地方社会的巩固而逐渐出现,他们通常凭借着军功、出身和荐举等路径走上仕途,这使他们相当重视家庭出身、家世渊源以及家族之间的社会网络。休宁吴田吴氏家族、西门汪氏家族即是其中的代表。这些仕宦家族在元明易代之际大多遭受了巨大的打击,面临着断裂和溃散的命运,他们当中只有少数能够在明代传续昔日的荣光。但与此同时,他们却成为后代重要的历史记忆,为之后的宗族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素材。     

传扬文化——改朝换代时仕宦文人的另一种选择

仕宦文人,是中国封建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封建政权的更替,自然就成了仕宦文人的化学试纸,或者一捧上天,或者踩入地底。后来的评判者,多从政治道德而推及个人人品,很少把仕宦文人的生命和文化传承联系起来进行考量。本文通过史实说明,仕宦文人忍辱惜命,对传扬文化更为重要。     

汉代少吏的社会待遇与生活形态

汉代"少吏"是汉代官僚结构中的低级官吏。汉代少吏享有的社会待遇包括赐钱、赐金、赐爵、赐肉、赐酒、赐食,增俸及休假等内容。汉代少吏的社会待遇与汉代少吏的选拔资格、升迁制度之间形成一个有机的、协调的、动态的、整体的制度运行系统与平衡机制,从而为汉代少吏创造出一种优质的生活形态和仕宦秩序。作为反馈,汉代少吏大多廉洁奉公,恪尽职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实现了切实的国家治理。     

关于晚明竞奢风气的一点看法

晚明是一个竞奢时代,其竞奢之风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与晚明商品化生产发展相始终。明代奢靡之风肇始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商品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与"乡里人民"经济状况的改善,给人民的生活享受提供了条件,明代社会风气随之发生变化。从成化到正德的数十年间,是明朝士大夫们最感优异的时代,无论是政治生活还是物质与文化生活都十分惬意,随之社会生活中奢靡之风逐渐兴起并发展起来。其实明朝中叶以后,人们不断批评奢靡,但几乎所有人又都在享受奢靡,似乎批评奢靡成为一种不可少的程式,而并非一定要去改变这种现象。这也是晚明奢靡风气不可改变的重要原因。     

浅析明代香料的进口贸易

香料在人们心中与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它们的芳香代表了愉悦、美味和精致的生活。由于人们对其巨大的需求,历来为古今中外的商人所青睐,在世界贸易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本文考察明代香料的需求市场,重点分析明代进口贸易对香料的供应,详述香料进口贸易的几种方式,以及香料对明代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     

明代社会变迁时期生活质量蠡测——基于一种综合的考察

明代处于一个社会变迁时期,其间生活质量的高低呈现出一个动态的变迁过程。因所处社会地位的不同,明代各社会阶层的生存状态乃至生活质量差异甚大,明显体现出一种等级性的差异。若从各阶层的生存状态及其生活质量、生活质量的等级层次两个方面展开讨论,明代的生活质量可以厘定为富贵奢华生活、富裕小康生活、温饱生活、贫困生活及贫困线四种生活状态。明代的生活质量具有以下两大特点:一是生活质量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不但体现为贫富差距这一社会阶层的差异性,而且体现为南方与北方的区域差异性,甚至城乡生活日渐凸显出二元的结构。二是生活质量的波动性。这种波动性,主要体现在承平时期与战乱、灾荒之年,百姓的生活质量迥然有异。     

论明代中后期海外贸易思想

明代中后期,开放海外贸易论者肯定海外贸易对沿海地区财政和人们生活的重要性,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海外贸易管理政策。本文通过分析明代中后期开放海外贸易思想的主要观点及其本质,揭示了明代中后期海外贸易思想的发展轨迹以及它对社会发展的历史导向。     

生活哲学视阈的禅宗意旨探析

作为最典型的中国化佛教宗派,禅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密切相连;结合中国禅宗史及其当代发展来看,禅宗之所以能在明代以后,在已经融合型的汉语系佛教中占据主体地位,并在当今社会仍具有极强的内在生命力,与其宗旨、典籍的语言风格、教化方式中所蕴含的生活智慧,以及简单易行、贴近民众的现实向度等因素是有很大关联的。     

编后语

正下卷重点推出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论文。如何评价日常生活,生活质量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明代的社会经济变化较大,如何判断明代社会变迁时期生活质量,明代生活史研究名家陈宝良作了综合考察。日常生活与社会空间栏目下发表三位日常生活研究专家的论文。李志生通过考察唐代妇女的佛教功德活动,就"立塔写经"与"内外之际"提出看法。许哲娜以近代致意礼变迁为中心,考察全球化视野下的礼仪、身体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胡悦晗探讨了民国时期上     

家礼与家族整合:明代东山葛氏的个案分析

明代山东德平葛氏家族因为"三朝尚书"葛守礼的崛起而成为当地的望族,葛氏家族典型地体现了科举时代新仕宦阶层家族成长和发展的一般特征.为了承家久远,葛氏家族缘俗制礼,制订了<家礼摘要>,并利用家礼来敬宗收族、凝聚人心.通过解析葛氏家礼的撰述与实践,探讨家礼如何在不同时间营造出有利于家族联谊的"关系性空间",如何构建具有广泛包容性的血缘网络,并达至家族整合的目标.由家达乡,家礼最终是实现中国传统社会家邦和谐的"治世工具".     

北朝天水赵氏宦居与乡里变迁

十六国时期,天水赵氏因仕宦后秦形成“京兆—天水”的“双家形态”。随着后秦衰亡,赵逸、赵温、赵迁三支分别进入赫连夏、仇池和江左,后又皆入仕北魏。在北魏,赵逸、赵温二支皆宦居京师,但分别葬于洛阳和天水,呈现出不同的乡里认同;赵迁一支,随仕宦而居,却归葬于家族在后秦开创的京兆小陵原祖茔。北朝后期,赵逸一支宦居北齐京城邺城,但以洛阳为乡里;赵迁一支,因仕宦西魏、北周,回归京兆乡里;赵温子孙在乡里认同上,则呈现出京城与天水的分歧。北朝天水赵氏的个案研究显示,北朝士族因仕宦而迁徙乃至移居京城可能已较普遍。     

江苏省靖江市：用“三化”标准打造老年人舒心家园

科学化打造的星级＂舒适小窝＂ 老年福利中心主体建筑由前楼、后楼和综合楼构成,前楼为自理老人寄养区,房间设置了卫生间、阳台,配备了电视机、空调,床头上安装了呼叫器,一按就可以唤来护理人员。后楼为介助、介护老人生活楼,入住生活需要护理的老人。一二层为残疾人托养区,三层为农村五保、城镇＂三无＂孤老供养区,四五层为特护区。特护区老人的床,为定制的可升降护理床,特护老人的房间之间,借助卫生间连通,以方便护理人员照顾。     

徙居洛阳求发展，家族盛衰岂由人——洛阳龙门新村出土隋卫侗墓志考释

卫侗墓志记述了河东卫氏中卫侗所属族支自卫进至卫文珩四代的仕宦与家族情况，反映了河东次等门第家族族支在南迁洛阳之后，随着北齐、北周、隋的朝代嬗替，在政治、社会地位等方面变迁，以及族支代表人物在北魏、北齐、北周、隋数朝的仕宦经历。卫侗所属族支是河东卫氏的分支，无法与中央核心阶层发生密切联系。因此，在进入北周、隋之后，家族地位急剧下降，家族成员的仕宦日益艰难。卫侗所属族支的变化反映了北朝末期至隋唐，旧有门阀家族势力的衰落，以及依附中央政权的新家族崛起的社会特点。     

试论明代的白银及其流通

明代的货币流通领域,主要在经济发达地区,白银逐步代替宝钞,并排挤铜钱,从而在较长时期内取得了主导地位。明政府的白银政策,国家各项收支中对白银的使用,也产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些,在明代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均有重大影响,值得研究。     

论唐代仕宦小说对官吏恶政的批判

唐代仕宦题材小说描写官与民二者的关系,可约略归结为三种形态:最高层次是为民谋利、爱民重生的清正贤明官吏,中间层次是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平庸误事官吏,最低层次是以权谋私、害民虐生的贪官酷吏.唐代仕宦题材小说对官吏恶政的批判,其中主要包括:枉法曲断、横取人财、弄权凶暴等表现形式.这在整个封建社会中有着某种典型意义,揭示了封建官僚体制的某些规律性,反照出人性劣根性及在仕宦领域的异化形态.从中国小说史思想承传的层面说,这些作品思想层次之高,思考问题之深,思维方式之独特,惩治方法之多样,对后代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当代文化角度观照之,其丰厚内涵仍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1400～1900,北京五百年来的城市生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中国史学发展的变化同步,美国中国学界不少专门从事中国乡村研究的学者开始转向中国的城市,韩书瑞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她的《北京的寺庙与城市生活,1400～1900》通过对以寺庙为中心的宗教信仰活动的分析讨论明清北京城内与城外、上层与下层、外地与本地以及不同种族的居民逐渐融合、形成城市认同的过程,显示了她研究北京城市生活的独特视角。     

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的丰硕成果——评梁志胜《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

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是卫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赋予世袭武官优厚的待遇，有利于卫所军队的军政建设，同时也埋下诱发卫所内部矛盾的祸根，对明代卫所制度的兴衰乃至整个明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明代军事制度乃至明王朝兴衰的认识，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然而迄今为止，只有很少的学者涉足这个领域，研究成果极为有限，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很不够，留下诸多的学术空白。梁志胜博士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的学术专著《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的出版，填补了这个空白。     

身份与权利:明代社会层级性结构探析

明代中国保持着帝制政治体制,同时又已卷入全球性大变迁,经济、文化思想领域皆发生巨大变化。在此情况下,社会组织的方式与状态是否发生了新异性、不可逆转的变化,构成理解该时代中国社会体系特点的突出问题。在前贤研究基础上,文章尝试以社会地位与社会权利为基本尺度来透视明代社会分层体系,认为:从明初到明末,贵族、士绅、庶民、贱民四层等级的基本结构状况并没有结构性改变;社会分层体系中的人身依附性社会关系趋于强化而非松懈;社会流动主要在士绅与庶民两个层级内部及这两个层级之间发生;明代中国社会还相当完整地处于帝制体系提控之下。明代中国处在变与不变的复杂纠结之中,要理解这样的一种社会状态与演变趋势,还有许多复杂的理论和实证问题需要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