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间代"长诗写作的创造空间

在"中间代"诗人的创作中,长诗写作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从中不仅可以发现"中间代"诗人个性写作的魅力,而且可以发现当代长诗写作开阔的创造空间.这是"中间代"对于中国当代诗歌艺术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对"中间代"长诗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间代"诗人的长诗创作是突破艺术成规和彰显诗人创造个性的诗歌写作,是对当代长诗写作的整体性提升.     

论“中间代”长诗写作的创造空间

在“中间代”诗人的创作中,长诗写作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从中不仅可以发现“中间代”诗人个性写作的魅力,而且可以发现当代长诗写作开阔的创造空间。这是”中间代”对于中国当代诗歌艺术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对“中间代”长诗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间代”诗人的长诗创作是突破艺术成规和彰显诗人创造个性的诗歌写作,是对当代长诗写作的整体性提升。     

新诗史写作:可能与限度

通过比较《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当代新诗史》《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这三部新诗史对食指和朦胧诗这一个共同问题的不同阐述,可以较深入地探讨新诗史写作中不同的写作立场、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带来的可能性和限度.这三部新诗史能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进入历史,为我们阅读诗歌营造了不同的氛围,对读者而言,它们是互补的,共同为我们阐释那一段历史,突现诗人诗作,使我们获得一种对历史的洞察和评判能力.     

"知识分子写作"诗歌流派的精神向度和诗学立场

“知识分子写作”是20世纪中国诗坛的一个诗歌流派,其群体中的诗人有着自己的美学观念和诗歌追求,但从诗歌发展的事实看,他们无可争议地呈现出相似的诗学立场。本文从诗人主体、诗歌与现实、诗歌本体和诗人与读者四个方面阐述“知识分子写作”群体的精神向度和诗学立场。     

白昼燃明灯,大河尽枯流——论当下作为“症候”的知名诗人长诗写作

针对当下一些知名诗人积极写作"里程碑式"长诗文本的现象,以柏桦《水绘仙侣1642-1652:冒辟疆与董小宛》、欧阳江河的《凤凰》、萧开愚《内地研究》、西川《万寿》等最近的几部长诗为例,可分析他们的写作抱负、写作特点、诗体模式和审美属性,以查看当前长诗写作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一是长诗文体创新的华而不实,他们所实验的元诗歌写作、史诗写作、地方志写作和百科全书式写作,均显露出勉力而为的窘蹙;二是创作者艺术感知力与创造力的明显消竭,这些长诗文本的艺术水准不仅远未达至他们之前的优秀之作,且多呈粗糙生硬之相;三是诗学理念与创作实绩之间的严重脱节;四是被评价过程中过多的虚与委蛇与牵强附会。在此过程中,可进一步探析当下长诗写作中普遍出现此类问题的动机或缘由。     

当代诗歌：漂移中的修复——兼论张德明诗歌的“万难诗意”

当代诗歌的写作资源经过几次调整之后开始转向形而下的当代生活.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当代诗意逐渐呈现出困难或者说万难性质.就是说,当代诗人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讹诈下寻找到了见证当代生活的方式和勇气,并创造出一种妥协的、让利性质的"诗意".此外,当代诗歌美学特征的转向还来源于诗人对口语叙事能力的把握和处理.而张德明的诗歌写作,正是对当代生活"万难诗意"的认同与表达.其作品展示了细碎而怪异、驳杂而丰富的当代个性经验和体验,风格上则体现出冷硬、幽暗、反讽等等后现代特征.张德明用自己的写作表明了当代诗歌可能具有的难度和限度.     

基督教与当代中国诗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许多有基督徒身份或者倾向于基督信仰的诗人。对于他们的写作,诗坛往往以"宗教诗歌"或"次要诗歌"轻视之。这种轻视是国人对文学与宗教之关系的简单理解。随着当代中国文学日益世俗化,诗人们也一直在寻求种种"神性"的写作来应对。他们尊重文学的自身特性,正视生命的沉沦境况与救赎之需,敏于自我生命的问题、关注人的历史与命运。他们虽未高举"神性"大旗,在这个时代,却具备了真正的"神学立场"。他们的写作,尤其值得当代汉语诗坛关注。     

《活塞》:形式与内容的双重先锋

在中国当代诗歌民刊阵营中,《活塞》可能在形式与内容上最具先锋精神和极端意识。以《活塞》为发表载体的这批诗人群落,他们不仅有着文本上的前卫性,在美学、观念与行动上也极富叛逆精神。由此,《活塞》成为新世纪以来中国先锋诗歌民刊的一根标杆。一些具有相似诗歌风格与观念的诗人,以超现实主义、异端理论和"大诗"创作,引领了某种实验性诗歌写作的风潮。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诗歌的“长诗”实验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诗人中不乏有人执著地在进行"长诗"的实验,其数量虽不能和普通诗相提并论,但试图通过具有包罗万象优势的"长诗"对诗歌的文体和思想高度同时完成一次实质意义上的超越的热情一直都存在。从事长诗创作的热情肯定受到了国内外诗坛长诗成绩的刺激,还源自西部诗人本身的一种责任热情和时代的需要。西部坐拥多元性的文化生态使西部诗人有创作长诗的地理优势。边地、边缘和寂寞是西部诗歌"长诗"缘起的主体动因。对诗歌记录当代生活功能的关注,也是西部诗歌长诗实验的重要目的。西部诗歌的长诗中普遍洋溢着一种尚武、血性、野性、坚忍的精神,信仰某种意义上是文化信仰、历史追忆和宗教遁逃,普遍观照中国人的自然生态危机和在现当代消费社会中的人文精神生态危机。长诗的实验,使西部诗歌在时空、意象、创造性思维等方面有了实验意义。     

论新世纪中生代诗人的写作转型

新世纪以来,很多坚守在诗歌现场的中生代诗人都面临着写作转型的问题,这种转型主要体现在：一方面要走出青春写作的迷茫,另一方面从追求表面的先锋性转向内在的灵魂书写.虽然在转型过程中,很多诗人都遭遇了困境,尤其是在难度写作上面临挑战.但是,他们都意识到了现实和经验的重要性,开始直面时代的现状,寻求超越自我的深度,进行日常生活的诗意转换,将富有思想性和力量感的写作当作自己的目标.只有在这样的写作转型中,中生代诗人们的写作才会获得尊严,其作品才会让读者产生信任感.     

20世纪90年代女性诗歌的语言书写策略

女性诗歌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躯体写作后,90年代转向了语言写作。90年代以来,伴随着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对诗歌认识的改变,女性诗人不仅以诗歌的姿态表述自己,而且以具有女性主体性的"人"的立场进入诗歌,聆听和感受世界,既不放弃性别立场,又不放弃艺术价值,使女性诗歌达到人文价值与诗性价值合一的高度。90年代女性诗歌的语言写作,使女诗人以独立的女性话语与充分女性化的写作策略,实现了女性世界的完全自立和性别表达,并形成自己独立的审美体系,从而实现了女性诗歌写作的"宁静的丰收"。女性诗歌从此走上包含性别但又超越性别的更为广阔的前景。     

多元语境中华文诗歌写作的当代性思考

当代汉语诗歌怎么样了，它将会何去何A47我们为何需要诗歌？诗人何为？等等，人们对此禁不住加以发问。本文认为，只要我们建立在人性人道的基础上，对汉语诗歌从观念到写作进行一次创造性的更本质更真实的革新，张扬汉语的诗性光芒，就能为华文诗歌提供一条可能的出路和走向，相信那时诗歌会以其优美、底蕴，积淀和健康而独特的表达路径，越走越远，越走越长。     

林庚的新诗写作和新格律诗理论

在中国现代诗坛,林庚是一个非常宁静也非常纯粹的诗人和诗歌理论探索者,他本无意于引领时尚或潮流,但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复杂语境却因他而引发了种种争论和冲突。争论和冲突的产生既与他立足于汉诗经验和汉语特点的本土立场有关,更与人们在西方背景影响下的失衡心理有关。整体而言,林庚的新诗写作和新格律诗理论虽有着明显的传统影响痕迹,但在本质上它们却是作者在现代性关照之中所进行的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     

想象与意象地理中的《松游小唱》——兼谈历史中的松茂古道的地理文化内涵及演变

《松游小唱》是晚清羌族诗人董湘琴创作的万言长诗,该诗在四川地方文学史乃至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都可谓沧海遗珠。《松游小唱》及其主人董湘琴的被发现,引发了世人的称道和学界的研究热情,5·12汶川大地震后出现了"董湘琴热"、探访"松茂古道热"。这首长诗属于标准的地志文学,是诗人对晚清松茂古道的一次民间行吟考察。文章以想象与意象地理中的《松游小唱》与历史中的松茂古道的地理文化内涵及演变为考察对象,探讨文学与历史、文学与自然地理的关系,从岷江河谷地域文化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20世纪90年代先锋诗歌智性写作取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川、臧棣、欧阳江河、王家新、南野等先锋诗人的诗歌注重哲理思考与智性凝聚,讲求感性与理性的有机结合,强调形式本体性,突出诗歌写作的技巧意识与诗歌语言的精粹性质,并且有意持守知识分子立场,张扬人文精神,不断对现实进行审视和超越。他们出色的写作理念与创作实绩,将30年代就已出现的智性诗歌写作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诗意天空中的白天鹅——胡世远诗歌论

客居东北异乡的"70后"霍邱诗人胡世远,以他清洁的精神、流淌的诗意以及广袤的乡愁,不仅践行了纯诗的写作立场,赋予了其诗歌纯净的精神品质,同时也成为霍邱乃至中国当下诗坛一个特异的存在。对他的诗歌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阐释,无论是对于观照作家的内在心灵,还是对于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霍邱现象",甚至是对于透视中国当下诗歌写作的现状与出路,都有着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胡世远的诗歌创作,在激情宣泄和诗意流淌的同时,还需要适度的节制、反复的涵咏甚至积久的沉淀,这些应成为诗人向作品的多样风致、创作的最高境界迈进的自觉追求。     

对话性与批判性——论《危险的旅程》中的诗学理想

湖南诗人张枣《危险的旅程》一诗,与希腊诗人埃利蒂斯的《礁石的玛丽娜》,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玄学诗人约翰·邓恩的《离别辞:节哀》等作品具有互文关系;结合张枣自己的诗论《危险旅行——中国当代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从《危险的旅程》一诗中可以看出作者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以及他基于中西对话基础上的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危机的洞见和元诗学理想的建构.     

从暴力到语法，到肉身的赎回——当代汉诗的动向

汉语诗歌在取代历史叙述的僭越冲动中将文学的功能逐渐升华为一种极端的信仰,这一信仰遗传给了现当代新诗并为新诗的自我嬗变酝酿出反动的力量.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代汉诗的文体觉醒有效地清算、解构了诗歌传统里的阳物中心主义,推动着当代诗歌美学的转向.作为策略和旨归,当代汉诗的形式主义试验自有其特定的时代抗辩品质,它至少体现了诗人修复或纠正诗歌与非诗意识形态关系的艰难意志.而作为形式写作之一极的当代身体写作同样彰显了一切形式主义者的赎魂用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继续规划着后现代氛围下当代汉诗的精神走向.     

历史想象力、女性经验、日常美学——新世纪中国女性诗歌嬗变的几种向度

新世纪女性诗歌既是对20世纪女性诗歌书写的承续,亦有坚定的悖逆与拆解。历史想象力的重铸是 “独白”姿态的一种转向,女性诗人从自身转向历史与现实,有效勾连了自我与世界的现实关系;女性经验的拓展则承续了1990年代女性诗歌的经验书写,但连续中有着鲜明的变异,即女性诗人挣脱了闭抑的、概念化的性别经验的呈现,而将女性经验融入到个人具体的生存境遇之中,并藉此抵达更为阔大的生存本相;日常美学的扩张是新世纪常态化社会语境下,当代女性诗人对于诗歌书写范式的一种自觉选择,将诗意下沉至日常生活,并从中形构出一套寻求诗意的诗学方式。上述三种书写向度都表征了一种新的女性诗歌的形成,包涵了新世纪女性诗人特有的精神立场。     

从声音到身份：论马华诗人田思诗歌的音乐品性与文化立场

田思是一位在马来西亚坚持用汉语写作的重要华人诗人。在他的诗歌中,音乐性既是艺术形式的重要内容,也是思想表达的重要载体,是他诗歌的突出特点之一。其诗歌的音乐性表现出两种基本特征:一是中国古诗词音韵特征;二是口头语言和民间音乐特征。田思运用诗歌的音乐形式艺术性地反映了他作为诗人的风骨与情怀及其与中国文化的亲缘关系,体现了马来西亚华族社区与中华文化传统的渊源,同时突显了马华族群的本土性,从而体现出田思作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风骨和气质的马华诗人的文化立场。田思在这一文化立场基础上进行着自己的本土书写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