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而未“变”——关于鲁迅“向左转”的深层分析

关于鲁迅“向左转”问题,传统的鲁迅解释框架,无论是左翼论,还是启蒙论,皆遮蔽了诸多认知视野,同时也把鲁迅的一次历史选择,当作终极选择。实际上我们应当排除左翼论和启蒙观的二元对立,采取让鲁迅和“左翼”相互注释的方法,重新回到瞿秋白、王任叔、舒芜等提出的既有命题,认为“转变”和“不变”,在鲁迅那里以不同形态同时存在着,变化的是某些实体性思想,不变的是一种思想结构或主体性结构。鲁迅在触摸到欧洲精神的根底时,便开始把等级社会孕育的非“人”状态当作“罪”来感受。“罪”和“责”,使他在个人存在与民族和人类之间建立了一个稳定的中介。但鲁迅把“人”的观念推向极致时,却成功地规避了绝对主义逻辑陷阱。“自由”和“平等”的断裂是通过“罪”的意识和“赎罪”行为连接在一起的。而“罪”感和责任意识,又使他始终保持着一种“非政治”的政治性。鲁迅正是带着这种主体性结构和“非政治”的政治性走入“新的阵营里”的。这不足以改变原有的历史形态,但却“改变”着一种文化的内在品质。     

脸谱化改写:“十七年”鲁迅接受的话语策略

建国后"十七年"间,鲁迅形象从"革命性"、"政治性"意义上进行了脸谱化的改写。这种改写一方面是努力把鲁迅与革命拉近,一方面是努力使鲁迅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完全一致,最终使鲁迅成为文化界、文学界配合中国革命、论证中国革命正确性的重要资源。"十七年"间对鲁迅脸谱化改写是从既具有权威性,又具有普及性的中学语文教学开始的。对鲁迅形象的改写,经由中学语文教学等途径极大地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话语方式和思维模式。"十七年"间对鲁迅形象的脸谱化改写实际是服务于时代政治话语的,虽然无论是鲁迅研究者们,还是教材编选者们,未必是违心而刻意地以此为目的,但在当时的政治一元化环境下,他们实际上也难以有别的选择。当目的脱离了研究对象本身的承载能力时,研究对象就只能是一个被摆布的工具而已,这种政治工具性,使得无论是鲁迅研究,还是教材编选,都越来越走向封闭、走向极端。     

“围城”中的巨人——论“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的文本差异性

"言说鲁迅"遮蔽"鲁迅言说"的思想本质,这是鲁迅研究界客观存在的一大弊端。由于"言说鲁迅"重在"言说"而轻在"鲁迅",其结果是使"言说鲁迅"发生了重心偏离,鲁迅也被囚禁于精英话语的"围城"中,变成了一种任人阐释的文化符号。"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原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独立文本,但却常常被人们互相混淆和相互替代,进而严重干扰了读者对于鲁迅思想的理解与认识,并最终导致社会对于鲁迅陌生化的消极态度。     

阶级革命与知识分子人格——重论鲁迅的“第三种人”观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探讨鲁迅对"第三种人"的基本态度,对其中蕴含的鲁迅的深层意识及其意义有必要进行重新解读。在20世纪30年代那场论争过程中,鲁迅《论"第三种人"》等措词比较温和的文章,既与左联领导人冯雪峰等采取"同一步调",又对"第三种人"的"中立"深表怀疑——后者作为"弦外之音"蕴含着鲁迅对"阶级革命"问题的建立在双向否定的体验中的独特理解:他既坚决反对以共同人性来掩盖阶级对立和政治屠杀的严酷现实,又无法容忍"革命文学家"在虚拟的阶级斗争中采取恐怖主义;既坚决反对"非革命即反革命"的二值逻辑,又无法容忍将一切是非相对化的中庸主义。对"第三种人"的批判,意味着他在这"双向否定"的"失语"的苦苦挣扎中,对一个人在严酷现实面前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的道德思考和行为选择,这一思考和选择来自于他所一贯坚持的底层立场。     

民主与平庸——鲁迅早期论文中对现代民主的批判性思考

在其早期的几篇论文中,尤其是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对现代民主之合理性的限度及其内在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清算。在其中,他的全部批评性思考及其所提出的主要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针对现代民主本身的,因而对后者来说是本质性的,而非技术性的。另一方面,与自由主义的自然权利意义上的个人不同,鲁迅试图在其批判性思考中加以维护的人或个人,并非某种政治学意义上的个人,而是一种具有独特的存在论意义的个人。由于这个原因,他对现代民主的批判,就不是一种简单的政治性批判,更非对民主政体的一种具有实际政治意图的、肤浅的贵族式反叛。相反,这种批判的真正意义只有着眼于他的意义上的人或个人的存在论内涵才能得到恰当的测度,并且,这种批判所提出的问题因此也就不是通过强调现代民主在现代历史上所取得的现实成就就可以消解掉的。     

毛泽东与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鲁迅的理解,是按照"六经注我"的方式,从自己革命家或政治家的价值立场出发而进行的。在毛泽东的视域中,鲁迅并不是周海婴心目中以"立人为本"、"独立思考"、"拿来主义"、"韧性坚守"为基点的启蒙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的"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毛泽东与鲁迅,两者对于中国历史、现状和出路,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等方面的看法和主张,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鲁迅所谓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但毛泽东却充分借重了"鲁迅"这一思想资源,并按照自己的话语方式,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了新的阐释,从而掌控了对于鲁迅及其作品的话语权,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对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主导地位的占领。毛泽东之选择鲁迅,是为了"神道设教"、统一思想的历史需要。无视这一基本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及存在,把毛、鲁视为一体,认为鲁迅是"通向毛泽东的独木桥",从而对鲁迅恣意拔高或大加挞伐,都是非历史的,更非理性的态度。     

拯救与毁灭——高尔基和鲁迅通往革命之路的比较

被毛泽东誉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的鲁迅(1881-1936)和被列宁赞为"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的高尔基(1868-1936),都有着改造人的灵魂与社会的梦想,不同的是高尔基看重社会革命理想的拯救能力,鲁迅则看重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彻底性。他们执著于自己的追求,并把改造人的灵魂与社会的希望分别寄托在布尔什维克与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上,自己也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尽管两人在各自的道路上有着不同的理念与经历,他们通往革命的道路却在相同的本质上揭示出了知识分子与革命纠缠不清的关系。     

鲁迅与“第三种人”的论辩考述

鲁迅对"第三种人"态度有前后变化。在论辩初期他对"第三种人"敞开了大门,希望他们能够做左翼文坛的同盟军,一道抵抗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但"第三种人"对国民党的高压统治没有异议,却不断指责左翼文坛扼杀文艺,并试图借宣扬"为艺术而艺术"以保持中立。鲁迅在学理上并不否认"第三种人"的文艺主张,但他进一步指出,置身于文艺和政治无法分离的时代,文艺工作者反抗专制统治的基本立场更为重要,而"第三种人"执意强调创作技巧,不过是躲进"象牙之塔"以求苟安。     

"有机"革命的两难--革命论争中的鲁迅

革命仿佛明暗之间游离的"影子",它不仅是时代的写照而且成为走进鲁迅精神世界的屏障,葛兰西的"有机的"革命,虽然可以用来描述鲁迅的革命状态,但革命与个体的交错,时代的进化式发展,使鲁迅感到融入的困难与脱离的艰辛.真正懂得革命主体和主体革命的鲁迅,却不被"真正"的革命者所懂.     

“看”的意味与“救救孩子”的思想命题——论鲁迅的儿童视觉启蒙

鲁迅始终抱有"人之父"的启蒙心态和坚持"睁了眼"看取人生的启蒙立场,他对视觉机制的关注不仅仅停留在感官层面,还有"看"背后复杂的隐喻机制和权力运作。鲁迅围绕儿童展开的视觉文化实践最终指向"救救孩子"。鲁迅对儿童的视觉启蒙是通过相互联结的三个步骤来实现的:首先确立儿童视觉启蒙的合法性;第二步是去蔽,通过破除对儿童实施的"瞒和骗",使事物从"不可见"到"可见",同时警惕"看"背后的权力运作和欲望机制;第三步建构美好的"儿童相",活泼健康的"儿童相"的最终达成也是"救救孩子"思想命题的完成。     

“意图伦理”与鲁迅“左倾”之关系辨——兼及鲁迅政治观的特点

鲁迅的"左倾"是一种自觉的并非基于"意图伦理"的选择,目的是致力于实现思想目标的"中间项"的工作;因此,鲁迅虽没有成体系的"政治思想",但却有独特的"政治观",其对政治的思考以矛盾的和非体系化的方式展开,同时,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色彩。这些特点,促成了其对各种流行意识形态的抵抗。     

魏晋文学研究中的鲁迅资源和"鲁迅神话"

鲁迅对魏晋文章十分钟爱,他的一些论述尽管是“杂文笔法”,却对后来的魏晋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今人动辄引用鲁迅的话以为依据,这在魏晋文学研究学术史上形成鲁迅资源的同时又几乎形成了“鲁迅神话”。但是,通过对鲁迅关于魏晋文学具体事例研究的分析,我们认为,鲁迅的“杂文笔法”不应该与严谨的学术研究混淆起来。何况,即使是鲁迅对魏晋文学的学术式研究,也仍然存在着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所以需要将人为的“鲁迅神话”还原为现实中的“人话”,客观地分析其得失。     

无“家”的彷徨——鲁迅对于“家”的绝望与痛苦

关于鲁迅作品的研究长期以来忽略了对于其"家"主题的考察,实际上鲁迅的作品中处处隐含着对于"家"的焦虑。这个"家",包含三个层面:微观的家庭、中观的家族和宏观的传统文化、现实社会的精神家园。这三个层面的"家"是紧密相关的,鲁迅藉此步步递进地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深入骨髓的无"家"的绝望与痛苦。鲁迅作品中的"家"主题表达了他对于人生和社会的一个整体性的、根本性的焦虑。     

1949:鲁迅纪念“国家话语”的形成

1949年的鲁迅纪念已经具有了"国家纪念"的性质,以毛泽东的"鲁迅论"为核心的鲁迅纪念"国家话语"开始形成,个体纪念话语开始逐渐隐匿在"国家话语"与集体话语之中,呈现出跟此前纪念显著的差异。本年度欢快明朗的鲁迅纪念话语的出现,被重塑或被强调的"苏联的真挚友人""为人民服务的作家"等"鲁迅"形象以及被倡导的"学习苏联""自我改造"等鲁迅精神都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紧密相连,所有这些都标志着鲁迅纪念已经开始步入"当代"。     

油滑与理论:鲁迅与茅盾“左联”时期创作的不同取向

鲁迅与茅盾在走向左翼文学的过程中,文学取向明显不同:鲁迅的创作经历了由"很认真"到"油滑"的变化,"油滑"是鲁迅"左联"时期创作上的一大特点;茅盾的创作则经历了由"写实"向"理论"的转化,强调运用革命"理论"来分析现实,获得主题,是茅盾"左联"时期形成并支配了他此后创作的主导性思维。     

东亚的起点

作为东亚话题下的鲁迅,并未成为民间与政府间的内容,它还限于知识阶层与专业学科间的交流。鲁迅作为一个个别的存在给世人的启发是深切的。他不仅跨过了国界思考自我与客体,而且又以浓郁的中国人色调表现了反抗民族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气魄。这使他克服了东亚地域间帝国心态与奴隶心态,而直抵普世意义自身。他的抨击帝国意识,大中华意识,在根本上动摇了旧有的思维模式,而这种模式在民间与政客阶层是何等的根深蒂固!鲁迅的对东亚存在的互为主体的观念是一笔重要遗产。如果说今天三国学者能坦然地进行交流,植根的正是鲁迅奠定的基础。     

略论鲁迅的反现代主义艺术观

从鲁迅的艺术实践来看,他是运用现代主义手法的好手,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这方面研究颇多,亦无争议。但从鲁迅的艺术（包括美术、戏剧、诗等）主张来看,他却是坚定的反现代主义者,这方面却鲜有梳理。这一“实践”与“主张”分裂的根源在于他将艺术当作参与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主义看法所致,因为在战斗的时代里,艺术虽然未必反映真实,但至少与写实是孪生的。只有使人“懂”才能发挥其作用,只有写实才能使人“懂”,这就决定了他的反现代主义艺术主张。     

鲁迅论“阔”与阿Q“革命”

“阔”是鲁迅小说及杂文中经常使用,出现频率很高的属于鲁迅的“个人话语”,是被赋予独特而深刻的文化隐喻和价值象征内涵的语码符号,是对他“眼中所见”的从来如此”的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与“中国的人生”的历史文化“原型”的发见与概括。而“阔”正是建构阿Q性格系统的灵敏之眼,它主宰和决定着阿Q“革命”的原因及其性质,其典型意义在于呈现传统文化历史的“集体无意识”的“原型”。     

鲁迅对于改革与革命的立场——终末论与同路人

鲁迅热望改革中国,并为此作出贡献。但他自认并非站在改革与革命前列引导方向的战士。他是从旧营垒中来,把不能改变"古老"的自我活用,反戈一击破坏社会的"古老",以此为实现变革尽力,即以绝望克服绝望。鲁迅对改革、革命的这一立场,源于其没有救世主的终末论性思考,游动于现实的本质为旧、但目标为新的自我,要为终末的到来将自己牺牲。正是在此过程中,他在思想上远离了一定要达到什么目标的现代性强迫观念,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又能从所有思想体系吸取营养,为自己赢得了主体性、自由性。鲁迅终末论立场形成于1920年代中期以后,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是来自托洛斯基的革命同路人观点。     

横站的“同路人”——鲁迅与左翼文艺运动的内在关系及其姿态

"同路人"是1920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主要作家群体,这一群体在俄国文学向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转型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列宁、高尔基都是"同路人"的支持者。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鲁迅、瞿秋白将革命的"同路人"作家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军和后备军,他们对俄苏革命"同路人"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与译介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鲁迅对"同路人"的认同和评价基于其自身的革命历史经验,他不仅肯定"同路人"的文学观点和革命立场,而且自觉地在左翼文艺运动中采取了"同路人"的姿态。瞿秋白结合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对"同路人"向革命的"同盟军"的转变作了历史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鲁迅的"同路人"姿态给予了肯定的历史定位。冯雪峰也曾经肯定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姿态,他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引导晚年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转向革命的"同盟军"。由于苏联1930年前后的政治斗争对"同路人"作家存在偏见和敌视,致使"同路人"创作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型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长期被遮蔽,鲁迅、瞿秋白与苏联"同路人"文学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鲁迅研究者坚持斯大林时代对"同路人"作家的偏见,不承认"同路人"作家的革命意义和特定历史价值,因此也无法理解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地位。重新认识鲁迅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同路人"姿态,对于理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对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源流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