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期研究:1954￣2004

本文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出发,提出了分析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基本理论框架:基于劳动力转移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在此基础上,分别考察了1954￣1975年、1976￣2004年两个时间段经济周期波动的典型事实,并进行了计量检验。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尽管自1954年以来我国的GDP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就表现出显著的共同周期现象,但是,1976年以后的周期与以往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劳动力转移、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三者的相互作用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基本经济机制,经济周期因而表现为高度同步的GDP周期、投资周期和劳动力转移周期。这种现象说明,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将稳定投资、加快体制改革作为基本的出发点。     

基础设施投资是否还能促进经济增长?——基于1994～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1994～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不同增长阶段中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多种检验结果表明,总体上基础设施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倒U型"特征。具体表现为,1994～1999年间,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但较弱的促进作用;2000～2011年间,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2012年以后,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已经不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分地区和分类别的基础设施投资也都体现出这一阶段性特征。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效应的大幅度下降,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形成实际基础设施的能力降低,而且基础设施的直接产出近年来开始下降;二是投资形成固定资本形成的比率显著降低,大量投资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需求;三是基础设施投资主要依靠政府的直接投入或大量补助,对民间投资存在挤出效应,基础设施投资比重较大增加了全社会的资本错配程度。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建议。     

FDI、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本文以协整理论为基础,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差分解等方法研究了辽宁省经济增长、进出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经济增长、进出口贸易及外商投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长期内,外商投资与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进口贸易却具有反向作用;方差分解表明经济增长的波动主要来自于本身与出口贸易。     

间歇式制度创新与中国经济波动:校准模型与动态分析

中国的经济转型实质上是制度变迁的过程。在变迁过程中制度创新不是均匀出现的,而是间歇式随机出现的。制度创新的间歇式出现是中国经济增长和波动的源泉。为此,本文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下构建了一个包含制度因素的实际商业周期模型,通过对中国制度变迁的数量化测度,使得制度因素能够以量化的形式进入RBC模型。通过比较现实经济数据和模拟经济数据的特性,本文发现,模型能够解释产出周期波动的94.44%,解释66.07%的投资周期波动,解释23.46%的劳动周期波动,解释21.03%的消费周期波动,解释15.45%的资本周期波动。通过脉冲反应分析发现,制度冲击具有较长的持久性,大约30年,并且消退过程缓慢;而技术冲击衰退速度相对较快,大约10年。     

通货膨胀、投资与经济增长--关于宏观调控背景的计量分析

通货膨胀一直以来都作为衡量一国宏观经济运行是否稳定和健康的重要指标。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有益于投资从而也有益于经济增长。因此宏观政策的制定者往往都密切关注通货膨胀率的高低。本文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关系入手,结合我国的实际数据围绕通货膨胀和投资、产出、过度货币供给等宏观经济变量进行了一系列的计量分析。本文通过协整检验得到,投资增长是产出增长的原因,却并不是通货膨胀率上升的原因。本文建立了通货膨胀率的ARMAX模型发现,通货膨胀率上升并不是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给的结果。同时本文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格兰杰因果检验,进一步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和通货膨胀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这些结论说明了,通货膨胀并不会抑制投资并损害长期经济增长。     

房地产周期性波动的经济因素分析

房地产周期波动涉及房地产经济体系乃至整个宏观经济体系的方方面面,这种复杂的现象不可能用单一要素来解释。本文通过对我国房地产周期波动的经济因素展开具体分析,如经济周期、投资政策、金融政策以及加入WTO这一特定环境等,阐述经济因素对房地产市场周期的影响。     

影响中国房地产周期波动的主要经济因素分析

房地产周期波动与中国经济平稳发展息息相关,为了防止房地产周期剧烈波动,本文从影响中国房地产周期波动的经济因素视角出发,运用SPSS15．0软件的强大数据处理功能,得出了影响中国房地产周期波动的主要三类经济因素：房地产投融资、房地产价格、房地产供给,并详细解释了三类经济因素是如何影响中国房地产周期波动的。本文在通过全面了解中国房地产周期波动的机制上,为防止房地产周期剧烈波动提出相应建议,以期对中国房地产行业乃至中国经济稳定持续增长做出贡献。     

我国经济自主增长的发展态势

<正>一、经济自主增长的形成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企业活力不断增强,市场调节下的经济自主增长日益活跃,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1998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受需求不足的制约,经济自主增长明显减弱,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政府政策特别是国债投资推动。通过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深化改革,我国经济自主增长能力重新增强,并推动国民经济进人了新一轮增长周期。     

中国经济波动的解释:投资冲击与全要素生产率冲击

本文利用产出缺口、投资缺口和全要素生产率缺口度量了宏观经济、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并简要分析了1978～2002年间我国宏观经济、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特点,然后利用脉冲响应函数、线性回归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经济波动对于投资波动和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冲击的动态反应,投资波动和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力度和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分析表明,(1)1978～2002年间我国的产出缺口、投资缺口和全要素生产率缺口都出现了波动水平正负交替的古典周期情形,其中投资缺口波动更为剧烈且变化步调相对超前;(2)投资波动冲击和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冲击对于解释我国宏观经济波动成因都非常重要,其中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力度更大但时滞较长。     

环境规制对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到具有代表性的环境规制水平指标的综合得分,然后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检验了我国环境规制水平与工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得出了以下结论:虽然环境规制与工业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的一致趋势,但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环境规制的严格化没有导致经济增长的减缓。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态势

本文主要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第9轮经济周期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为了全面、详尽、准确地反映这一轮周期波动的扩张和收缩持续时间和波峰、波谷转折点的位置 ,我们以月度指标来描述波动轨迹。根据统计指标体系的特征和构造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 ,本文选择了以反映生产规模、市场环境、开放度为主要内容的六个指标 ,即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货物周转量和进出口总额 ,按照一定的步骤 ,构造了一个能综合反映周期波动的短期波动综合指数 ,通过该指数1990年2月～2002年4月共147个月的具体数值 ,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进行统计描述和特征归纳。这有利于准确把握本轮周期的波动特点 ,为政府和企业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经济周期态势与条件波动性的非对称性关联分析

我国的经济周期形态已经出现了新的态势 ,在经济周期分界模糊和波动性降低的同时 ,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波动性的关联和反应方式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非对称性 ,显示出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市场规模和体制转变的动态性和阶段性特征。经济周期形态和波动性模式的改变 ,说明我国经济增长过程已经从经济“软着陆”阶段逐渐转变为经济“软扩张”阶段 ,方向性、规则性和阶段性更为明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将促使我国经济继续保持稳定的快速增长 ,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构筑和形成我国经济的第一轮增长型长波的主体。     

基于VAR模型的油价波动对我国经济影响分析

本文运用VAR模型,构建了原油价格与经济增长、物价水平、货币政策、失业率之间的动态关系系统,着重探讨油价波动对我国一些重要经济变量,特别是经济增长的影响规律。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表明,油价波动是引起经济增长率、物价水平、货币政策等经济指标变化的Granger原因。通过VAR(2)模型及脉冲响应分析,油价上升对我国经济的主要影响有:不会使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但会使经济增长速度变缓;通过对总需求的拉动及成本增加这样两条途径使物价水平上升;长期内会使失业率增加;增加了有效实施货币政策的难度。整体来看,尽管国际油价及我国的经济变量复杂多变,由国际油价、经济增长、物价水平、货币供应量、失业率这五个变量所构成的经济系统是稳定的,也就是说,通过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和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我国的经济能够平稳有序的发展。     

中国国情分析框架:五大资本及动态变化(1980-2003)

基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世界银行的增长质量分析框架,提出新的基于物质资本、国际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国情综合分析框架,界定了五大资本和总资本及计算方法,以此定量计算和分析了中国1980￣2003年五大资本和总资本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知识资本、国际资本、人力资本和国际资本的总量快速增长,增速大大高于同期经济增长率;由于五大资本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导致总资本大幅度跃升;国际资本和自然资本对总资本的提升做出最大贡献。五大资本变动揭示中国大发展背后持续增强的多重驱动力,中国进一步的成功发展,需要继续实施加速积累和有效利用各类资本的综合战略。     

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稳定:情势转变视角

本文利用马尔可夫情势转变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与财政政策的情势转变特征、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以及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分析表明,我国财政支出政策的相机抉择变化比较符合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所强调的"逆势而动"的特点,且有助于实体经济稳定,但加剧了通货膨胀波动;税收政策的相机抉择变化不符合宏观经济运行需要,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实体经济波动,但有助于价格稳定。我国财政政策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持续时间较长的"凯恩斯效应"。     

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索洛模型解释

本文尝试将分析经济总量变化的经济增长理论应用于分析部门关系的经济发展问题,通过索洛模型中劳动力增长率的内生化,以非农部门经济变量为基础建立了分析二元经济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模型,并对我国非农部门投资率与人均资本变化对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模型能较好地解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现象。     

从长期发展战略看中国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9.36％的年平均增长率保持了25年的长期高速经济增长。在这一基础上,2002年,中国又提出了在20年里使GDP再翻两番的新的长期经济增长目标。本文从中国经济与东亚经济比较、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对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影响等方面,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可能、趋势、增长速度及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     

Differences in Retail Inventory Investment Behavior During Macroeconomic Shocks: Role of Service Level

In this article, we analyze how retailers change their inventory investment behavior in response to macroeconomic shocks. We examine if service level, as measured by the ratio of stockout to inventory holding costs, can explain the differences in observed behavior across retailers. We use data on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and quarterly filings of US public retailers from 1985 to 2009 to estimate a dynamic model of short‐ and long‐term impact of macroeconomic shocks on inventory investment. Our results show that retailers with a high service level increase their inventory investment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those with a low service level during expansion shocks. Conversely, retailers with a low service level curtail their inventory investment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those with a high service level during periods of economic contractions. Thus, we show that the aggregate change in inventory investment documented in prior macroeconomics research is driven by different sets of retailers, as predicted by newsvendor logic. We draw implications of our findings to retailers as well as their suppliers.     

基于Logistic生长方程—马尔可夫模型的港口投资风险测度

伴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逐渐向经济新常态转变,港口的发展也从高速增长阶段逐渐趋近平稳,随之而来的港口风险问题日益突出。由于港口的发展同中国经济发展相似,呈现非常明显的非线性发展特征,这样采用传统的单一模型很难刻画这一现实问题。为此,本文首次构造了Logistic生长方程—马尔可夫组合模型,通过Logistic生长方程生成马尔可夫模型所需要的状态参数,在此基础上构造风险转移概率矩阵,有效的解决了港口投资风险的测度问题。本文选取1985至2014年的样本数据进行验证,结果表明：2016年后港口投资风险会突显出来,并将持续较长一段时期,表明我国港口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需加快从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展转变,从粗放式到精细化管理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