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禅让故事与中原社会政治的演进

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传说中的尧舜禅让故事就发生在这里。从历史学及考古学等方面的资料分析 ,似乎尧舜禹所代表的三个集团原本都拥有较强的独立性。而尧舜禅让则是社会集团规模扩大和更高一级政权形成过程中的特定历史事件 ,且是在周邻文化崛起以及气候变迁给中原居民造成极大生存危机的情况下发生的 ,其中平等式联盟是其发生的社会基础。     

荀子“禅让”观释文

以《正论》中苟子对“禅让”的批判为依据,以《唐虞之道》为提倡“禅让”说的蓝本,采用思想史内部历史性和逻辑性视角有机结合的考察方法,认为荀子分别从君权的合法性来源、君权转移过程的平稳性、自然人性论等三个方面展开了对“禅让”的批判。荀子的批判是与其礼制思想和人性论观点完全一致的。     

尧舜禅让的时代契机与历史真实──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线索

尧舜禅让故事自古就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及至五·四运动以来,尧舜禅让故事仍是古史论争中的焦点问题之一。在传统禅让说与篡夺说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如下主要观点：（一）选举说,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中的酋长选举制度（郭沫若）,或认为是古代一种王位选举制之粉饰（钱穆）;（二）争夺说,认为虞、夏间揖让之实乃是争夺（蒙文通）;（三）儒墨创造宣传说,认为尧舜禅让之说源于墨家,是儒墨两家宣传之结果（顾颉刚）①;（四）神话说,认为尧舜是神话中的上帝,故尧舜禅让传说当是由神话转化而来的（杨宽）②。此后,又有学者提出尧…     

禅让与封禅新考

〕禅让即坛让,即筑土为坛举行宗教仪式转让权力。而之所以要筑坛,是因为坛是对山岳的模仿。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山岳崇拜,山有通天的作用,坛作为对山的模仿,也有此义。尧、舜、禹时代,已是我国国家产生的前夜,社会矛盾激化,禅让（坛让）不是尧以和平的方式筑坛举行庄严隆重的宗教仪式向舜转交权力,而是舜取得对尧的胜利后,自己筑坛举行宗教仪式,证明自己具备非凡的神性,亦即表明自己有做首领的资格。因此,上古时代的领袖均集祭司与帝王于一身,从颛顼到尧、舜、禹,以至于夏、商、周,在这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统治者对政权合法性的辩护,几乎没有理性的论证,而是用宗教仪式来代替,其中一个重要的仪式便是封禅。封禅也是上古帝王登上权力宝座之后,为了证明其合法性而举行的仪式     

礼让与禅让——论周代“让”的社会观念变迁

西周春秋时期讲究“礼让” ,贵族间多温文尔雅相互谦让 ,孔子也就主张“礼让”为国。可见“礼让”是其社会风气的典型反映之一。战国时期虽然礼让之风消失 ,但是在尚贤思潮影响下 ,“禅让”之说却一度兴盛 ,禅让成为一项重要的美德懿行 ,甚至还出现了燕王哙让位于子之的事情 ,然而禅让之说毕竟与君主专制制度不相容 ,所以随着燕国禅让之事的失败 ,禅让理论也就顿失风光。周代“让”的社会观念的变迁 ,集中表现于从西周春秋时期的礼让到战国时期禅让理论的兴衰变化。社会观念的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由贵族政治向君主集权政治的过渡     

海岱龙山文化与尧舜之乡考辨

自古以来,关于尧舜的传说、记载不胜枚举,至于他们的出生地和主要活动区域,更是迷雾重重,迄无定论。将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可对尧舜的出生地和主要活动区域进行初步定位。可以推断,山东省菏泽地区才是真正的尧舜之乡。     

“负”与“欠”的历时演变

负表受贷不偿的意义中土传世文献最早见于西汉,出土文献最早见于战国后期,宋代之后口语文献中少见。欠表受贷不偿义最早见于唐代前期,元明清时期逐渐取代负,且一直使用至今。欠替换负主要与语言表达经济性原则、词义之间的竞争有关。     

亲属称谓“姪”与“侄”的关系演变

姪与侄作亲属称谓时是正字和俗字关系。姪从孙吴时期已有从表姑侄关系扩大到表叔侄关系的趋势,而非魏晋时期;姪和侄在魏晋后期同时互用是从姪表叔侄关系开始的,并且二者互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而侄代替姪成为表侄辈关系的专门用词,应在唐代之后。     

“箴”文体的形态与演变

西汉扬雄模拟西周《虞箴》作箴文二十五篇,确立了“箴”的文体形态,扬雄在《虞箴》的基础模式之上,增加了汉大赋式铺叙和内容的重复,这些“革新”在晋时被放大而造成了“箴”体的芜杂。六朝时期,随着箴文篇幅的增加、箴“序”的出现和发展,“箴谏”的可诵读特质逐渐消失。刘勰所认可的官箴具有干预国事的功能,且此功能具有从官员到君王的特定指向性。从先秦至魏晋,官箴一直是箴文体正统。但唐以后,官箴逐渐消失,箴文多为“私箴”。以《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部分作为切入点研究六朝文体学,还原具体某种文体在文学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不同面貌,能使得六朝文体学研究焕发新章。     

“商标权”名词的历史渊源与演变

商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社会,但"商标权"的概念却是近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近代历史上,英国最早通过判例法的形式对商标加以保护。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商标立法的形式对商标加以保护,并将商标权纳入了工业产权的范畴。明清时期的中国,已经有了关于商标保护的法律规定,但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商标权"概念,根据可考的资料,"商标权"一词最早出现在1902年的《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中。     

“达瓦孜”演变与传承分析

文章通过对传统达瓦孜与现代达瓦孜的发展基础、沿革、仪式过程、意义、发展途径进行调查,发现达瓦孜在整个演变与传承中出现的困境和亮点,为更好地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帮助。     

“突厥斯坦”与“东突厥斯坦”概念的演变

自古以来,中亚地区没有一个民族将自己生活的地方称为突厥斯坦。这个概念最初是由波斯人提出的,但具体地理范围变化不定。14世纪初,西欧获悉这个概念,并以此模糊地表示中亚的某个区域。19世纪,入侵中亚的俄国人第一次设立以突厥斯坦为名的行政区域,原先变动不定的突厥斯坦概念从此有了比较固定的地理范围。19世纪前期,俄国人还首次提出东突厥斯坦或中国突厥斯坦概念,不过用法非常混乱。无论是突厥斯坦还是东突厥斯坦,都是由外族人随意提出并首先使用的,当地居民并不以此类概念自称;它们是模糊的、变动的、不规范的地理俗名;这类地理俗名与种族、行政区域无关,更与政治实体无关。     

“内卷化”与“闯关东”移民潮的形成与演变

在清至近代山东地区,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均耕地不断减少。在技术和制度变革长期停滞不前的情况下,过剩的人口不能有效地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农业生产开始走上内卷化的道路。内卷化具体表现为,生态环境破坏、粮价上升、贫困化加剧、职业结构分化等经济社会紊乱现象就不断加剧。在农业生产内卷化惯性的驱动下,大量的贫困的人口四外谋生,最终导致了闯关东移民潮的形成和不断扩展。     

论“敖包文化”的形成与演变

论“敖包文化”的形成与演变鄂·苏日台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民族都信仰过敖包、有过敖包祭，“敖包文化”在这些民族的原始文化发展中起到过重要的启蒙作用。本文就“敖包文化”的形成与演变过程进行初步探索，并将其与萨满教及“萨满教文化”做一比较...     

“燕许大手笔”与唐代文风演变

唐文三变,已成为唐代文学研究中的学术共识,但"三变"之一的"燕许大手笔"张说、苏颋在文章写作中所使用的革新策略及其对唐代文风演变所产生的文学效应,尚未得到学界的深入关注。张说、苏颋之文,虽未跳出初盛唐之际以骈为宗的主流,但在文学内质上有所提升,在风格气势上也有所突破,革华靡,除富艳,质实朴素,景象浑厚。张、苏对文体文风变革的探索与尝试,对中唐以后的散文革新提供了有益启示。     

清代满族“哈拉”、“格布”的来源与演变

满族的“哈拉”(满语 ,汉泽为“姓”)和“格布”(满语 ,汉泽为“名”)在清代有着不同的来源与变化。其中“哈拉”有 70 0个左右 ,或沿用旧的“哈拉”,或以地名为“哈拉”,或以部落名为“哈拉”,或以父祖名字的第一音节作为“哈拉”,也有的满族因分居、承嗣、迁徙异地、皇帝赐姓等原因改变了自己的“哈拉”。满族入关后 ,“哈拉”也随着地域的变迁而发生了变化 ,逐步变成了单字的姓 ,有的是来自多音节的首音的谐音 ,有的是把原有的“哈拉”意译 ,也有的既是意译又属谐音改姓。满族人不直接称呼长辈的“格布”,往往在其“格布”的后面加上称谓。满族初兴 ,其人多用与渔猎有关的词作“格布”;入关之后 ,满族人又多以身体的特征来作为自己的“格布”;随着清王朝的发展 ,满族人多用平安、吉祥意思的词作“格布”。到了康、乾时期 ,很多满族人开始用汉姓、汉名 ,至清末则更加普遍。     

当代“张爱玲热”与“小资情调”的演变

当代大陆文坛的张爱玲热长盛不衰,堪称奇迹。张爱玲的作品充满精致、唯美、感伤的小资情调,正好迎合了当代人在世俗化浪潮中多愁善感、渴望慰藉的情感需要。张爱玲热既是一座连接古典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桥梁,又是一面怀旧情绪、世俗精神回归的旗帜,还是一束穿越了部分50后、60后、70后作家代际隔墙的文学幽光。只是由于西方后现代狂欢思潮的影响,今天的许多小资比起当年的小资来,显然少了一些优雅的风度,而多了一些狂野的波希米亚风格。叛逆、泼辣、粗鄙的生活态度和精神气质正在从另一个方面冲击、改造着传统的小资情调。小资情调正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着悄悄的演变。     

“共和”与“革命”：民初“双十节”诠释之演变

"双十节"是武昌首义的纪念日,纪念"双十节"也是人们延续和重构辛亥革命历史记忆的重要方式.在民国初年,"双十节"的内在意涵并不十分确定,具有解释权力的北京政府和国民党,对此节日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定位.以"共和"相诠解的北京政府随着掌权者的日益孤立,"双十"话语趋于衰微;以"革命"相定义的国民党随着继续革命的声势,逐渐将"双十节"的内涵直接与党的系谱相联系.二者节日叙事的背后,隐伏的都是强烈的政治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