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小说中佛、道“劝惩教化”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古代小说在内容上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劝惩教化 ,劝惩教化几乎贯穿整个古代小说的始终。小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向来低下 ,正是因为有了“劝惩教化”的保护色 ,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才逐渐有了“小说”的一席之地。历代学人都将中国古代小说的“劝惩教化”归之于儒 ,其实 ,“劝惩教化”并非儒教所专有。在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中有大量佛、道“劝惩教化”的例子。古代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能得以确立并逐渐得到提高 ,这不仅是儒教“劝惩教化”所发挥的作用 ,还充分体现了佛、道“劝惩教化”的作用。     

传奇体的确立与宋人古体小说的类型意识

古体小说类型的确立是小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唐人始有意创作小说，还不具备小说的研究意识，而宋人在这一基础之上，开始有意识地构建小说理论，其小说类型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本文以宋人小说类型的命名与划分作为研究对象，首先根据唐人《异闻集·传奇》的文本依据，以为传奇小说之命名当源于《莺莺传》；其次，注重传统小说观念下的小说类型划分，认为小说类型由北宋时期的纷繁到两宋之交的趋于一致，基本认同志怪与志人轶事两种形式，因此，宋人的古体小说主要有三种类型。     

论宋代传奇小说叙事的实录色彩

传奇小说的"立身之本"在于虚构,即创作者有意识地虚构故事,借故事来传达主观情志,但宋代传奇小说在虚构的同时,还保留了实录的叙事风格,以期备补史阙。这在宋传奇的题目、开头、结尾和语言上都有所体现。探其原因,一方面,宋传奇的文体渊源可上溯至史传,实录是宋传奇对史传叙事方法的一种继承;另一方面,在宋人的小说观念里,文言小说仍是史书的附庸,因此应当与史书一样秉笔实录。宋代传奇小说对实录补史的追求,是文言小说自身发展规律与宋代时代精神结合的产物。     

李渔小说中的劝惩教化与娱乐趣味

劝惩教化和娱乐趣味并存是李渔小说的特色,在清初这位优秀的拟话本作者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的体味到劝惩的意味,但在劝诚的字里行间,不失娱乐的趣味。然而,李渔在力求兼顾二者的同时却偏离了文学创作的主旨,这成为李渔小说的局限,导致其小说无法接触到社会现实或社会历史的本质性问题,从根本上逃避悲剧,从而很难溶进社会。     

论因果观念与明清小说的创作

因果观念是影响明清小说创作最为显豁的思想观念之一。因果观念虽源于印度佛教，却与传统的善恶报应思想有相似之处．故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原，因果观念很快能为国人接受，并直接启示了新的小说思维模式的产生，对我国早期小说的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明清时期文人“劝惩”意识普遍得到强化，谈因果、说报应、遇劝惩日益冒炽。甚至有的作家把小说作为宣讲因果观念的工具，严重地影响到小说的美学品位。同时，因果观念的渗透也对小说的结构方式、叙事模式、人物塑造也产生了不良影响。但以因果命意的小说虽多，并不代表明清小说的主流。     

《耳食录》思想内容探析

乐钧是乾嘉时期诗、词和小说都有所建树的作家,而文言小说集《耳食录》则足以代表乐钧的最高文学成就。《耳食录》讲述了近两百个大小不等的故事,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其中既有传奇小说又有笔记小说。从题材的角度入手,采用文本研究的方法,对《耳食录》的思想内容作一探析,归纳出批判类、劝惩类和爱情类三种。     

《耳食录》思想内容探析

乐钧是乾嘉时期诗、词和小说都有所建树的作家,而文言小说集《耳食录》则足以代表乐钧的最高文学成就.《耳食录》讲述了近两百个大小不等的故事,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其中既有传奇小说又有笔记小说.从题材的角度入手,采用文本研究的方法,对《耳食录》的思想内容作一探析,归纳出批判类、劝惩类和爱情类三种.     

古代小说理论中“泄愤”说的生成及意义

古代小说理论中“泄愤”说的生成及意义张苌（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如所周知，儒家的“惩劝教化”之说几乎牢笼了整个封建时代的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然而细心的读者却不难察觉，大凡优秀杰出的古代小说家，罕有遵循教化模式去进行创作并获得成功的。几乎所有的传世之作，都...     

"镜花水月"中的仁智追求——谈《镜花缘》的创作宗旨

李汝珍所处的时代表面上繁华竞逐,骨子里却日益腐朽。传统的人文精神失落,原有的纲常秩序大乱。李汝珍通过一部镜花水月的故事,讽刺世事,寄寓理想。《镜花缘》的劝惩初衷表现在小说中就是追求仁智。作者追求仁智的社会理想有它一定的积极意义,表达了作者对人性和社会的独特见解。虽然是镜花水月,但却引人追慕怅惘。     

论宋代文言小说的篇末议论

文言小说中,在篇末附加议论的情况在唐传奇中就已经出现,这种篇末议论形式最早来自“史评”,而后为小说家所采用。宋代文言小说中的篇末议论在依循唐人之模式的基础上又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议论文字冗长且具备独立文体形式;议论中的教训意味加重;议论干预故事主题。这些变化的背后是宋人的理学文化和科举用论的制度。篇末议论的垂诫意味加重、议论干预故事主题都可以从追求“存天理、灭人欲”,“改过迁善,克己复礼”以及“治国平天下”的理学思想中寻求根源。宋人小说中的这种与唐人有着种种不同的篇末议论也与宋代科举的“试论”息息相关。     

明末清初的“另类”文人典型——李渔心态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由于受到明代后期追求个性自由和宋元以来享乐思潮的双重影响,李渔形成了以闲适享乐为主的心性特征,一方面推崇情感解放,肯定人的自然情欲,大讲依红偎翠的浮华生活;另一方面李渔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士子,注重文学的劝惩与审美陶冶作用,积极进行戏曲小说的创作,形成沉沦与超越的双重品格,并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劝惩与享乐统一,雅与俗互动,多采用戏拟与反讽的叙事策略,所有这些,都是和他的心态有着密切的关联的。     

从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自序看其小说观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在清代乃至整个中国小说史上都具有一定的地位和价值,纪昀的小说观却为现代学界所诟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五种自序和题词,体现了纪昀小说观的基本特征,即重视劝惩,忠厚公正,如实记述,少加渲染。这一小说观虽然有其明显不足,但在中国小说理论史上自有其代表性。     

清代小说家佟世思论略

清代小说家佟世思以其亲见亲闻之故事,撰成笔记小说集《耳书》。小说内容以志怪、志人为主,篇幅短小,多果报情节,劝惩意识显明。这与佟世思的小说观有直接关系。佟世思既承认小说的虚构性,又主张小说"非同臆说",同时更强调小说的社会教化功能。佟世思的小说及其小说理论不但为辽宁小说史的书写提供了宝贵资料,也为中国古代小说及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明清神魔小说创作思想试论

明清神魔小说的创作思想较为复杂 ,本文将之粗略地归纳为四种类型 :托神魔以刺世 ;借鬼怪以劝惩 ;以戏言寓诸幻笔 ;现民众闾巷间意     

中国古典小说中的骗局

骗子小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小说类型,起源于唐,兴盛于明、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各种文体、各种类型都有所渗透。比如其中精怪类骗局曾影响到《西游记》。现实类骗局则技巧高超,内容广泛,涉及社会人生的诸多领域,对人类心理特征及性格弱点都有深刻揭示,具有文学、心理学及社会学上的多重意义。此外,明清骗局小说均有强烈的现实针砭意图,同时也表现出对骗局的赏玩态度,这显示出这类小说的劝惩功能与娱乐功能之间的一种矛盾关系。     

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的传奇叙事倾向

乡土小说与传奇的关系素来密切，新世纪以来更形成一种传奇叙事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它们较多运用巧合、偶然与神秘因素，或“超现实”的叙事方法，由此书写个人传奇、“怪力乱神”以及其他“陌生化”的传奇内容。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的传奇叙事倾向有多方面原因，一方面缘于小说、乡土与传奇之间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与近年来的文学、文化环境以及乡土现实书写的困境有关。传奇叙事可以增强乡土小说的故事性，开拓乡土书写与现实主义的边界；但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最主要就是过分追求传奇效果，导致故事情节失实与人物形象失真，同时，在情感与思想表达方面也有所欠缺。     

《阅微草堂笔记》的宿命论和因果观

《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劝惩之作,《阅微草堂笔记》劝惩的方式可分为宿命论和因果观。宿命论是唯心的,而因果观则含有唯物的成分在内。     

论“二拍”道教题材的劝惩指归

＂二拍＂涉及道教文化的篇目约占总篇目的1/7,具有内在的系统性和鲜明的指向性,却一直未能引起足够重视。通过比照凌濛初对本事的整理、再创作,发现凌濛初借助道教叙事向读者展示了三个层面的欲望纠葛,即世人、神仙、道教徒对欲望的痴迷、消解与挣扎。这表明,凌濛初并非以批判道教世俗表现为目的,而是以劝惩欲望为指归;欲望关注贯穿＂二拍＂始终,劝惩人欲是＂二拍＂核心主题。     

流亡母题：《天一言》的阅读构想

作为小说《天一言》的流亡母题，程抱一通过天一漂泊传奇的一生，阐释了流亡者的生存状态、流亡者的精神追求以及追求回归的文化原乡。程抱一提出了阴性本体论思想，认为“阴”是天一所追求的生命本原。     

论清代前期实学思潮对英雄传奇小说创作的影响

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创作上的重要变化,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回归儒家思想传统;二是小说文体特征由传奇性向平实化转变。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创作的上述变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与清代前期实学思潮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