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哲学会通何以可能——牟宗三《中西哲学会通十四讲》读后感

牟宗三认为,讲哲学,既要讲哲学的普遍性,也要讲哲学的特殊性。局限于普遍性讲哲学,以为世界只有一个哲学,不承认有各民族哲学,不妥;而局限于特殊性讲哲学,以为世界只有各民族哲学,不承认有普遍哲学,也不妥。由哲学的普遍性讲各民族哲学的会通,而由哲学的特殊性讲各民族哲学的互补。中西哲学的会通与互补,可以就康德哲学来讲,因为康德哲学既可以统摄整个西方哲学,其感触界与智思界之"二界"架构又与中国哲学之"一心开二门"架构相通。由于不承认人有"智的直觉",康德关于"智思界"讲得并不通透,而中国哲学在这方面却讲得透彻圆熟,所以中国哲学可以弥补康德哲学所存在的不通透之不足。我们不妨将牟宗三有关中西哲学会通的讲法视为进入其哲学本身的导标,而不必非得以其讲法作为我们研究中西哲学会通问题的唯一范式。     

创造观：中西哲学会通建设的新视点——从《圣经》与《说文》谈起

以《圣经》与《说文》为例,分析中西创造观的演进过程和特点,比较中西创造观的异同,进而综合中西创造观各自之长,从创造成果、创造过程、创造境界和创造本性等不同视角,对创造内涵作出四维一体的界定。创造观变革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中西会通“创学”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试论中西哲学“基因”的差异

围绕着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持续争论,暴露出哲学界对内涵不断变化之哲学缺乏性质上的自明。哲学之所以在内涵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依然能够保持哲学的性质,最主要的是因为它如同生物种类的延续一样,存在着"基因"原理。哲学起源于人的智慧对世界本质的探索,从两千多年来中西哲学发展的不同路径看,两者一直分别朝着总体的本体论和分析的本体论方向发展,并分别受到本体论中"物质性"和"运动性"的基因控制。当中西智慧各自以特有的哲学形态面世时,便分别表现出"实践类比"和"概念推理"的不同内涵与性质。中西哲学在总体上表现出的物质和运动的复杂关系,向哲学界提出了如何重新认识"本体论"的问题。     

交往实践观:21世纪中哲、西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汇点

世纪之交,在对21世纪中国哲学走向的展望中,我们无可回避地面临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什么将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展开“对话”、交流和互动的交汇点呢? 笔者认为,尽管答案的选择可能是多元的,但是,交往实践观必将是其中极其重要、甚或是主要的答案。究其根据,无非有二:其一,交往实践观既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色,又是现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趋向,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视界,因此它是三大思潮内在贯通点、融汇点。其二,交往实践观是21世纪全球主题的辐辏点、时代精神的凝聚点。因此,交往实践观必将成为21世纪中国哲学三大思潮对话的主题,融合视界的交汇点,进而成为中国哲学的基本走向。     

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超越”——兼论中西哲学“精神超越”的相异与会通

中西哲学同主张“精神超越”,但在理论形式上却有重大差异。其根源在于,其一,中西哲学对“形而上”的理解有重要的不同在西方哲学中是实体的形而上学;中国传统的形而上学则是境界的形而上学。其二,西方人把“天道”看作是外在于人的存在,从认识论的角度理解天道,目的在于把握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性;中国传统哲学是从价值论、主体论的角度理解天道,旨在以天道的必然性来证明人道的必然性,以天道的合理性来确定人道的合理性。     

西哲东渐的宗师──汤用彤先生追忆

在汤用彤先生谢世近40年之后,《汤用彤全集》终于在世纪交替之际问世了,这是我国学术界的盛事。我作为用彤先生的一名后学,现已年逾古稀,面对这浩瀚的七卷本全集,百感交集,缅怀与崇敬难以言表。我们常用“学贯中西”来称道一些著名学者的博学多识,但对于用彤先生来说,“学贯中西”就显得狭隘而不够用了。因为先生是我国十分罕见的学贯中、西、印的大师,他在中、西、印文化与哲学思想研究上,都有独到的造诣和重大的贡献,在这三大文化领域内都立下了一座座丰碑。先生并不是将中、西、印哲学与文化孤立起来进行研究,而是着眼于三…     

马哲、中哲、西哲的“功能统一性”与当代中国哲学的探索

中国哲学界自新时期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目前正处于一个转折性的关键时期。通观今日国内哲坛 ,“马哲”由其热点问题引导的原有研究范式正变得走向不明 ,众多贫乏空洞的理论言说流于“假问题”而受到冷落 ;80年代的“国学热”和 90年代后期以来的“西学热”似亦难免自说自话的弱点 ,对文本的“过度诠释”因缺乏思想灵性而显得平庸琐碎。然而 ,此种看似消极的局面其实正孕育着中国哲学发展的转机 ,因为新时期以来 ,经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解放和观念创新 ,对现代西方哲学话语全面深入的引进以及中国传统哲学资源的重新发掘等准备性工作之后 ,中国哲学界的学术品味已变得更加高雅 ,学术心态也更加成熟坚毅。进入 2 1世纪 ,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正在呼唤“当代中国哲学”的创生 ,探索和创造真正具有中国气质并能自立于世界哲坛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 ,已成为今日我国哲学工作者充分自觉的使命和雄心。基于这样一种认识 ,本刊推出“探索当代中国哲学的道路”这一专栏。本期约请国内哲学界几位知名学者撰文 ,探讨在当今西方话语权力的普遍宰制下 ,开发中国人自己的哲学理论是否可能 ;如果可能 ,应选择何种思想起点 ,并如何培育本土哲学流派 ;“马、中、西”三方能否在这一共同主题下实现思想创新功能的     

西哲与汉儒的完美统一--严复性格与命运的再考察

严复对中国富强的追求,使得他反对中国传统中阻碍中国进步的东西。他对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认识和理解,使他理解了中国之所以落后英国之所以先进的宿命的命运,在于两国对现实完全不同的体察。所以,为了追求富强梦想,他反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反复无常,即起码的“政治道德”。而他分析这些所谓的“儒者”反复的原因在于缺乏作人的宗旨,只不过是为了追求官位。他为了自己的宗旨,决不与袁世凯合作,为其复辟帝制制造舆论。他对袁世凯的感情是复杂的,他既为他的“训练新军”成就而自豪,又为他的复辟帝制的愚蠢行为而叹息。     

视觉文化语境中影视与小说的互动与背离--兼论当代小说自救的可能途径

由于不同的文艺形式在不同的传播时代占据着不同的地位,因而在当今的视觉文化时代,小说走向衰落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在当今视觉文化的语境中,影视与小说存在着互动与背离两种主要关系,由此当代作家们也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一部分作家认同乃至迎合视觉文化,主动地投身其中;一部分作家既利用视觉文化环境,又坚守小说的艺术本性;还有一小部分作家则以背离的方式继续小说艺术本身的探索,而复调小说则成为小说自救的一条可能途径.从而,影视与小说的关系也呈现出互动和背离两种看似矛盾的局面.     

中西诗学会通的可能性及其意义

中西诗学会通的可能性及其意义李咏吟汉语思维决定了中国诗学的基本特质，也直接决定了中国诗学的表述体系。这种思维方式本身一方面构造出民族性诗学观念，另一方面又与其他民族诗学构成一种对抗。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西诗学之间形成了一种彼此孤立的局面。自...     

非西方国家如何建构世界文学:可能与途径

近年来,关于世界文学,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界出现了“非西方中心”的理论走向.世界文学概念在诞生之初就包含着对强势文学话语霸权的消解,具有明显的弱势文学内涵,存在着非西方文化血统.世界文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客观存在着的作为各民族文学总和的世界文学,另一种是通过翻译建构起来的为各国读者所能感知的世界文学.和杰出的作家一样,杰出的译者也是世界文学的关键人物和世界文学价值的重要创造者.本土读者对世界文学图景的认知通常是民族文学引导的结果,世界文学在本质上是跨文明比较诗学,非西方国家对于世界文学的建构具有不容忽视的力量.     

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论的可能途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就意识的起源、本质和作用作出过精辟的阐述,囿于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这些阐述多为原则性的论述;此外,在对这些经典论述进行的研究中,又存在着许多误读和误解;同时,马克思主义意识论还必需面临来自现当代西方心灵哲学的各种挑战,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论成为时代课题。奠立于现当代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西方心灵哲学中的各种唯物主义理论在坚持"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则的基础上,从还原的唯物主义向非还原的唯物主义的弱化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论提供了可能途径。     

细胞分化发端及形态建成和控制的可能途径

细胞分裂,生长,分化是植物生长的三种基本现象,一个植物细胞在不同的发育阶段上可以有不同的形态和机能,这是在时间上的分化;同一种细胞后代,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而可以有相异的形态和机能,这是在空间上的分化.     

论发掘中国古代文论现代意义的可能途径

中国古代文论究竟是应该放入陈列室的古董,还是有待发掘的宝藏?如果说古代文学理论依然具有现代意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发现这种意义?我们当下的文学理论的确出现了危机:人们开始质疑其存在的合法性了。为了解决这一危机,我们必须树立重建文学理论的雄心。重建就需要新的理论资源,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容量巨大的中国古代文论话语资源。但在真正面对中国古代文论时,我们就必然遭遇如何处理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关系问题。于是,寻找中西文论之间的契合点就成为“重建”的前提性问题。20世纪以来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西方哲学传统与中国古代哲学之间的某种深刻的相通性或许可以给“中西对话”提供一种有效的视域。     

劳动法典何以可能与如何可能

体系型法典是最高级的立法形式,应当成为劳动法典的奋斗目标。劳动法是现代工业和信息社会的一个法律领域,劳动分工带来了大量同质化的劳动关系,为大规模劳动立法构筑了社会基础,数字经济的兴起又带来了以平台用工和远程工作为代表的新型劳动关系类型。观察中外历史,劳动立法一直秉承着平衡理念,即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劳资自治”与公权力“他治”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此价值理念决定了劳动法典的建构基础,也使适度体系型法典模式成为可能。以历史逻辑为鉴,我国应当在理论逻辑中区分建立在私人自治基础上的劳动私法关系和建立在公共利益上的劳动公法关系,以各自完备的价值理念实现规范的整合,同时在实践逻辑的指导下分别编入归属于公私法律部门的劳动法典条文。新就业形态难以进入传统劳动关系,因此可独立成章,形成规范传统劳动关系的“大劳动法典”之外的“小劳动法典”。     

关于学会与学会立法

<正>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正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生活日益健全,为加快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极为良好的条件。喜看学术界新蕾绽开,群星灿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委实振奋人心,鼓舞斗志。我国科学事业的振兴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尤其各种学会、协会和研究会的崛起倍加令人刮目。学会蓬勃兴起的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学术界的大好形势,说明我们继往开来的事业是何等的兴旺发达！在这里,笔者仅就学会与学会立法的问题,谈点个人的看法,以就教于读者。     

“通古斯”与通古斯的起源

“通古斯”一词,不见于中国古代经传与史乘,但作为语言分类学上的一个术语,则已为中外学者所普遍采用。“通古斯”这一概念已被引入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史各领域。但由于对这一概念的含义理解得不准确,造成了各学科在使用上的不一致。为了正确认识和使用这一概念,谨撰此文以供讨论。     

理性与可能世界

人类理性的超越性特点和形而上学的独断论本性决定了它们把握的只能是可能世界而未必是实在世界;形形色色的自然哲学描述的各种各样的世界图景无非是被误读为实在世界的可能世界;自然科学同自然哲学一样,首先指称一种可能世界;我们应当把可能世界上升到人类理性和外部世界关系这样一种高度加以把握,在后现代语境中重建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