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学理论的新建树——对“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理论的探讨

钟敬文先生提出的"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的学术命题,对于中国民俗学科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个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征,有些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依然保留得相当完整。中华民族的民俗文化是由多元文化组成的,不同民族的民俗文化相互融通,构成多民族的中国民俗文化。     

区域民族描写民俗学优秀之作--读《中国南楚民俗学》

从民俗理论的实际提炼性与追求规范性、区域民族民俗描写研究之丰富性与精确性、田野考察之可学性与可操作性、民俗学研究之献身性与交心工程性四个方面来考察 ,王建章教授的《中国南楚民俗学》是区域民族描写民俗学的优秀著作。     

新世纪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方向

现代世界民俗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建设,已经超越了一国民俗学的时代。民俗学家们不再以研究本民族或他民族来作为自己与人类学家的区分标准。另外,民俗学家已经很难指望在什么偏僻角落发现不为外界所知的奇风异俗。在世界民俗学的学术视野中研究世界各地的民俗事象,实现对民俗创造者的代际理解、族际理解、国际理解乃至普世理解,应该成为民俗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中国民俗学应该而且能够与世界民俗学有机结合。     

“中大民俗学会”在中国民俗学发展中的历史作用

本世纪30年代“中大民俗学会”的创立及其刊物《民俗》周刊和民俗系列丛书的相继面世,是中国民俗擘成为独立学科的标志·该会学者对边疆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考察,对外国民俗学派的系统介绍和“民俗学传习班”的开设,揭开了中国民俗学史新的一页;不但拓宽了中国民俗学研究的领域,培养了专门人才,而且普及了本学科的知识,扩大了在国内外的影响,为加速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并留下了一批珍贵的民俗学文献资料。     

世纪之交的民俗学思考

民俗研究,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人自身和人类社会的一种本体性研究。这既是催发民俗学诞生的初始动因,也是民俗学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这种本体性研究将会向纵深发展。自80年代初到现在,我国民俗学的发展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也存在某些误区。民俗学工作者应该充分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立足现实、观照历史、面向未来,研究民俗文化的演变规律,探寻传统民俗与现代文化的最佳结合点,促使民俗文化与现代化进程协调同步、健康发展,使民俗学真正成为有用之学。     

世纪之交的民俗学思考

民俗研究，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人自身和人类社会的一种本体性研究。这既是催发民俗学诞生的初始动因，也是民俗学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这种本体性研究将会向纵深发展。自８０年代初到现在，我国民俗学的发展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也存在某些误区。民俗学工作者应该充分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立足现实、观照历史、面向未来，研究民俗文化的演变规律，探寻传统民俗与现代文化的最佳结合点，促使民俗文化与现代化进程协调同步、健康发展，使民俗学真正成为有用之学。     

谈谈民俗学的理论引进工作

在现代社会 ,民俗学是一门民族性和地方性很强的学科 ,也是一门国际性学科 ,因此 ,理论引进和对外交流都是必不可少的 ,但重点是加强本民族的民俗学建设 ,促进多元文化繁荣格局的形成。     

开拓民俗解释的多维空间——《解释民俗学》的学科意义

对各种民俗事象进行解释是民俗学的核心问题.因此,如何提升对民俗文化的阐释力成为衡量民俗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尺度.中国民俗学在近十几年来取得了可喜的进步.     

贵州高校民间文学、民俗学教学与研究状况调查——兼谈培养相关专业人才的重要性

贵州民族众多,民俗文化丰富多彩.贵州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曾取得辉煌的成绩,高校教师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某些方面的研究具有绝对的优势;在民间文学、民俗学人才培养方面,高校更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通过对贵州高校民间文学、民俗学教学与研究状况的调查,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     

重构民俗学基础理论

中国民俗学基础理论研究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近来一些民俗学同仁仍存忧虑,如对民俗学研究方法不作改进,对基础理论不作更新,民俗学将失去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学术地位及价值。本文经对民俗学历史及现状的反思,认为民俗学研究应坚持主客体统一、具体与抽象统一、文化整合的原则,并由此建立起中国特色的民俗学理论体系     

中国民俗学学派价值论

中国民俗学学派价值论 ,需要从中国学者对民俗与民间文学的“价值探索”中梳理。中国人的价值观源于中国人的生活实践 ,源于儒、道、墨学术精英的学说 ,源于中国民俗民间文学。随着对民俗与民间文学研究的发展、深化 ,中国民俗学学派价值论的研究 ,也将发展、深化。     

论周作人在现代民俗学创建和发展中的意义

在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创建和发展中,周作人的价值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启蒙,介绍西方和日本民俗学理论,并活用于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二是组织,以报刊和研究会的形式,集结了一批热心于民俗文化探索的先行者;三是方法和思想,通过民俗透视国民性,带有特定时代的“经世济民”思想。     

中国民俗学学派方法论（下）

甘萧学者柯杨教授致力于西北区域民俗文化研究,编著有《西北民族文献》(26卷)、《西北花儿精选》、《中国风俗故事集》、《诗与歌的狂欢节》,发表论文100余篇。我读到《花儿的格律及其他》、《莲花山花儿程式论》、《甘肃泾川与西王母民俗文化》时深深钦佩他多年深入田野考察,将采风所得活形态民俗民间文学资料与古籍钩沉相结合的研究精神、研究方法、研究成果。1985年我赴新疆出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三届学术年会,特地到兰州拜访他,请他为《古今民间诗律》写“花儿格律”,他刚从莲花山考察归来,晒得黑黑的,飒爽,矫健,豪迈,神采奕奕。…     

集体无意识下民族精神的回归与民众狂欢 ———民俗学视野中的《中国红歌会》

在“娱乐至死”的当代社会,一些大众传媒为吸引“眼球”,粗制滥造出不少媚俗、庸俗、拙劣的选秀节目,极大地污染了社会公共文化空间。《中国红歌会》的成功举办,在一定层面上唤醒了迷失在现代性失乐园中的民众,红色旋律如同一股红色旋风,催生了民族精神的回归,得到民众极大认可和支持。文章试图从民俗学视角,探讨《中国红歌会》成功背后的精神、文化因素,凸显民俗文化对当代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意义。     

中国民俗学学派方法论（上）

钟敬文教授倡议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与多种研究方法,"最主要的,还是要考虑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并能切实解决问题的方法。"中国学派方法之源在于中国学者探索中国民俗事象的实践之中。学派是由一个个学者发展而来的。研究方法是渗透于一个个研究成果之中的。研究成果有赖于学者的研究精神、研究心态和研究方法。要从中国学者们80年的实践中梳理中国民俗学派研究方法。———顾颉刚的探索精神与历史地理研究方法。钟敬文倡导中国民俗学派、多民族一国民俗学及多种研究方法。姜彬倡导区域文化研究。段宝林倡导六维立体描写研究。各位学者各具特色的研究方法,汇成中国民俗学者学派多姿多彩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研究方法。     

中国民俗学与北京大学

中国民俗学的记述有悠久的历史。在甲骨文、金文中已有民俗记载。在汗牛充栋的经、史、子、集等古代文献中零散的民俗记录更加丰富。而在《诗经》、《易经》、《礼记》、《山海经》、《风俗通义》、《搜神记》、《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梦粱录》、《古今风谣》、《山歌》、《粤风》、《古谣谚》等书中更有着民俗资料的集中记录。古人对民俗的论述也不少,但较零散,尚缺少对民俗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真正科学意义上的民俗学研究在中国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因民俗学是对人民文化的研     

赫尔德与周作人——民俗学与民族性

周作人撰写的作品中使用了许多民俗学和民族文学的关键词语,如民歌、民俗学、童话等,这些外来的关键话语反映了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期间通过学习森鸥外、柳田国男等人的著作而受德国近代民俗学、人类学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反映在周作人对民俗学、人类学的重视是因受到德国近代学者赫尔德的思想影响。赫尔德对民歌的研究实际上由周作人接受并在中国语境中发展出自己的学术兴趣。同时,周作人撰述中所使用的民族与国民性话语的历史上下文及其与德国近代思想史上赫尔德文化民主主义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北京大学与中国民俗学的建立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扩大了国学研究的范围，把学术的重心由清末的经史子集扩大到民间文化与社会心理方面，推动了考古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新学科的建设，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天地，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组织发起了全国性的歌谣征集与风俗调查活动，搜集整理了大量原始资料，在此基础上，北大的国学研究乾们结合西民俗学原理，对歌谣与民俗学之间的关系，民俗学的界定以及民俗学的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使民俗学理论与学术实践实现了有机结俣，最终使中国民俗学以一门新的学科的面貌出现于学术界，北大也因首倡之功而成为我国民俗学的发源地。     

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中的几个问题

民俗学是社会科学中一门重要的学科。它在国外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国内有六十多年的历史。钟敬文先生说:民俗学在解放后十七年作为一门学科还没有建立起来。近几年来国内重视了民俗学的研究,但还不能说几年中就已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从宏观上说,中国民俗学要进一步发展,首先就面临着学科建设这样一个任务。学科建设包含的内容很多,有两个主要的方面:一是学科的理论建设,一是学科的方法建设。     

中国民俗学学科发展现状刍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地位已基本确立,民俗学学科体系已初步建立,民俗学研究的范围日益广泛,层次日益深入,质量日益提高,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方法论也正逐步形成.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1)民俗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宣传与普及有待进一步加强;(2)基础理论研究虽说有了长足发展,但远不能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3)民俗学专业人员不足,专业研究机构不够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