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杀熟”现象及对策研究——基于价格歧视视角

近年来,互联网平台型企业利用大数据算法实施算法歧视的“杀熟”行为引起热议。针对这一现象,基于价格歧视视角对大数据“杀熟”进行概念界定,通过构建大数据“杀熟”的行为模型来展现互联网平台“杀熟”的基本流程;描述新时代下“杀熟”新表现形式和新特征来展现“杀熟”技术和方式的隐蔽性和多样性,找到致使平台“杀熟”成功的因素;从平台、数据、消费者3个角度分析“杀熟”背后的伦理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只有算法、法律、消费者及平台4个角度协同发力,才能有效规制大数据“杀熟”现象,以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与市场竞争机制。     

社会责任型人力资源管理对员工前瞻行为的影响：一个跨层次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分析社会责任型人力资源管理对员工前瞻行为的影响。通过对36个公司的343名"员工—主管—领导"配对调研及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社会责任型人力资源管理跨层次正向影响员工前瞻行为;组织信任在社会责任型人力资源管理与员工前瞻行为之间发挥跨层次中介作用;包容型领导正向调节组织信任与员工前瞻行为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调节"社会责任型人力资源管理—组织信任—员工前瞻行为"的"2-1-1"中介作用机制。     

西方企业政治行为伦理研究现状与启示

本文综括性地介绍了西方企业政治行为伦理问题的产生,主要的伦理理论,相关的伦理标准与伦理框架,以及对非道德企业政治行为的治理问题。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企业政治行为的合法性与伦理问题更值得研究和关注,而西方学者的这些相关研究将给我们带来启发和借鉴。     

差序式领导与员工建言作用机制分析——基于“圈内人”和“圈外人”视角的探讨

建言行为是员工角色外行为的一种,对组织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差序式领导作为中国特有的领导方式之一,是否有助于员工的建言行为也成为学者较为关注的话题。以圈子理论为基础,以社会交换理论为指导,将下属按照亲疏远近划分为"圈内人"与"圈外人",分析差序式领导与两群体建言之间的作用机理可以发现,差序式领导的偏爱会使"圈内人"下属产生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产生建言的动机和行为,但其对"圈外人"下属的不公平待遇抑制了他们的建言行为。但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尊重权威""宽忍利他"等理念可以调节差序式领导与"圈内人"和"圈外人"下属建言的作用关系,促进"共建"行为,实现组织永续发展的目标。     

风险社会与政府社会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全球风险社会。从全球形势看,多元化、多极化、多样化以及矛盾的多边化日趋明显,全球公共风险不断扩大。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所面临的风险更为复杂、多元。风险社会的来临,象征着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多。因此,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而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必须着力提升政府社会风险管理能力。     

社会转型期的危机管理：风险制造与规避

在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同在的中国转型期,政府主体在克服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风险规避的任务环境带来了其与风险制造的行动后果之间的悖论。因果信念的完全性程度和欲求标准的明确性程度影响着风险管理行为。转型社会中危机管理要注重目标引导与知识管理,直面社会不确定性,在监管总结、知识分享、案例学习、预案预演等方面加强对因果关系知识的把握。     

社会转型风险的衡量方法与经验研究(1993～2004年)

中国在经历迅速的转型与发展的同时,也正步入一个高风险时代。本文从简要评述人类社会风险的历时变迁入手,从社会紧张、社会脆弱和社会不安全3个维度界定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风险”,构建了衡量社会转型风险的指标体系,并利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各类指标的权重,基于统计年鉴和相关文献提供的数据,具体计算了1993～2004年间的社会转型风险指数,发现这期间社会风险的平均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尤以社会不安全指数的增长最快,但近年来增速呈现下降趋势,在未来几年可能在高位进入“平台期”。最后,作者结合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一些新特点,从5个方面简要讨论了中国在转型期社会风险快速增长的发生机制。     

数据可携权能否治理“大数据杀熟”？

电商平台利用大数据对消费者“杀熟”的现象屡见不鲜,但因其隐蔽性我国政府一直难以监管,那么欧盟提出的消费者数据可携权能否治理“大数据杀熟”现象？对此本文从平台用户的视角出发,通过构建由电商平台和消费者组成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引入数据可携权后双方的演化稳定策略,并分析影响双方行为策略的因素。研究表明：当老顾客在平台用户中占比较高,并且老顾客行使数据可携权转移至新平台获得的额外效用大于某阈值时,赋予消费者数据可携权能够遏制 “大数据杀熟”现象,但当老顾客中不满意顾客的占比较高时,消费者具有数据可携权会阻碍电商平台产品或服务的提升;消费者行使数据可携权的概率与个人数据价值成正相关,与观测数据价值成负相关;电商平台采取“大数据杀熟”策略的概率与个人数据价值成正相关,与衍生数据价值成负相关。     

约稿启事 “转型期单位管理‘疑难杂症’及解决思路”专题研究

正当今中国正处于典型的社会转型期,现实中会出现转型独有的"阵痛",转型期"疑难杂症"会集中爆发。如何化解与规避这些矛盾,就成为转型期领导和管理的重要任务。单位作为社会的缩影同样也面临着转型之路,转型期单位管理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更加集中突出。这些问题和矛盾既有过去累积的,也有转型期所独有的。面对转型,单位中很多人会持怀疑态度,因为转型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挑战,甚至会出现转型死亡或负增长。     

上下级之间的信任重构

<正>在社会科学中,对信任并没有一个确切公认的定义。本文采用南京大学翟学伟教授对信任的定义:"作为社会事实的信任,其本质在于一个人在面对社会复杂性增大或社会自身发生巨大变化时所表现出来的对既往时空中依赖对象的控制倾向,以便可以照常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各种风险。"(翟学伟:《信任的本质及其文化》,《社会》2014年第1期)信任,不仅仅是人际关系中的横向信任,还包括了组织中上下级的垂直信任。而上     

新视野

正确看待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当代中国的转型期,指的是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时期。正确看待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需要坚持用全面的、联系的特别是发展的眼光来观察和分析问题,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层面来把握中国     

信任的信念基础——实验经济学的检验

信任涉及一个社会的基本秩序,它能提供稳定的心理预期,从而抵消一部分由于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交易费用.利用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方法,设计信任博弈和扩展的独裁者博弈等实验,分离基于社会偏好的信任和基于信念的信任并考察其在信任行为中的影响权重,探究社会偏好-信念-信任的传导路径.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社会偏好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即社会偏好对信任除存在直接效应外,还通过信念影响信任有部分中介效应；考察社会偏好和信念对信任影响的权重系数,发现社会偏好对信任的影响程度大于信念对信任的影响程度；考察不同性别的信任结构,发现男性的社会偏好对信任的影响程度大于女性,女性的信念对信任的影响程度大于男性.研究信任的信念基础和结构对中国社会信任秩序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领导自我损耗与员工自我损耗——授权、信任的负影响

领导处于自我损耗状态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资源丧失的风险感知会增加领导的授权行为,使员工面临更多的工作压力,进而引发员工自我损耗。在这个过程中,授权行为充当着领导自我损耗与员工自我损耗之间的中介,并且受到领导信任的调节,领导对员工的信任水平越高,授权行为越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员工自我消耗水平越低;反之,则产生相反的结果。基于此,领导应积极强化自我和员工的素质与能力,并提升授权与信任行为的精准性,避免陷入自我损耗的恶性循环。     

基于扎根理论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关键风险的识别研究

风险识别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风险控制的前提,也是保证海外并购成功实现的基础。由于中国特有的社会制度,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行为往往得不到东道国政府和民众的信任,这增加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大大提高了风险识别的难度。为探讨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面临哪些关键风险,论文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以近年来中国企业进行的海外并购典型失败案例为研究样本,通过数据收集和译码过程,不断比较和理论抽样,构建了以"跨文化风险"为核心范畴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关键风险体系,并基于合法性视角,从国家和组织两个层面进一步解析了风险源——制度距离,从而为中国政府和企业有效进行海外并购风险防范提供了策略和建议。     

社会转型期妇女社会工作探讨

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很多既有事物都在现代与理性的冲击下快速转型,为谋求自身的发展做出改变。社会工作和传统妇女工作的进一步结合正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一大重要变化,而这一结合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在中国社会飞速转型的大潮流下,所提出的"妇女社会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可操作性和与时俱进性,而研究社会转型期的妇女社会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信任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及机制探讨

本文系统考察了人际信任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本文发现,如果户主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其家庭从事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的概率比那些户主认为"和人相处要越小心越好"的家庭高2.3个百分点,这超过了家庭平均创业概率的1/5,具有明显的经济效果。为了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利用家庭所在地的宗教场所数量和姓氏离散度作为信任的工具变量,得到了一致的结果。本文还进一步讨论了信任对创业的可能影响机制,包括加强风险分担、信息传递、形成社会网络等,尤其是强调了对陌生人的信任所反映的"弱联系"在促进创业方面的效果。本文研究表明,通过社会建设、信用体系建设等手段提升社会的信任程度,可以与正规制度的完善互为补充,有助于推动创业。     

风险、信任和出借意愿——基于拍拍贷注册用户的实证研究

网络借贷(P2P借贷)是微金融运营模式的创新,主要用于满足小微企业及个人的小额贷款需求。该市场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大量出借人的参与。为了更好地了解出借行为,本文以拍拍贷网站用户为研究对象,分析信任和感知风险对出借意愿的影响及前导因素。研究结果发现,出借意愿主要受到信任的影响;感知风险会影响信任,但是不会对出借意愿产生显著影响。而信任又受到借款者社会资本以及借款请求信息质量的显著影响。出借者主要为风险偏好人群,他们对利润的追求甚于对风险的考量。出借者的投资风险来自多个方面,不完善的交易平台保障体系和网络借贷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会严重地影响潜在出借者的不安全感和交易信心,严重阻碍网络借贷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上述结果表明,网络借贷市场的投资行为有其内在特征,以网络购物为基础的传统电子商务领域的研究成果在网络借贷市场中并不完全适用。     

PPP项目中信任对商业模式创新行为影响的实验研究:社会资本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

本文通过文献分析构建了以社会资本感知的信任为自变量、商业模式创新行为为因变量、社会资本创新能力为调节变量的理论模型。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开展情境模拟实验,并采集到119份有效的实验数据。运用方差分析处理实验数据,对提出的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1)信任的三个维度(制度信任、认知信任、情感信任)对商业模式创新行为的产生和执行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制度信任对商业模式创新行为产生、执行的影响不受社会资本创新能力的调节,而情感信任对商业模式创新行为产生、执行的影响均受到其调节;(3)认知信任对商业模式创新行为产生的影响受到社会资本创新能力的调节,而认知信任对商业模式创新行为执行的影响不受其调节。在此基础上,本文为政府及相关部门激励社会资本进行商业模式创新提出策略建议。     

“央强地弱”:农民政治信任的层级差异研究

作为衡量民众政治参与状况的重要指标,农民政治信任度关乎国家治理绩效。政治信任具有层级性差异,即农民政治信任度与政府层级呈正相关关系。社会转型期,"央强地弱"信任级差归因于利益分化、央地资源掌握程度、压力型体制及政治社会化等因素,并影响地方政策执行、社会稳定、社会信任及国家治理能力。为此,从基层治理能力、普遍信任、央地财权事权划分、惠农政策与基层反腐、利益表达机制等路径解决农民政治信任层级差异问题迫在眉睫。     

约稿启事 “强人政治”的正负效应及制约机制专题研究

崇拜"政治强人"是中国鲜明的政治文化,浓厚的人治背景又特别容易滋生"政治强人"。在中国目前的转型期,存在一个"强人政治"的悖论,一方面需要"政治强人"大力推进改革,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政治强人"的强势而超越了政治、社会、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导致"政治强人"政治的背叛、经济的腐败、道德的沦丧和社会的灾难。"强人政治"是当代中国改革大变局中出现的典型现象,通常表现为拥有绝对权力与权威的领导者以强制的手段制定决策与执行政策,通过强制性权力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以达到实现改革意图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