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注三《礼》与始见《毛传》之先后考

三《礼》注中的诗说与《郑笺》既有契合又有矛盾之处,郑玄注《周礼》、《仪礼》时未得见《毛传》,所采为三家《诗》说,《周礼注》、《仪礼注》与《郑笺》的契合乃是因为三家《诗》义偶与《毛诗》义相同。《礼记注》提及《毛诗》、毛公,《注》中诗说却与《郑笺》存在诸多不同,说明郑玄注《礼记》时已得见《毛传》,但尚未治《毛诗》之学。     

敦煌写本《国语》及注残卷若干问题辨析

现藏于敦煌研究院的写本《国语》残卷,其来历与真伪在学界曾有争议。通过对相关线索的分析梳理,对其最初发现与收藏的情况进行细致考察,可以确定此写本残卷在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前已经流出,购藏者绝非部分学者所说的董作宾,而是董希文,这一情况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此件文书来历与流传过程的认识,也有助于对其真伪的判断。学界此前关于此写本残卷发现与收藏、残损等问题的若干疏失,由此可以得到纠正。关于注文的作者问题,尽管学界根据相关史料提出了不同看法,但也可以结合其抄写年代、区域特点等因素考虑其它可能性。另外,此写本残卷《国语》及注本身质量并不高,基本不具备版本校勘价值。     

《国语》非史料汇编论辨

《国语》是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文献。不过,对于《国语》的编纂情况,历代都是纷争不断。其中有一种影响很大的观点,即《国语》是一部史料汇编。这种观点并没有注意到《国语》本身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对《国语》的研究工作存在着误导。因此,这一问题亟需厘清。其实,就其性质而言,《国语》自始就是一部有着鲜明主题、精心布局和统一体例的完整著作。     

晋语辨正

太史公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国语》有韦昭注,可以帮助后人懂读《国语》;其有疑义,余作辨正;兹录《晋语九卷》之辨正,以就正于广大读者,幸指谬误。笔者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于成都[晋语一] 一、隶农韦注;隶,今之徒也。按隶农为农奴。农奴,奴隶之耕田而不自由者。徐元诰谓犹庸耕者,非也。庸耕尚有自由,农奴则失自由者。故下文曰,“虽获沃田而勤易之将不克乡,为人而己。”岂非不自由乎! 二、骊姬请使申生主曲沃,以速悬。虞御史云,速,疾也,县,缢也。吴闿生     

《世说》刘注引《庄子》考

《世说》刘注共引《庄子》13处,其中11处见于今本《庄子》且与今本《庄子》在文字上存在着一些差异,另外2处不见于今本《庄子》。刘注作注使用的《庄子》有郭象注本、司马彪注本和郭象、向秀共同注本。刘注所引《庄子》对今本《庄子》中某些文献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的帮助,刘注也保存了两条《庄子》佚文。另外,对刘注引文的改动应该辩证分析。     

从刊本李善注的文本变迁看《文选集注》在宋代的流传

《文选集注》在校勘《文选》刊本正文及注释方面的价值有目共睹,我们可以从《文选集注》和宋代《文选》刊本的文本关系中找到《文选集注》在我国流传的蛛丝马迹。在以北宋本为首的刊本李善注本系统中,其李善注内容并非一成不变,刊本李善注本中混有《文选集注》中所存《钞》和陆善经注的内容;同时,刊刻于南宋的《文选》尤袤刻本李善注也有与《文选集注》写本相一致的地方。众多迹象表明,北宋本校理者及南宋时期尤袤刊刻李善注时,应该看到过类似于今天所见《文选集注》残卷的集注本子,并参考吸收了《钞》、陆善经注以及类似于集注本的李善注。这反过来说明,《文选集注》是我国唐代人所编撰,在宋代仍有流传,有些部分被吸收编入李善注。     

《文子》考

《文子》问题很复杂,竹简《文子》的出土并没有使问题简单化。前贤于此问题所论已多,但大体仍旧是疑信参半,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本文考证了文子其人、今本《文子》真伪、简本《文子》的年代以及今本《文子》与简本《文子》的关系等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今本《文子》可以作为研究文子思想主要依据的观点。     

古汉语中词的语义特征

古汉语中词的语义特征张联荣一《说文》：＂期，会也。＂段注：＂期者要约之意。＂谓在时间方面有所约定限制。《国语·周语上》：＂及期，命于武宫。＂韦注：＂将事之日也＂。《诗·小雅·》：＂期逝不至，而多为恤。＂毛传：＂远行不必如则，家室之情，以期望之。＂又《...     

柳宗元的“中道”思想——以《非〈国语〉》为中心

柳宗元对《国语》的文学价值有高度评价,同时,以"中道"思想为标准,柳宗元对《国语》中"不概于圣"之处也做过深刻批判,这集中体现在《非〈国语〉》中。以柳宗元对《国语》一书的接受与评价为线索,论析柳宗元撰述《非〈国语〉》的目的与原则,可以加深认识柳宗元的"中道"思想,并进而了解"中道"思想对柳宗元经学、文学、史学等思想观念的影响。     

《文选》李善注误引《方言》例考

《文选》李善注大量引用扬雄《方言》,经考证发现,其中有14例是李善误将郭璞《方言注》或其他典籍作为《方言》而引用的.通过文献比较和分析,对这十四条引文的来源作了推断.     

《水经注》地名反映的词汇现象

《水经注》是六朝时期的一部重要地理学著作,书中记载了大量的地名。这些地名反映了汉语词汇发展的诸多特点。从地名的角度研究词汇现象为汉语研究提供了新角度,同时也告诉我们地名中蕴涵着丰富的语言资料,语言研究者要重视和发掘这类宝贵的资料。     

《国语》“季桓子穿井获羊”索隐

《国语.鲁语下》所载"季桓子穿井获羊"一事应该有一定的历史依据,而非向壁虚造。传世本"季桓子穿井获如土缶"当依俞樾说作"季桓子穿井如获土缶"。季桓子获羊却问孔子以狗,其意图应该把鲁国的政治现实与孔子的思想主张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国语》中的孔子既谈"仁"、"礼",也谈"怪力乱神",比后世一般儒者心目中的孔子形象要丰满,这与《国语》一书的编纂意图密切相关。     

论《国语》《左传》的谏体文学特征

《国语》、《左传》中载有大量的谏言,这些谏言无论是在疏直激切、怨而不怒的风格特征,忠心耿耿、光明磊落的谏臣形象塑造还是在三段推理、古今对比的论证方式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共通之处,呈现出独特而鲜明的谏体文学特征。这些共同特征对于深入认识《国语》、《左传》二书的关系和后代谏体散文的形成、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语》叙事刍论

《国语》作为先秦历史散文的代表之一 ,以长于记事为人们所熟知 ,其叙事艺术亦有独到之处。在故事情节方面 ,叙事完整 ,脉络清晰 ;在结构安排上 ,针线绵密 ,剪裁适度 ;场面描写张弛有度 ,精彩纷呈 ;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 ,适度想象 ,虚构 ,使历史散文具有了一定的文学价值     

从《左传》《国语》赋引之诗看《诗经·商颂》的年代问题

今、古文学派有关《商颂》年代的界定存在争论。由于争论多局限在文本所展示的语言、地理、历史、文化信息和前人有关《商颂》作年记载两个方面,因此至今仍未形成统一认识。转换论证角度,“称诗”之风在春秋非常流行,从《国语》《左传》的赋引情况看春秋“称诗”的基本特征,可以确定《商颂》为商人所作。     

方国瑜和南诏大理史研究

作为云南地方史、民族史的奠基者 ,方国瑜先生在诸多学术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本文以对方先生南诏大理史研究成果的研读为基础 ,从南诏大理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历史地理问题、若干重要论述、方国瑜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与方法论意义四个方面 ,对方国瑜先生在南诏大理史研究中所作出的贡献给予述评。     

北宋笔记特点及地位论略

自南宋起对北宋笔记的评价就显示出了两种不同的倾向。在后世研究中北宋笔记也远不如当时的话本、史传等文体引人注目。这是因当时笔记评价标准往往与史学、小说相牵混所致。通过对北宋笔记与魏晋南北朝及唐代笔记的比较。可以发现北宋笔记是笔记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在主旨、内容、艺术表现、风格等方面都显示出其自身的特点，形成了南宋以至后世笔记创作的主要模式，对后世笔记影响深远。     

庄(蹻)王滇新考

作者从《国语》、《战国策》、《荀子》、《商君书》、《史记》等文献中,比较研究出楚怀王末年的庄之乱即越人之乱,《史记》记载的“东地兵”即越人军队,从而得出庄率领越人军队自楚王滇的结论。     

方国瑜先生与云南金石档案研究

方国瑜先生治云南地方史、民族史,历来重视云南金石文物资料的搜集、编纂和研究,并在少数民族金石档案学领域做出重大贡献。在云南金石档案研究方面,他的独到见解已自成一家之言,他的治学思想和金石论著已成为云南学术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     

韦昭注《国语》公序本二子本之对比

韦昭注《国语》公序本两个传本明金李刊本与宋元递修本间存在差别,金李本虽也有一些错误,但在使用借字、正字、古字、生字时有其一贯的特色;在使用助词"也"时也呈现出很大的一致性。而递修本在遇到公序本与明道本的异文时,总是一味依从明道本,以致模糊了作为公序本传本的特色。因此,金李本更胜于递修本。递修本与秦鼎本合,与金李本异,而前者是后者非者,多系金李本刻工之误;递修本与秦鼎本合,与金李本异,而前者非后者是者,实因金李本于旧版明显的讹误处已有所修订,因此,金李本可以说是一个经过修订的公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