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的社会管理: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定位与模式构建

作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非政府组织的结构、功能和发展定位进行了系统地分析，继而在理论上构建了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模式：在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政府、市场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三大行为主体合作互动、和谐共生，即政府的行政式管理、市场组织的经营式管理和非政府组织的自治式管理并存。     

关于非政府组织的伦理学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各国蓬勃发展,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社团革命。在经济活动、 社会管理、尤其是在消除贫困、帮助弱势群体、人道服务、保护环境等社会公益事业中,非政府组织已成为与政府和 市场相媲美的第三部门。由于非政府组织具有非营利性、志愿性及其弹性组织形式的民主性、平等性等特性,因而 与市场和政府相比,具有更为丰富的道德色彩。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能够培育人们的公民意识、互助合作精神和社 会公益精神,保障社会稳定和谐发展,因而是当前道德建设的一个新途径。     

非政府组织的行政法分析

当今社会,非政府组织不但大量涌现,而且与政府组织一并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行政法角度分析非政府组织的地位、职能和作用,对非政府组织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不和谐和冲突中更好地充当协调、中介角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制衡、控制和参与——关于西方社会管理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述评

在当代西方主要社会管理理论中,社会管理过程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几种观点:非政府组织制衡政府;政府控制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基于不同理论基础上的社会管理理念会有较大反差,这些观点无疑将为我们今天正在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提供一定程度上的启示和借鉴。     

非政府组织: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

非政府组织是在市场体制和国家体制之外出现的一项重大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这种创新的独特性质和特有的优势 ,使非政府组织能够比较有效地致力于解决一些特定的社会经济问题。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的的兴起 ,是对人类社会在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努力中所遇到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作出的反应和回答。非政府组织作为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企业—市场体制和政府—国家体制之外 ,提供了新的具有深厚潜力的选择     

非政府组织参与数字政府治理:角色定位与制度安排

数字政府是信息技术应用于政府管理的新模式,其高效、公平的价值追求与非政府组织作用发挥的目标具有一致性。非政府组织能够利用自身优势,防止政府失灵的扩大化,并有效衔接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推动数字政府能力提高和价值实现。通过对非政府组织重新审视并进行角色定位,客观分析数字政府建设中非政府组织所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功能体系进行制度化再造,以推动信息技术创新与非政府组织使命的有效结合,才是实现非政府组织参与数字政府治理的关键所在。     

非政府组织：危机管理的重要力量

本文通过分析国内外非政府组织的危机管理以及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危机管理中的异同,拟就现代危机管理中非政府组织的优势和作用进行探讨。     

非政府组织概念再认识

非政府组织的概念缘起于联合国宪章。当前对非政府组织概念的认识有四种不同视角:公共管理的视角、结构和价值导向的视角、突破政府——市场二元结构的视角、基于中国语境的公民社会视角。非政府组织概念的结构化定义应该建立在以上视角之上:非政府组织是指由公民个人或其他团体、机构为实现公益或互益目标发起的,具有一定治理结构、独立自主运转的、提供社会服务的社会自治组织。这一新定义可从以下几点理解:后工业社会是理解非政府组织概念的时代背景、非政府组织的发起主体是多元的、道德取向和伦理精神是非政府组织的根本特征、非政府组织是承担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需要有规范的"治理结构"、非政府组织须具备独立性和自主性。     

和谐社会语境下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路径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非政府组织作为公共管理领域新兴的组织形式,具有优化治理结构、创新组织和整合社会的功能,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实现社会和谐的有效机制与必要条件。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为更好地促进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必须重新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积极培育和完善各类非政府组织,并有效规范非政府组织的运行与管理。     

转变社会治理方式与扩大公共参与——以上海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为例

转变社会治理方式,扩大公共参与,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是政府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培育公民社会、积累社会资本,发展非政府组织,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参与中的作用和影响,有利于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促进"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形成。上海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案例表明,非政府组织拓展公共服务内涵、满足不同需求、提升专业化、特殊化服务质量的潜在能量,具有激发社会活力、延伸并补充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促进社会和谐等重要意义。转变社会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应重视和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转变社会治理理念和工作方式、建立现代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扩大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公共参与,形成政府、社会力量的多元参与、良性互动格局,从体制、机制上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营造法制环境,并提供制度保障。     

论未来世代权利的法哲学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当代人的行为引起了资源消耗、核废料、环境污染以及基因改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后代人的利益,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威胁。一种超越时间纬度的未来世代权利因此出现,其核心是“当代人有责任使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和利益受到充分的保护”。现在,对于作为一种新型权利的未来世代权利如何保护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哲学问题。人类共同体理论能够为未来世代权利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     

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综论--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内容分析

我国社会学自恢复学科建制以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缺乏统一规范、不够本土化等问题,这就阻碍了学科内的沟通,影响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效力。通过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社会学研究整体层面的一些优势和不足。     

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新理念

城市的发展不能长期依靠“负债经营” ,要逐步实现“以城养城”。经营城市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理念的创新 ,我们不但要善于建设、管理城市 ,而且要善于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主要是指提高城市经济竞争力和城市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根本条件取决于城市的软、硬环境 ,更重要的是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降低交易成本 ,建设法治经济和信誉社会。     

“日常生活美学”批判与“超越性美学”重建

当代中国美学发生了日常生活美学与超越性美学的对立。日常生活美学肯定大众文化,主张审美回归日常生活,建立以感性快乐为本质的新的美学原则;而超越性美学则主张审美超越日常生活,应该对大众文化进行审美批判。现代性分裂为世俗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世俗现代性沦为感性异化,而审美属于反思现代性,是对世俗现代性的批判。因此,要吸收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因素,重建超越性美学。对大众文化,应持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肯定其合理性,承认日常生活审美化丰富、美化了人们生活;另一方面,警惕感性异化,坚持审美的超越性,开展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建设精英文化。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作者的生平事迹、著作等论述中存在着某些疏误乖违。本文依据地方志、别集序跋、小传等相关的文献资料,对《提要》所论及的作者,如陈轼、彭师度、姚菱、储掌文、汤斯祚等,从他们的科第、仕历,到作品的著录、版本、卷数、存佚等,均一一作了订正和考辨。     

少数人权利保护的道德哲学基础

少数人作为道德王国的成员,其尊严也应得到尊重。伦理精神与少数人权利保护存在于统一的社会秩序之中,我们要在善恶因果律中把握少数人权利保护,在价值合理性中彰显少数人权利保护,在生态整合中体现少数人权利保护。在道德哲学层次,少数人的权利保护已不再仅仅是道德规范的实现,也涉及到伦理精神的实现。     

论马克思主义真理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真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在从相对走向绝对的过程中发展 ,在同错误的斗争中发展 ,在对真理颗粒的整合中发展     

文化的哲学生存论解读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岐义纷呈的概念。文化研究的前提性、基础性工作是从哲学生存论上对文化进行解读。在生存论的视域中 ,人类文化是在特定的生存境遇中产生的 ,它直接源自于人在应对自然环境的活动中“显”生“隐”死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取向 ;文化标志着人与自然和自身既“逆”又“顺”的双重关系 ,有着“显”与“隐”的结构和功能 ,具有本体和功用双重属性。所以人类文化也具有自我矛盾的性质。人经由文化的创造而提升于动物之上 ,形成具有内在张力的有意义的生存方式 ,但同时也导致人类内部高下 ,贵贱的区分。要卓有成效地研究并解答当代的人类文化问题 ,首先要做好这一哲学的解读工作。     

自我技艺学与美学化的自由实践——福柯生存美学思想举隅

福柯的美学主义涉及到人自身及其生活领域中的一切"美学态度"。此一美学无疑就是一种把人自身及其生活视作艺术品来看待并实践的"精神性"的、实践的美学。其植根于人自身的自由生存实践,或"自我技艺学"之实践之中,因而亦可称之为"自我技艺学化的美学",就是"‘自身的文化’的生存美学"。     

中国共产党执政价值观探析

执政价值观是执政主体对执政活动的一般价值的政治伦理判断,其内容主要包括对执政活动的价值目标、价值标准和价值模式等的认识或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执政基础的合法性、执政活动的有效性和执政行为的规范性是评判党的执政价值的三个最为重要的量度。“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