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义利观辨正

<正> 义利之辨,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对于先秦儒家的重义轻利,史学界几乎普遍地认为是一种否定功利、扼杀人性、鼓吹禁欲的说教。我以为事实并非如此。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和孟子的“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是他们对义利关系的最典型阴确的说法。据此,是否就可以断定他们根本不言利呢?不可。因为上述说法实际上并没有存义灭利的意思,而只不过是主张要以义统利,把义放在首要的地位,反对“后义而先利”而已。所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只要能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即“见利思     

论井田制度(续)

7.圭田 余夫之田 闲田余地《孟子·滕文公上》说: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周礼·地官·遂人》说: “余夫亦如之。”赵岐《孟子》注,释圭为絜(同洁)。焦循《孟子正义》提出异议。他说: “《说文·田部》云:‘畦:田五十亩曰畦。从田圭声。’段氏玉裁《说文解字注》     

孟子的先天道德论

<正> 孟子是战国时齐国稷下学宫中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先天道德论是其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了解他的全部思想脉络的一把钥匙。本文即着重探讨孟子的先天道德论的基本内容及其评价问题。一、孟子先天道德论的基本内容及其思想渊源孟子是儒家学派中“闲先圣之道”、“述仲尼之意”的大师。他非常推崇孔子,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以下只注篇名)他以孔子的直接继承人自居,其先天道德论思想正是对孔子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论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

道德的普遍性与相对性 中国古代多数思想家认为道德是普遍的,是人人必须遵守的。孔子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都肯定道德原则具有普遍性。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肯定仁义是人类生活的普遍原则。但孟子也承认不同学派对于仁义有不同意见,如杨子为我,墨子兼爱,杨墨两家就与儒家的观点     

孔子义利观阐释

一“义”与“利”的重要性在春秋时代,如何面对礼崩乐坏的混乱社会,是对志士仁人的严峻考验。一方面是他们的崇高理想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则是世俗的各种压迫和诱惑企图使他们放弃原则。孔子最终战胜了种种压迫和诱惑,并为自己定下了这样的原则:“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意思是生逢此世,君子负有全天下的使命,那就是推行道义。只要不辱这一使命,任何遭遇都可以承受。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卫灵公》)而通达的君子则是“质直而好义。”(《颜回》)君子之所以如此看重义,是因为要“行义以达其道。”(《…     

自由与他由之间——孔孟自由观初探

<正> 1 如所公认,仁在孔子思想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而仁者“爱人”与“克己复礼为仁”,则是仁的两个基本规定。如何做到仁,这涉及到伦理学上的自由问题。孔子强调的是个体的主动选择:“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以下只注篇名)“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仁完全在于自己的为不为,而不在于能不能。而当孔子把仁与道相联系,“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引),仁代     

孔子司马迁治史态度比较

<正> 孔子是我国最早的史家之一。关于他著《春秋》之事,屡见于先秦、两汉人的记载。他的治史态度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史家,司马迁就是其中一个,然而他们毕竟有所差异,今试作比较如下: 一,直。孔子主张“秉笔直书”,他赞美“书法不隐”的董狐,许以为“古之良史”(《左传·宣公二年》)。他的《春秋》也由此而使“乱臣贼子惧”。这一点与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的“直录”(《汉书·司马迁传》)笔法是一致的。但孔子又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就严重地影响了他的治史风格,以     

荀子论“变”

<正> 荀子身处大变动的春秋战国时代,他对事物的“变”作了多方探讨,并提出了一系列超前人的思想,可以说是对前人思想的总结、继承和发展。“变”为天地之道在荀子之前,先秦思想家也承认事物的变化和运动,并作了不少论述。但这些变化观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缺陷。其一,属于循环论的变化观。《易经》所说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泰卦》九三爻辞),《老子·二章》说的“大日逝,逝日远,远日反”,《孟子·公孙丑下》说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邹衍说的“五德终始”(参见《吕氏春秋     

孟子与经学

<正> 赵岐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孟子题辞》)可见孟子也是传经之儒。孟子于五经中,除了《易经》没有讲到以外,其余《诗》《书》《礼》《乐》《春秋》都有所论述。 (一)孟子论诗司马迁说:孟子与其徒公孙丑之属,“叙《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史记·孟荀列传》)所以赵岐说他“尤长于《诗》《书》”。现在《孟子》中引《诗》论诗的,不下三四十则,可见司马迁、赵岐之说是有充分根据的。《孟子》中讲到诗的兴衰,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下》,以下     

孟子荀子人性论的比较观

<正> 就我国先秦时代而论,自从孔子提出人性问题以后,人性问题就逐渐成为思想家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孟子提出性善论,荀子提出性恶论,告子提出性无善无不善论,也还有一些人提出性有善有恶论等等。不过,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孟子和荀子都是先秦儒家的著名代表。孟子是继孔子提出人性问题之后,第一个系统地探讨人性问题、提出比较系统的人性论理论的人。他从孔子的人性论思想出发,发挥了子思“天命之谓性”的命题,提出了他的人性论理论。他认为“善”是人的本性,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他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这实质上是一种先验论的思想。当然,孟子并不认为,人先     

论董仲舒奉天法古的维新原则

董仲舒思想方法的一个重要而又显著的特征,是继承先秦儒家“信而好古”的思想传统,依傍敬天、畏天的价值准则,进而结合现实政治需要,熔铸出奉天法古的维新原则。先秦时期,儒家对天有—种敬畏心情。孔子自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这是把天意看作制约人们行为的要素之一。但孔子并不单纯地依赖天命行事,所谓“四时行焉有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便是典型的证明。因此,孔子对“天”的态度是敬而远之。孟子在继承发扬孔门仁学的主体精神的同时,把思维的触角引向至善至美的“天”。他创造提出并躬行实践的“尽心、知性、知天”的认知路线,把仁义礼     

也谈“束脩”不是学费

<正> 孔子,举世闻名的大教育家,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私人办学最有成就的人。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三千”之数,虽不无夸大,但孔子学生很多却是无可置疑的。私人办学,规模初具,其教育经费是从哪里来的呢?这确是研究孔子教育事业极关重要的问题。许多研究者,因《论语·述而》有“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一句话,就把“束脩”当作孔子收纳的学费。郭沫若《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上说:“他是‘有教无类’。     

周公事迹新说

终先秦史两千年,周公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虽然人们常将其与文王、武王并论,但事实上,周公的历史地位远在文王、武王之上。孔子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著名史家夏曾佑更说得具体:“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大有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夏曾佑《中国古代史》1935年版,第31页)周公的历史地位如此显赫,倒不是因为他“制礼作乐”,为中国礼乐艾化先,而是人们认为他在政治上辅佐成王,尽君臣之义,为后世君臣名分立下了一座丰碑。《苟子·儒效》载:     

孟、庄异同论略

一 孟轲与庄周是战国时期儒、道两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孟轲游说梁惠王、齐宣王之事,既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又见于《孟子》书中。《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则谓“庄周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所以朱熹说,孟子与庄子同时,“庄子后得几年,然亦不争多。”但是这两位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处于百家争鸣之际,都未曾在各自的论著中道及对方;史籍所载,亦未有二人相遇互论之事。关于这一点,朱熹的悬测是:“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孟子平生足迹只齐、鲁、滕、宋、大梁之间,不曾过大梁之南。庄子自是楚人,想见声闻不相接。” 孟、庄二子是否曾经相遇,不可确知。先秦史籍传至今日者甚鲜。墨子读     

在人性论上荀况对扬雄的影响

扬雄《法言·君子篇》有下列的一段话:或问:“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曰:“苟非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诸子,孟子亦诸子乎?”曰:“诸子者、以其异于孔子者也。孟子异乎不异?”或曰:“孙卿(即荀卿)非数家之书,侻也。至于子思、孟轲,诡哉!”曰:“吾于孙卿与,见同门而异户也,惟圣人为不异。牛玄,骍白,睟而角,其升诸亩乎。是以君子全德。”可见扬雄对孟、荀的看法是:孟、荀同宗孔子,立说各自不同,但孟之于孔,没有不同,而荀在《非十二子》中,批判了子思和孟子,这是他不纯的地方,也是他异于孔子的地方。扬雄是最推崇孔子的,往往以孔子的学说作为折中各说的标准。孟子既同于孔子,是他自认为是孔孟的继承人而不同于荀子了。不过就人性论说,他却受了荀子性恶说的影响,而不同于孟子的性善说。     

康有为对孟子思想的阐发和现代转换

康有为认定孟子得孔子大道,并且光大了孔子学说,具体表现为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发,弘扬仁和不忍人之心,提倡民主政治,传承大同之教等等。按照他的说法,孟子思想原本就是孔子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使《孟子》成为领悟孔子之道的入门书和必经之路。康有为对孟子思想的阐发与其孔教观一脉相承,是以孔子的名义进行的,实质上则是对孟子思想的现代转换。     

“儒家重义不轻利”说

学术界不少人说,儒学是“轻利”的,其思想影响是发展商品经济的阻力。儒学真的轻利吗?答案曰“否”。说儒学轻利,是对儒学没有全面研究造成的偏见。《说文》曰:“利,铦也,从刀;和然后利,从和省,《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利者,义之和也,”出于《易·乾·文言》,高亭注:“《说文》,‘和,相应也。’始歌为唱,随歌为和,有唱而后有和,有义而后有利,故利是义之和。”(《周易大传今注》卷一)“利”是“义”的派生物。论者以孔子“罕言利”,说这就是他轻利之证。按这句话全文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下引《论语》只注篇名)黄式三《论语后案》认为“罕”应该为“轩”,显也。全句意思是:孔     

中国传统价值哲学与中国文化

中国传统价值哲学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创立的“仁学”价值思想体系可以说是中国传统价值哲学的集中体现。出自于儒家《孝经·圣治章》的“天地之性人为贵这句话,虽然不一定是孔子说的,但它确实代表了以孔子为代麦的传统儒学关于人的价值的思想。 孔子是我国春秋战国之际的重要思想家。他在西周以来的天命神权思想进一步发生动摇,人们普遍对神的虚幻价值产生怀疑,甚至否定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重民轻神、重人事轻鬼神的价值观念,突出了人的价值,建立了以“仁”为核心关于人的价值的学说。     

思孟“五行”为何是“造说”?

思孟“五行”被荀子指斥为“造说”,在于其区分了“德之行”与“行”,即在道德的行为与合于道德的行为之间作了区分。这种区分,在当时是新说。荀子所不能接受或激烈反对的,正是这种全新的区分。“形于内”的“形”是“范型”“模型”之义。“形于内”是指通过道德实践活动将道德观念型铸于内心的过程,也可指这一过程的结果——道德观念已内化于心的状态。仁德型铸于内心,仁行便有内在仁德作基础,《五行》篇将其称为“德之行”,以区别于没有内在仁德作基础的纯粹仁行。这是“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的确切含义。“诚”要求外在行为与内在之意一致,强调“诚”意味着区分“德之行”与“行”。《中庸》的作者明确意识到了“诚”在道德评判中的意义,才会说“不诚无物”和“诚之为贵”。孔子不谈“诚”,表明其可能还未区分“德之行”与“行”。从孔子强调非礼勿视听言动,到《中庸》强调“诚”,《五行》篇区分“德之行”与“行”,再到孟子强调“仁义礼智根于心”,可以看出儒家思孟一派道德关注点由外向内转变的趋势。     

释“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

<正> 孔子高徒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何晏于《集解》谓:“小道,谓异端”。清人焦循《论语补疏》说:“圣人一贯,则其道大;异端执一,则其道小。故小道为异端。”《论语·为政》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子夏却不同寻常,欣赏这些“小道”,认为有“可观”之处。子夏有这样的见解,却又自相矛盾地说:“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令人顿觉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