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论视域中的先秦儒家修养论

学者们对儒家人性论和修养论的研究,或立足于人性论而以修养工夫加以论证;或简述人性论之后详述修养工夫,而从人性论上论证修养论之成立问题,则所见甚少,好像这是不言而喻的,其实不然。我们有必要对此一问题做深入的探讨,才能对儒家的人性论和修养论有更深入的理解与把握。从人性论的角度来探讨修养论,主要关涉到三个问题:一是人生修养的必要性;二是人生修养的可能性;三是修养方法的合理性。先秦儒家是儒家整个思想体系的开创性时期,从阐释的重心来说,它经历了一个由注重修养论到注重人性论的转变过程。儒家开创者孔子对形而上的人性,所言极少,他更多的是关注人的具体的道德实践。而到了孟子和荀子则总是在对人性作一番探讨之后,再对人生修养加以设定。     

再谈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孔孟的“德治”思想主要包涵两方面的意义。其一 ,指当政者的施政措施要体现“保民”、“爱民”、“富民”、“教民”等原则 ,反对暴政和恐怖。其二 ,也是最关键之处 ,是指当政者的德性决定国家的治乱之道。至于君王以法圣贤为名 ,立一道德标准 ,推行于民众 ,以达移风易俗之目的的“德治”是荀子之主张 ,已去孔孟远矣。故儒家的“德治”思想在先秦时就已开出岔路。换言之 ,孔孟“德治”学说表现为孟子的“仁政”说 ,所谓“先王有不忍人之心 ,斯有不忍人之政”。“仁政”能否施行在于当权者本身能否定仁心。有了仁政 ,天下才能得治。这种“有德者执政”的德治思想起源于孔子 ,形成于孟子 ,而荀子则歧出。     

《唐律疏议》“德主刑辅”立法思想和儒家人性论关系探析

《唐律疏议》由十二篇构成,《名例律》居诸篇之首,共六卷,五十七则律文,其内容涵盖了唐律的立法理论和基本司法原则。儒家思想极其深刻地影响了《名例律》关于立法的思想,人性学说是儒家哲学体系架构的逻辑前提,于是唐律立法理论宏观上以儒家人性思想为基本前提,并且在＂德主刑辅＂的立法思想中贯彻了儒家的人性思想,儒家坚持人性经教化可以从善弃恶的观点,所以,唐律立法理论关于德礼与刑罚的价值取向是德礼为主,刑罚为辅。     

先秦儒家关于"欲"的理论

关于“欲”即人的欲望的理论,是先秦儒家人性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先秦儒家并没有像后代儒家那样把“人欲”与“天理”绝对对立起来,更没有所谓“灭人欲”的主张。恰恰相反,先秦儒家总的来说认为人欲是正常人性必不可少的属性,努力满足人欲乃是理所当然的。只是在人欲的需要和资源的有限之间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的意义上,主张适当的“节欲”。     

血气心知与理欲之辨——戴震人性思想之分析

戴震是传统社会最后一位系统阐述人性思想的儒家学者。他提出“血气心知之谓性也”,且更为强调“血气”的优先性。他将“欲、情、知”视为人的心灵的三要素,也是把身体的感受性放在更优先的地位。至于体现“性善”的“仁义礼智”,在戴震那里则是与“生生之道”紧密联系。戴震批评宋明理学将“理”“欲”对立,认为“理”即在“欲”中,人不可“无欲”“禁欲”,但可“无私”和“节欲”。戴震的人性思想反映了儒家内部人性讨论的焦点从“善恶之辨”到“理欲之辨”的演变,也展示出普遍道德和人性差异的张力。从古今社会之异的角度看,他的思想颇可与以多数人的价值为主导的现代社会接榫,也能提醒以“高尚”之名压制正常生欲的危险,但却无法应对物欲流行的局面,乃至有可能使道德失去客观普遍性。     

儒家修身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从廉政自律的视角

儒家突出修身对从政的基础性作用。孔子强调"习"之重要,孟子以"性善"言人之为人的道德属性,明确人天生具备自我生发礼义规范的可能,荀子以"性恶"论人天生生理属性的危害,凸显后天学习与实践而成就礼义法度的必要。与此相应儒家修身有着两个根本向度的路径与方法:存养与学习。孔子虽主张"为仁由己",却更突出学与习的价值,而孟子则进而强调存心养性,荀子则突出礼义法度学习。这些思想不但从深层的人的类本质的探查启示着当下政治贪腐行为的治理,廉政自律有其可能与必要,而且予廉政自律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以重要的路径性引导。     

"欲不可去"与"欲不可尽"--论荀子关于人之欲求价值观

荀子由论礼之起源 ,而论及人之自然欲望和社会欲求之发展和实现。他认为 ,人欲天然 ,凡人相同 ;欲不可去 ,求不可尽 ;纵欲有害 ,任情不能。欲不可尽却可以求近尽 ,纵欲有害却可以节而制之。荀子既不主张禁欲 ,亦不主张寡欲 ,恰恰力倡节求导欲、养欲给求。而“以财物为用 ,以贵贱为文 ,以多少为异 ,以隆杀为要”的礼仪制度和行为规范 ,则是实现这一理念的惟一方案。他认为 ,以“礼”来“别而养欲”、“分而导求” ,是使自然欲望的扩张与物质财富的保障相持而长、个人需求的发展与社会规范的制约相适不悖的最佳选择。荀子的个人欲求价值观独特而精到 ,在儒学思想演进过程中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先秦儒家"圣""君"立法思想及其法伦理意蕴

在先秦儒家看来,只有先王与君主才拥有立法权.在理想层面上体现为"先王以明罚敕法",在现实层面上体现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在矫正层面上体现为"暴君放伐".先秦儒家认为,只有先王与君主所创制的礼法才是良法,而暴君所创制的礼法则是恶法.因此,从法律伦理角度看,所谓"圣王立法"、"法自君出"和"暴君放伐"思想,不仅彰显了先秦儒家立法主体的伦理品格,而且包含有"恶法非法"的良法论思想.     

从深闺之"情"到下嫁之"情" --晚明情感论美学思想的形成

在明代中后期的心学异端(以李贽为代表)的影响下,社会产生了一股提倡自然人性论和平民意识的思想潮流,从而引起了晚明从雅到俗、从情到欲的审美趣尚的转变,这不仅突出地表现在重情的文艺思潮的出现和一批世情文学及戏剧作品的勃兴上,而且还表现在当时所形成的穷欢极乐的社会风尚上.     

从孟子“寡欲”说到荀子“养欲”说——儒家新义利观之形成及其意义

以伦理(义)统辖功利(利)是儒家自孔子以来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及原则,荀子同样坚守。然而,正是这种价值及原则的一致性掩盖并从而使人们忽略了荀子与孔、孟在义利之辨问题上所存在着的细微但深刻的差别。事实上,在共同的价值坚守之下,由荀子发展而出的是一种与孔、孟有着不同理路、不同义蕴的儒家新义利观。与孔、孟的义利观相比,它带给人们的是别一样的视角、别一样的效果和别一样的心态与生活方式。     

先秦儒家的农业管理思想

根植于古代农业社会的儒家的重农意识十分明显,提出了加强农时管理、大农业系统管理、田间管理、农业资源管理、农村基层组织管理等一系列见解,形成了其系统的农业管理思想。它对当代农业管理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曾子在先秦儒学中的重要地位

本文着重分析孔子、曾子、孟子三人的器质和主要思想(“仁”、“孝”和“内省”的修身方法),认为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因此,肯定曾子是孔孟之间的主要承传者,这亦说明曾子在先秦儒学中的重要地位。     

论先秦儒家“礼”观念的层次及其意义

孔子重“复礼”,而礼的核心是等级观念,因此学界多称其政治上保守。但当时有等级观念者非仅儒之一家,不应以此观念定性儒家政治上的进步与保守。从层次上看,儒家赞同的等级观念包含着大量人类文明信息,不但不保守,而且非常先进,对今天的政治生活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先秦儒、道思想对科学发展的不利影响

自然规律的存在是科学发展的基础,承认科学研究的价值是科学发展的动力,而先秦儒、道思想对自然规律在认识上的局限、对认知自然奥秘信心的缺乏和对科学研究活动价值的否认,对科学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论宋代理学二重人性论的演化

宋代理学二重人性论学说,发端于张载。他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念,但没有为儒家伦理找到本体论依据。二程兄弟以天理为价值本体,对儒家伦理做出本体论证明,但没有找到"天命之性"和"生之谓性"之间的中介。朱熹把张载和二程的观点综合起来,使二重人性论的理论形态臻于完备。     

先秦儒学“欲情知”关系及定位

先秦儒家关于关于“情”“欲”问题的看法，近来颇受学术界关注。考诸先秦儒家原典，“欲”“情”“知”三者常交织在一起，成为人性的内容。本文辨析了其间的关系：三者之中，“欲”是最基本的，相当于一种原初意志和生理本能，又可分为道德之欲与生理之欲。由“欲”而“情”，欲望的实现，引起情感的满足，两种欲望对应两种感情。“知”则对“情欲”进行调节。一些学者（以苟子为代表）不承认有道德情欲，故特别强调“知”的作用，以理性调节情欲；而另一些哲人（如孔孟）则重视道德情感也兼及“知”（智）。     

先秦至六朝比兴说述略

比兴是从对《诗经》表现手法的归纳中总结出来的。唐前对比兴的讨论分两条线索、两个阶段。一条线索是经学家对比兴原义的诠释,属浅层研究,为比兴说的建立提供了启示;另一条线索是文学家、文论家抛开比兴原义而对其文论意义的阐发,是其真正意义之所在。两个阶段为:两汉比兴原义诠释阶段,魏晋南北朝原诠释向文论阐发过渡阶段。     

秦代的告诉制度

秦代的告诉制度在种类上可分为公室告和非公室告,自告与告发,以及州告等。秦自商鞅变法以后确立了奖励告奸制度,告奸者与斩敌同赏,官吏周围的人告发官吏,官吏因此受到处罚的,告发之人可承袭原官吏的官爵、田禄。错误告诉的,根据错告之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可把错告分为故意错告和过失错告;故意错告为“诬人”,应受刑罚处罚;过失错告为“告不审”,依法从轻处罚或免于处罚。     

先秦佚诗与先秦诗歌的发展

《诗经》、《楚辞》之外 ,见于各种文献的先秦歌、谣、诵、辞之类约 30 0余首。这些作品不仅弥补了中国早期诗歌中的空白 ,将诗歌史提前到五帝的阶段 ,还显示了中国早期诗歌从二言到四言、杂言 ,再到六言诵诗的发展过程 ,使我们认识到诗歌的发生阶段除诗歌舞结合的形式之外 ,还有总结生产、生活经验的谣谚、诵辞 ,这种口诵作品同歌的结合开拓了上古诗歌题材的范围 ,推动了诗歌体式的发展。《诗经·豳风·七月》就是谣谚同歌结合的产物。民歌、谣谚、祭辞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试论战国秦汉时期儒、道互补文艺观的演变

儒、道两个学派在战国时期的争鸣和在汉初的互绌,既有学术思想上不同的原因,也有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因素.秦汉时期,儒、道在政治等领域争夺主导话语权的互绌,并未妨碍二者在学术思想上的进一步融合.儒、道的文艺思想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例如,在审美特征的论述上,在审美标准的主张上;儒、道的文艺思想在许多方面论述的侧重不同,恰巧构成为古代文论互补的结构.儒、道互补的文艺观是汉赋得以形成的理论基础,同时汉赋作品也表现出来这种互补的文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