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河南漕路续论

唐代河南道黄河段漕路,是汉代已有通漕记载的古老漕路.其水道"湍悍",三门底柱为航行最大障碍.唐代河南道段黄河承担漕运任务空前繁重,对航道进行过多次大规模整治工程,留下可贵的历史经验教训,裴耀卿、刘晏、李泌、李巽、裴休等为之做出过重要贡献.陕州是河南道黄河漕路的转运中心.唐朝最早于此设置地方运使.元和时运使停罢,并不表示陕州失去漕运的重要性.河南道两段漕路各有特点.     

三门峡黄河漕运历史变迁及其对陕州发展的影响

历史时期陕州的发展与黄河漕运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三门天险处在黄河漕运的咽喉之地,历代黄河漕运治理均围绕三门天险展开,使陕州成为名副其实的漕粮转输中心和漕运航道治理中心,也使陕州的漕运枢纽地位得以确立。与此同时,漕运的繁华也对陕州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琳琅满目的商品,往来如织的商贾,促进了陕州商业的繁荣;壮美的漕运景观,云集的旅客游人,带动了陕州旅游业的兴起;文人墨客赞美黄河景观、讴歌治黄治漕精神的文学作品,促进了漕运文学的生成。以此为基础的漕运文化,使得陕州地域文化更加具有独特性,并向着多元化的方向不断发展。     

明代漕军制的形成及演变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漕运高度发展的时期,在大规模的明朝官方漕运队伍中,存在着人数达十万余人的职业运输军队。明朝的漕运法经过了支运、兑运与支运相参,最后变为长运后,职业性的漕军应运而生,成为漕运的主要运输力量。漕军对维护明王朝漕运的正常运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是维系明朝京都命脉的重要支柱。     

唐代转运使的设置与裴耀卿

唐代转运使的设置与裴耀卿有密切关系,作为首任转运使的裴耀卿,对漕运曾经作过重要贡献.本文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同时联系有关问题,作一些初步的论述.(一)在我国历史上,自秦汉以后,开始有漕运和管理漕运的官吏.能够知道的,如汉代有护漕都尉,晋朝曾设督运御史.隋置募运米丁,漕转关东汾晋之粟供给京师,但是漕官阙如.总观隋代以前,漕官还不是一种常设的制度.到了唐代.漕运大为兴盛,才常设转运使     

明代漕船漂流的规定

明代,运送漕粮的漕船经常在运河上遭遇风浪,导致漕船被损坏,漕米被漂失。为了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同时也为了防止漕运人员为图谋不轨而假捏漕船漂流,明政府制定了众多相关规定,如勘查漕船漂流的规定、漂失漕粮赔补的规定、对相关人员的处罚规定。     

明代中后期黄河治理过程中护陵保漕方略的失衡及影响

明代前期黄河治理以保漕为中心，实行北堤南分的治河策略，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张秋运河的安全，却使黄河中下游河患由河南转向山东、南直隶境内，淮泗地区受灾，明祖陵、凤阳皇陵、寿春王陵开始受到洪水威胁，护陵政策提上日程。护陵政策作为一项政治方针，要确保“龙脉”不损，“王气”不泄，维护皇权威严和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政策贯穿了整个明代中后期。护陵策略的施行使原有治黄方略不得不做出新的调整，治河者从保漕任务转向护陵、保漕兼顾，从而陷入政治、经济两大掣肘，左支右绌，最终导致河患加剧，治河遭遇瓶颈。区域内的百姓常遭水灾，经济凋敝，流民四起，动摇了皇朝的统治根基。明代中后期护陵、保漕方略影响了黄河治理、经济发展以及民生稳定等多个方面，折射出人文政治因素在治河过程中的重要影响。     

论中国古代漕运体系发展的几个阶段

漕运是封建王朝政治活动的产物,它的发展必然以政治中心为转移,以满足都城物资需求为目标,以连接都城与漕粮产地的水路为载体;同时漕运又是一种经济活动,它的发展又受经济活动规律和运河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制约.根据王朝都城的位置变迁、漕粮主要来源地的变化以及运河网络的发展,可将中国古代漕运系统的发展概括为四个阶段,即以长安为中心、以"关东之漕"为内容的发生阶段;以洛阳为中心、以"关东之漕"向"江淮之漕"的转折为内容的蓬勃发展阶段;以汴京为中心、以"江淮之漕"为内容的繁荣发展阶段;以北京为中心、以"江南之漕"为内容的高度发展与终结阶段.漕粮来源地的变化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漕运体系发生、发展、繁荣和终结的全过程.     

漕运发展的阶段性分析

《说文解字》诠释:“漕,水转谷也。”追溯本意,漕运即是通过水路转运谷物的一种形式。但是,封建社会中的漕运有其特定的历史含义。很早以前,我国民间便久已利用沟渠和自然水道转运百物,但是,都不称为漕运,漕运是一个历史概念,专指历代封建政府将所征粮食运至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     

合族共漕:清代地方基层的一种漕务应对实态

漕制,在传统社会当中是为历朝统治者所重视的一项重要国家制度,尤以明清两朝为盛.明末,漕运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诸如摊派、腐败等.清代所延续的明代一条鞭法赋税制度实际是整合了明末各种摊派后的结果,给基层民众所带来的负担颇为繁重,作为“天庾正赋”的漕赋则更加如是.清代基层社会民众对于漕务的主要应对实态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积极完漕;二是极端抗漕;三是消极拖逃.近年学界对于抗漕与漕粮拖逃的样态关注相对较多,因为碰撞冲突能够较为直观地呈现社会结构的动态.而对于地方基层多数民众如何完漕及其影响则关注相对较少.事实上,合族共漕可以说是清代地方基层社会的主要漕务应对实态,其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样态:一是通族共漕,即能以一族之力应对;二是联族共漕,即多族联合应对.基层社会正是通过这种灵活多变的形式得以突破困境进而求得发展,同时也在较长时期内维护了地方基层乃至整个王朝社会的稳定.     

明代万历年间总漕与总河之争述论

明代万历年间,总漕与总河出于部门利益考量,围绕治河方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最终导致万历五年和万历二十六年两次合并。二者争斗看似是治河、通漕与维护祖陵的理念之争,实则体现了万历年间复杂的政治生态。明代总漕设置于景泰年间,总河设置于正德年间,设置目的在于应对黄河决口后临时性的漕运危机。总漕与总河的设置仓促而成,其职掌多有重合之处,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组织效率低下与相互争斗的泥潭。这是明代体制性弊端的集中体现。     

明代中叶后漕军的积债问题

明代漕军是漕运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明中后期由于漕军的收入有限而负担却异常沉重,又遭受种种剥削勒索,陷入了非借债不能维生的地步。借债不但没有能解决问题,反而成为漕军的另外一项重负,致使漕军逃亡与侵盗漕粮不断。明代政府采取了一些补救的措施,但收效甚微。明代漕军的积债问题反映了明代漕政的废弛与明代吏治的腐败。     

北宋漕运发展原因初探

北宋时期 ,南方农业生产的发展为漕运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为漕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统治阶级的重视为漕运大开绿灯 ;造船技术的进步又保证了漕运业对漕船的需要 ,在诸因素互相作用、影响下 ,漕运业不断推进。漕运业的发展是历史前进的结果 ,是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促进了北宋漕运的进步     

唐代江淮地区的漕运

《新唐书·食货志》云:“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东南漕运,必经运河,这就成为扬州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战国末期,秦开郑国渠,溉田四万顷;     

清代前期漕运及其对国内市场的影响

清代前期漕运及其对国内市场的影响周祚绍漕运是有清一代的大政，在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居有性要的地位。清代历朝统治者对漕运极为重视，顺治二年，顺治帝就采纳巡漕御史刘明所奏：＂额数宜清，运法宜定，修造宜急，运道宜豫；＂①恢复明代的漕运旧制。康熙帝曾将漕运与河...     

宋代镇江船闸述评

两宋王朝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比较重视河道建设。正如北宋时张方平所说：“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尤其是两浙财富，朝廷依为命脉。“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漕都下（今河南开封）百五十万石．其他财赋供馈不可悉数”。这些都要依赖江南运河源源不断地输出。南宋时“京口当南北之要冲，控长江之下流。自六飞驻跸吴会（指杭州）。国赋所贡，军需所贡．聘介所往来．与夫蛮商蜀贾、荆湖闽广江淮之舟．凑江津，入漕渠，而迳至行在（临安），所甚便利也”。因此，宋朝政府对河道建设是非常尽心的。例如“以塘潴水，以坝止水。     

浏河天妃宫和郑和纪念馆

太仓古称娄东,濒临东海,地处长江入海口岸。据《太仓州志》记载,在元、明二代太仓曾设有漕运中转的海运仓,史称“六国码头”、“天下第一码头”。太仓县境内的浏河镇,古名刘家港、刘家口,是历史上远洋航海的重要港口。太仓郑和纪念馆就座落在浏河镇北澛漕口,假座于郑和曾率水军将士朝拜进香的历史遗迹“天妃宫”内。     

论胡林翼整顿湖北漕政

漕粮,是中国封建社会赋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清初以来,漕粮一直是重要的田赋形式之一,被清政府视为“天庾正供,俸米旗饷,计口待食,为一代之大政”咸、同时期,正当清军与太平军决战于江南、胜负未卜之际,长江中下游各省份(湘、鄂、皖、赣,苏、浙),或先或后实行了改漕“减赋”。其中,尤以湘系党魁之一、湖北巡抚胡林翼对漕政的清厘整顿较为完善,影响颇大。     

清代浙江漕政与农民的抗漕斗争

清王朝建立后,沿袭明代成法,规定每年从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和山东八省,额征漕粮四百万石,经京杭大运河输往北京,以满足其官俸、军饷和宫廷糜费的需要。漕运的推行,直接关系到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向来受到清政府的重视,所谓“漕粮为天庾正供,俸米旗饷,计口待食,为一代之大政。”时至清末,仍有“中国之大政有三:曰运漕,曰治河,曰行盐”的说法。地处东南沿海、物产丰富的浙江,是明清时期有名的重赋地区之一,也是征纳漕粮的主要省份。有清以来,浙江每年额征漕粮六十三万石,仅次于江苏,在有漕八省中位居第二。而这六十三万石漕粮,连同随漕征收的耗米、     

先秦至北朝河洛地区的漕运与仓储

先秦至北朝河洛地区漕运和仓储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特点。秦和西汉定都关中 ,河洛地区在漕运和仓储上起着中转性的作用 ,为了漕运粮食的便利 ,中央政府对包括河洛地区在内的黄河水运通道进行了一系列治理。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定都洛阳 ,政治中心的确立 ,使河洛地区也成为仓储和漕运的中心。仓储分布于各州郡和黄河、洛河沿岸。     

腐败问题的制度透视——基于清后期漕运改制思想的分析

腐败是清后期漕弊的突出表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但由吏治而海运而停漕的漕运改制思想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腐败治理思路.同时,清政府的偏好受河运派和海运派两大利益集团博弈的影响,思想付诸实践的过程出现了一些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