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行为外部性的形成

政府行为外部性是政府制定公共政策、行使公共服务职能以弥补市场缺陷的副产品 ,它是由政治过程产生 ,通过改变交易规则或产权控制从而间接改变市场性外部性 ,造成相应的成本和收益转移的现象。在改革发展的新阶段 ,全面认识政府行为的外部性 ,对于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国家的社会经济管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政府公共品供给行为外部性的形成机理——基于公共选择过程

公共品有效、公平提供已成为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依据公共选择学派的分析逻辑,政府公共品供给的外部性与公共决策制度的功能缺陷、公共决策行为的主体缺失密切相关。因此,完善和优化公共选择过程的制度建设就成为防止政府公共品供给行为负外部性的必然选择。     

政府行为外部性的测度与负外部性的内部化

政府行为的外部性是政府行为对其他主体强加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需补偿的收益的情形。同时 ,政府行为的外部性又有其特殊性。政府行为正外部性是维持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的基本条件 ;而政府行为的负外部性的存在引起了对它的内部化的分析。对政府行为外部性分类、测度与评价的目的在于规范政府行为 ,提高政府的运行效率 ,促使政府行为负外部性的内部化 ,为市场运行提供成本更低的制度保障。     

政府行为外部性与人和自然和谐发展

政府行为外部性是由政治过程产生的、通过制定或改变交易规则或产权控制从而间接改变市场性外部性、造成相应成本和收益转移的现象。在当前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实现政府行为合理化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行为正外部性、克服负外部性,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政府行为外部性与"诺思悖论"的相关研究

市场是在各种或隐或现的规则里发挥其资源配置、产生激励约束功能的。市场的有效运行需要政府的参与。政府作为一个拥有独特的激励结构的博弈参加者,其行为具有外部性。政府行为外部性与“诺思悖论”密切相关,二者共存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并日益构成目前转型中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行为转型的内容及研究对象。     

地方政府规制与规制外部性

地方政府对外部性的规制可能会产生另一种外部性,即规制外部性。规制外部性是政府在制定与实施规制政策的过程中因自身的无效或被规制者的影响而产生的成本和收益转移。它是政府失灵的一种表现。与市场外部性比较,规制外部性可能影响配置、稳定、分配和增长。它的存在对政府干预的效率提出了质疑。因此,在外部性治理问题上,有效的政策选择必须考虑到这种规制外部性的大小。     

政府规制外部性及其政策涵义

规制外部性是政府为纠正市场失灵而干预市场资源配置的副产品。具体地讲,它是由政府规制行为引发的一种成本或收益的转移效应。与市场外部性不同,这种外部性一般产生于政治过程,是政府失灵的一种表现。在转轨时期,充分认识到这种外部性的存在基础与作用方式,有利于正确界定政府的职能范围,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化产业的政府支持:正外部性角度的分析

文化产业在我国需要大力发展。但作为一个特殊的产业 ,政府须对其进行支持。文化产业的正外部性就是这种支持的一种理论依据。正外部性可分成四个方面 ,包括同伴效应、社会化收益、经济发展以及未来效应。国内对此方面的研究尚缺乏 ,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分配行为的规范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分配行为具有调节作用的全程性、调节手段的多样性、调节内容的针对性和调节依据的规范性,具有实现公平的功能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功能。现实中政府分配行为存在诸多不规范、不合理因素:对分配起点的调节失当;对分配过程的调节失当;对分配结果的调节失当。其原因是:对分配起点的调节、对分配过程的调节、对分配结果的调节缺乏规范的制度保障。为规范政府分配行为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     

政府外部性的政治经济学

同私人外部性比较,政府外部性具有一些重要特征,如正负外部性的同时性、外部性受体的多样性等。可以根据政府行为的类型,把政府外部性分为规制型外部性、宏观调控型外部性、项目型外部性、公共物品供给型外部性、转移支付型外部性和公共财产管理型外部性等六类。导致政府外部性的原因大致有两大类:能力不足型和意愿不足型。前者包括官员的有限理性和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后者包括官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利益集团俘获政府、政策决策的政治博弈与均衡的性质、官僚机构的科层失灵和政治体制的弊病等。解决政府外部性的根本之途是,通过宪政改革规范政府的范围、规模、收入和决策过程。     

论政府参与行为的社会经济效应

政府参与行为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是个尚未充分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对此经过理性分析,指出"政府参与行为"是政府作为独立的主体直接参与微观经济活动的过程.政府的这种行为方式,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社会供求总量的变化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状况;对微观经济的影响则集中体现在对微观主体的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扶持效应上.笔者认为,三种微观经济效应都可发生蜕变,只有制定科学的评价政府参与行为的原则和方法,合理规范政府参与行为,才能使政府参与行为更多地发挥积极效应.     

科技创新企业的外部性与政府补贴研究

外部性是影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市场失灵现象之一,客观存在的外部性可以加快企业科技创新成果的扩散与应用,从而产生巨大的聚集经济。但企业的科技创新给国民经济创造正外部收益的同时,也会通过外部性给企业带来重大的外部损失,即科技创新企业的创新成果将产生诸多的“溢出效应”。为了弥补外部性给科技创新企业带来的外溢损失,保护科技创新企业的创新利益,实施政府补贴应是激励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宜采取的有效措施之一。     

论政府参与行为的社会经济效应

政府参与行为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是个尚未充分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对此经过理性分析,指出“政府参与行为”是政府作为独立的主体直接参与微观经济活动的过程。政府的这种行为方式,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社会供求总量的变化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状况;对微观经济的影响则集中体现在对微观主体的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扶持效应上。笔者认为,三种微观经济效应都可发生蜕变,只有制定科学的评价政府参与行为的原则和方法,合理规范政府参与行为,才能使政府参与行为更多地发挥积极效应。     

外部性理论与政府失灵分析

政府失灵是世界各国在推动本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在简要概述政府失灵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的基础上,分析导致政府失灵的内、外部因素,并进一步对政府行为的外部性及其与政府失灵的相关性进行分析,认为当前在有效解决政府失灵问题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应着力于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和完善法律规章制度、正确定位政府的角色、改革和完善政府的体制,并以第三方力量的独立性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论外部性的复杂性:兼论科斯外部性理论的偏颇

本文认为外部性有复杂性的一面 ,但科斯对外部性的复杂性认识不足 ,这导致了科斯外部性理论的偏颇。其表现是 :该理论过高估计了经济主体通过谈判、协商 ,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作用 ,而否定了政府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作用。本文认为 ,经济主体之间进行谈判、协商 ,调整经济利益 ,是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一个思路和方式 ,但不应过分夸大它的作用 ,外部性问题的解决需要采取多种方法才能成功     

政府债务风险的外部性与矫正对策

政府(财政)行为也会像市场行为一样产生外部性,正如市场主体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产生市场外部性一样,财政外部性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各级政府追求自身财政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本文从财政外部性的理论分析入手,指出政府债务风险状况是诱发我国财政外部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并具体分析了政府债务风险在政府间、政府与市场间外部化的各种途径,最后借鉴克服市场外部性的经验,从多个视角提出了矫正政府债务风险外部化的对策.     

政府外部性视角下的基础设施建设与行政空间扩张分析——一个基于外部性问题内部化的假说

从行政区域的角度来看,公共选择理论中的政治外部性问题表现在不同地区间公共决策的相互影响,即由于基础设施所具有的外部性特征,导致相邻地区的政府在供给基础设施中的内在动力欠缺。以合并为主要方式的行政区划调整,将原先不同管辖范围的地方政府予以归并,扩大了地方政府的行政空间范围。从经济效率的视角来看,这种合并对基础设施的外部性特征作了收益内部化的矫正,由此激励了以政府为主体的地方基础实施建设投资增长,同时伴以规模经济特征,提高了供给效率,最终增加了居民的公共福利水平,也进一步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基于集群机理的农业产业集群效应与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分析

作为农村经济发展重要组织形式的农业产业集群,在国内外众多的产业集群中成功的并不多见。这是由集群形成机理和农业产业集群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的特殊性制约了农业产业集群的成长。从农业产业集群成长的特殊性出发,强化农业产业集群成长中的政策责任至关重要。     

地下经济行为的内部性与外部性分析

地下经济行为是从事地下经济活动的经济主体的一种经济行为,这种经济行为在逃避政府规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具有较强的内部性和外部性。地下经济行为具有正内部性和正外部性,也具有负内部性和负外部性,而且地下经济行为的负内部性和负外部性远远大于其正内部性和正外部性,因此,政府必须对地下经济行为进行规制。鉴于地下经济行为内部性和外部性的特点,对地下经济行为的规制必须区别对待。     

基子集群机理的农业产业集群效应与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分析

作为农村经济发展重要组织形式的农业产业集群,在国内外众多的产业集群中成功的并不多见.这是由集群形成机理和农业产业集群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的特殊性制约了农业产业集群的成长.从农业产业集群成长的特殊性出发,强化农业产业集群成长中的政策责任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