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悲”、“乐”论与风俗批判

“悲”与“乐”是《淮南子》一书的主要论题之一.《淮南子》“悲”、“乐”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何谓悲,何谓乐,二是如何处理悲、乐之名与悲、乐之实的关系,三是悲、乐与治身、养民的关系.《淮南子》“悲”、“乐”论有一个颇值注意的地方,这就是作者的悲乐观是作为世俗悲乐意识的对立面提出来的,包含着浓重的风俗批判成分.正面说理和风俗批判的结合,使《淮南子》“悲”、“乐”论既有理论的高度和深度,又有现实的针对性、文笔的鲜活性以及愤世嫉俗的情感色彩,表现出相当大的思想活力和文学魅力.     

妖族传说·白狐

一 白狐悲音 我叫悲音,是白狐修化而成的妖.我生活在一座叫莫离的山峰上.     

浅论庄子的悲态人格及其意义

庄子人格是一种悲态人格。庄子放达的外表下面是安时处顺的精神内核。面对命运的捉弄,庄子采取一种顺应的态度,呈现出悲态人格;庄子对德有很高的期待,但社会虚假之德泛滥,他又无能为力,显得逆来顺受,反映出他的悲态人格。庄子笔下的理想人格,是他在现实束缚下寻找的精神出口,是不超然基础上的超然,超然是出于无奈,理想人格只是他深层悲态人格的一个出口而已。同时。庄子的悲态人格具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悲美之源——论《源氏物语》的审美情趣

悲美作为最优先的审美价值取向源于《源氏物语》。小说以悲为美,熔写实精神与唯美倾向于一炉,把风雅、幽玄、物哀等美感特征编织在悲美这一文化网络之中,体现了日本民族特有的审美情趣     

试论悲喜剧杰作——《四声猿》

徐渭《四声猿》之《狂鼓史》、《雌木兰》、《女状元》有一共同的"换装-脱装"结构模式。通过换装,剧情进入虚拟世界,脱装后回归现实世界。脱装时,悲声随之而起。《玉禅师》则写玉通和尚受迫害与反抗的故事。《四声猿》是一部悲喜转化,悲中有喜、喜中有悲,悲即喜、喜即悲的独特的悲喜剧。     

斯人独寂寥——试论古代文人人格自塑与自我排遣的统一

古来圣贤皆寂寞,深味此等寂寞,其中蕴有着一种且悲且壮且美的特质。从那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不哭而悲的悲凉心境,可以领略到一种庄严神圣的意境,可以欣赏到一种人格上的崇高美和艺术上的风骨美。     

杜甫诗中的宴饮音乐

杜甫诗中有很多描写宴饮嬉乐的场面,而杜甫描写宴饮时演奏的音乐,多为悲声哀调,常常用"悲管"、"哀丝"、"箫管哀吟"来形容。对这一情况,历来注家及研究者极少注意,也未能给出恰切的解释。其实,这一情况的出现与我国古代以悲为美的音乐思想密切相关,而且,初盛唐时期用作宴饮的音乐,即魏晋六朝流行的清商乐,其音调原本就哀怨激越,多是悲音怨曲。     

司空图《诗品·悲慨》文本意义的二重阐释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之《悲慨》,最能代表他本人隐忍之后真实思想感情状况,既是一首爱国主义优秀抒情诗,又是一篇探讨"悲慨"诗歌风格产生的生态环境、主客原因、表现主题和艺术特征的精美诗歌理论,集总结性和创造性于一体,具有思想理论和艺术审美的双重属性。     

蔡琰“悲憤詩”本事質疑——读余冠英先生“論蔡琰的‘悲憤詩’”

蔡琰的五言“悲憤詩”見于范曄“后汉書”,前人曾怀疑它是伪托的,余先生在“論蔡琰的‘悲憤詩”一文中,对此作了細致的考証与論說,肯定了蔡琰的著作权,我們是同意余先生这个結論的,但关于余先生所談的蔡琰被擄本事(也就是“悲憤詩”的本事)觉得还有許多疑問,特提出来     

“十愿十悲”在抒情和构思上的唯美追求

陶渊明的《闲情赋》是中国六朝时期抒情骈体赋的代表作品。文中的精华部分“十愿十悲”,在抒情和构思两个方面都突出地体现了一种有意识的唯美追求:在抒情上追求一种具有心理美学特征的审悲快感;在构思上,呈现出起承转合的结构特征,以及为文意推波助澜的补笔。     

从《罗密欧与朱丽叶》和《西厢记》看中西戏剧审美观差异

本文通过对比《罗密欧与朱丽叶》和《西厢记》中西方两部名剧论述了两个民族不同的悲喜剧概念,分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和审美情趣。西方戏剧悲、喜剧经渭分明,推崇悲剧,轻视喜剧。悲剧的效果是怜悯与恐惧,恐惧中有亢奋,怜悯中有崇敬。中国戏剧则是寓悲于喜,授喜于悲,亦悲亦喜,悲喜混杂。因为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和审美追求是和谐、平衡、匀称和统一。     

论“悲音为美”

“悲音为美”作为一个美学范畴 ,我们感到熟悉而陌生。熟悉其艺术原理 ,但上升到美学范畴似乎又感觉陌生。我们拟以“悲音为美”的原始涵义以及审美特征、心理感受、社会基础、创造主体等方面 ,来说明“悲音为美”作为美学范畴的理论基础。     

唐末五代文人的"悲剧意识" 及其文艺转化

唐末五代文人的心灵普遍承载着深重的悲剧意识,具体表现是乱世之悲、亡国之悲、命运之悲和人格之悲。唐末五代文人消解悲剧意识的各种方式促使文艺彰显出独特的时代特点:入骨讽刺以发泄悲愤,由此形成唐末讽刺文学的高度繁荣;冷眼旁观以求平静,这给唐末诗文带来了清醒的哲理性和历史穿透性;皈依宗教与隐逸山林,由此造成唐末五代大量诗歌具有空寂色彩和淡泊情趣;沉湎酒色和世俗娱乐,唐末五代城市文艺的艳情化和世俗化与此是互为表里的。     

《史记》悲剧人物结局的美感形态

本文着眼于《史记》悲剧人物的最后时刻 ,发掘悲剧人物身上潜藏的价值因素 ,分析三类悲剧人物结局并得出三类美感形态 :悲壮、悲慨、悲惜     

论丁玲早期创作中新女性形象的悲剧审美价值

丁玲早期创作中新女性形象的悲剧性决定了她们的悲剧类型是一种生存悲剧.借助现代悲剧理论的启示,分析丁玲笔下新女性悲剧的人文内涵与审美价值;指出缺乏在绝望中抗争,在死亡中求生的悲剧精神,使莎菲们的悲剧审美特质更多的是悲渺、悲郁,而不是悲壮与崇高.     

唐代悲田养病坊初探

唐代悲田养病坊是设置于寺院、专门收养贫病孤老者的慈善机构,它源于佛经中的“悲田”思想和僧俗赈济贫病的善举。唐长安年间(70 1—70 4年)政府开始把它纳入国家救济体系,直到唐末。其经济来源为官府供给、官置本钱的利息、寺田收入以及信众的供施。悲田养病坊在唐代虽历周折,对后世慈善机构的设置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重读南京

以往南京给人的印象是短命王朝、偏安朝廷、伤感之地、悲情城市;但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它承载着救亡图存、繁荣文化、走向复兴的责任和使命,它是一座英雄之城、胜利之城。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没有那一座城市像南京这样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南京的命运,实际上是中国历史沧桑荣辱的一个缩影。南京之悲是民族之悲,南京之兴是国家之兴。     

《悲佃篇》性质质疑

《悲佃篇》是刘师培在辛亥革命前写的一篇文章,发表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第15号上。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把它作为革命文献看待。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将它作为革命派的代表作加以辑录,李时岳《论光复会》一文甚至称赞:“这是辛亥革命时期关于土地问题的一篇最精彩的论文。”这些看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如果从表面上看,《悲佃篇》确实是很“革命”的。     

悼时之悲与人格超越

魏晋文学中的悼时之悲是先秦两汉文学悼时之悲的历史延续。建安文学的悲时是在人的客体性与主体性激烈冲撞的历史情境中生发的,因此,以建功立业的方式超越有限的人生,是其人格上的终极关怀。正始文学从“道”的层面对时间进行审视,更富有哲学的深刻,尤其是阮籍所建构的“大人先生”人格体现了对时间的绝对主宰意识。陶渊明作为一个阅尽人世沧桑的文人试图以委运随化的方式消解由悲时引起的精神激荡,但时间的不可抗拒性又使他焕发出“金刚怒目”的情怀,因此,人生的悲剧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     

论《天问》

（一）《天问》：放流中泄胸中块垒之作司马迁在《史记》卷八四《屈原面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人《天向》、《招魂》、《哀郢》，悲其志也。”史家著录，理当可信，说明《天问》的作者的确是屈原。太史公亲自读《天问》，悲其志，得骚人之心，可见《天问》不单单是形式上的问难之作，还有着精神的自然历史过程。只是年代久远．今人已很难拣出他的志向，明其骚人之心了。对《天问》的写作环境和文心，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天问序》中，有一段比太史公悲其志说更为形象具体的阐述：《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忧心愁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