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城市金融资源集聚与经济发展协调度研究

本文通过对金融资源集聚和经济增长设置综合评价指标,运用改进后的协调发展度模型结合熵权法对2009—2015年间华东地区16地市金融集聚和经济增长协调度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华东地区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协调度的极化现象较严重,其中上海市协调发展度最高,属于经济增长滞后型。其他城市协调发展度普遍不高,但多数属于勉强协调发展类之金融集聚滞后型,杭州市在2015年表现出了经济增长滞后型,而扬州、泰州、镇江和舟山等市呈现中度失调发展之金融集聚受损型状态。     

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计量分析

关于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引起了经济界和经济理论界的空前关注，总起来看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把粗放型等同于数量、速度、外延型，把集约型等同于内涵、质量、效益型；二是反对把粗放与外延扩大再生产，集约与内涵扩大再生产等同看待；三是根据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两者何者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更大作为划分标准。本文赞同第三种观点，首先通过实证回答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变动，然后对作出的结论进行论证。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道路的几点思考

中国经济发展已走过了八个五年计划的历程，回顾与展望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应把追求高速增长转变为求得适度增长，把单纯注重速度增长改变为求得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同时要借鉴和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发展理论。江泽民同志的《正处十二大关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的丰富和发展，为我国今后经济增长与发展指明了方向。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是中国经济增长、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山东省的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着战略性转变

山东省过去十几年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特点是：以乡镇企业为经济增长主力军的格局；规模大、增长快的固定资产投资带动整个经济增长；农业和基础产业稳步增长，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政府对国民经济发挥了较大的指导作用。山东省过去十几年经济增长较快，证明其经济增长方式是成功的。但在全国的经济增长格局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条件下，山东的经济增长方式暴露出一系列问题：乡镇企业已经不可能继续充当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固定资产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减弱；基础产业实力雄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保证作用降低；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束缚了企业和整个经济的活力。山东省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方向是：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从启动消费入手，推动经济增长；加快小城镇建设     

江苏经济发展的实践和理论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增长和全 要素生产力的增长是江苏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由于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江苏经济的动 力结构在发生重大变化。应当转变观念，深化改革，推进发展，相互联动，加快经济转轨的步伐，同 时还应抓住机遇，正视矛盾，加大力度，狠抓落实，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把加速产业升级作为调整 和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主题。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准与指标设计

一、两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区别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以“生产场所扩大”为特征的，即单纯靠增加生产要素数量以求得经济的增长，而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则是以“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为特征的，即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和结构优化来实现。［1］用这一观点来考察，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在建国几十年来已不断有所改进，正逐步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在整体上还主要是以“生产场所扩大”来实现经济增长的，因此还基本上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笔者认为，两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区别有以下几个方面。（1）从发展…     

拓展内源经济发展空间

内源发展有两个大的意义，一是经济增长的意义，提供新的增长空间；二是经济稳定的意义，内源发展能使经济发展的波动性降低，风险性减小。从这两个意义来讲，我们要承认一个前提，就全球化的必然趋势，不能为了内源经济而忽视外源性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且越来越呈现一个国家在国际     

民生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民生指数的分析

民生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一个需要多角度进行探讨分析的问题，也是可以将二者加以综合考察的问题。无论是在人类社会漫长的演进中，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呈现的特殊变化轨迹，民生发展与经济增长均展示了二者关系的一般性发展逻辑：从高度融合到经济增长对民生产生单向度影响，再到民生不仅以经济增长为基础，而且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民生的内容十分丰富，因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多样性特征。将民生作为一个整体构建民生指数进而考察民生建设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研究民生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重要取向。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以民生指数反映的民生发展与经济增长呈现较为明显的互动关系。从民生指数看，我国民生发展指数相对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从民生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经济增长对民生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不断加强，而民生建设也显示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实现四川跨跃式发展目标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既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也是在中国加入WTO后四川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一方面从中国经济整体运行的角度看，粗放式发展将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从四川经济发展的现实看，四川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为改变四川经济的弱势并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以达到最终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目标，客观上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论政府制度供给与西部经济增长

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增长条件进而决定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影响其增长条件进而能动地作用于制度安排。作者在论述有关政府制度安排与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剖析西部经济落后的表征与经济增长缓慢的根源，研究西部经济增长的保障，指出需要增大政府制度供给，为西部经济增长构造一个快速、稳定演进的平台。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提高工业增长质量

了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整体素质及工业增长的科学内涵之后，明确了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在提高城区工业增长质量中，须认真贯彻中央“抓大放小”的指示精神，学会运用市场机制，突出科技进步的地位，转换工业企业的经营机制，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才能实现城区工业发展的两个转变。     

从“增长经济”到“稳态经济”再到“低碳经济”

从＂增长经济＂＂稳态经济＂到＂低碳经济＂不仅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且也是经济观念和发展观念的转变。三种经济形态的转换、递进意味着经济自身发展的扬弃和人们认识的深化。增长经济导致了有增长无发展的后果;稳态经济虽具有一定理想性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空想性＂;低碳经济＂成为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经济发展方式,它力图融合上述两种经济观念的合理性倡导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念、发展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     

对深圳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分析

无论是传统的劳动、资本、土地三要素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是后来制度经济学 理论发展形成的劳动、资本、土地、制度的经济增长理论，均将环境质量、资源基础从经 济增长体系中分离出来，环境、资源基础的“外生化” 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引起资源 基础的萎缩和环境质量的下降，引致发展过程的不可持续性。因此，环境、资源的“内生 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这正是深圳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的重要理论依据。     

对外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河北省数据的协整分析

本文运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检验对河北省对外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长期来看,河北省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度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短期内对外开放对河北省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对外开放和实际GDP增长之间具有互相的因果关系,但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经济增长对对外开放的影响。     

吉林省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相对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来说，吉林省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高。因此，吉林省应把增大对外贸易总量作为首要任务，重视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完善有利于外贸促进经济增长的条件，最终大幅度提升吉林省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水平。     

劳动经济的成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以南京等市的分析为例

本文通过南京等市农民收入统计资料的分析，揭示了劳务收入在农民收入增长中的重要性。农民自身的缺憾以及宏观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制约阻碍了劳务经济的发展，应该从政策引导、农村城镇化、发展个体经济、发展农村教育等方面着手，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合理转移，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     

8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经济增长理论的新进展

本文在简略回顾传统增长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局限性以后，侧重介绍了８０年代中期以来以保罗·罗默、罗伯特·卢卡斯、杨小凯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介绍内容包括各新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切入点，模型的具体内容以及各模型所存在的优缺点。最后，联系实际，探讨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指导意义。     

邓小平的经济发展上台阶论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

邓小平的经济发展上台阶论是指一国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稳定高速发展，即可上一个台阶。它指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运动。经济发展上台阶论并不是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而是要讲求经济效益，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这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换有密切关系，是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的有机结合。邓小平的经济发展上台阶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普遍的意义。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基本逻辑及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数字经济已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是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经济增长的自然选择。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中存在创新逻辑、发展逻辑和应用逻辑三重基本逻辑，具体来说，即技术生态圈的打造、主体生产率的提升以及场景适应力的拓展。实践中，加快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亟需构建三大体系，即通过由数字技术、数字人才、数字政策的有力支持组成的“供给支撑体系”，由数字生产、数字生活、数字场景的有序开发构成的“需求拉动体系”，以及由数字金融、数字立法、数字安全的有效推进构成的“运行保障体系”。     

我国经济增长与现代经济增长的比较

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三高”和“三性”。“三高”，即高经济增长率，高结构变动率，高经济效率；“三性”，即时代创新性，增长持续性。产品与要素的国际流动性。我国的现代经济增长刚刚起步，它受到了资本规模、技术进步以及经济结构演化的制约。我国应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努力促进经济良性循环，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外向化，使我国的现代经济增长再上一个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