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人口计生委主任徐翠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为加快“三个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2010年是全面完成“十一五”目标、科学谋划“十二五”规划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人口计生工作转型提升的重要阶段．同时也是全市加快推进“三个发展”的开局之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国家人口计生委考察时强调．人口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人口计生事业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沙湖学术信息

湖北大学教育学系张智敏、吴中齐在（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1期发表题为（孙中山人口思想再研究》的文章，对孙中山人口思想从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线索，尤其是对其“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进行了逻辑分析。认为孙中山人口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早期“患多”，认为“中国已大有人满为患矣”，“不急挽救，岂能无忧”。要解决“人满为患”，具体办法即学习西方技术，洋为中用，实行开放。与此“患多”的人口思想相反，后期则更多地表现为“患少”的民族主义人口思想。“各国人口的增加数和中国人口比较，……他们（指美、…     

陕西人口控制目标前景探析

一、陕西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现状（一）人口现状　陕西人口控制从“七五”的困境中走出,经过“八五”的奋争,到“九五”已进入较平稳阶段,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降到全国平均线以下。１、人口总量情况。我省现有人口３５７０万人,１９９７年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比１９９６年下降１０８和０８个千分点,“九五”期间平均每年新出生婴儿在６０万左右,人口总量仍呈上升趋势。２、人口发展情况。城区及经济基础较好的地方,人口目标任务完成较好;广大农村,早婚、早育、计划外生育现象仍普遍,全省人口发展不平衡。３、人口素质低…     

我国人口城市化区域发展静态与动态比较研究

从区域经济学角度,利用全国人口“四普”、“五普”资料,对我国省级行政区人口城市化现状特征、历史演进进行区域对比分析。在静态上,总体水平低,类间差、类内差大是我国人口城市化的主要区域特征,这是我国自然、经济、社会、文化诸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和现实体现,将人口城市化高水平区域划分为城市区域型、对外开放型、老工业基地型。在动态上,可将我国内陆31个省市区划分为各具特征的三大人口城市化动态类型,从经济增长速度、增长动力、发展阶段等角度探讨我国人口城市化发展速度省际差异形成机制,认为我国已进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共同推动人口城市化发展的阶段,从而提出相关结论与建议。     

城市人口规模对工业污染排放的门限效应研究——以我国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为例

本文运用2003-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扩展“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通过构建面板线性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发现城市人口规模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存在负向影响,并存在一重门限效应,当城市人口规模超过门限值1333.4万人时,其减排效应更强;城市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人均GDP呈“倒U”型关系,“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成立.本文按照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两个维度分组考察了我国30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当前的发展阶段,发现其中绝大多数地区的人均GDP已经超过EKC的拐点,而人口规模仍在门限值之下,因此合理地吸引人口聚集有助于工业污染减排.     

贵州民族地区剩余劳力转移问题的思考

一、贵州民族地区仍处在“人口压迫生产力”的阶段马克思在1853年撰写的《强迫移民》一文中,从分析当时移民问题入手,考察了人口发展与生产力的关系。他根据“过剩人口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结合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饥饿或     

共同富裕背景下农村低收入人口综合帮扶机制建构

从绝对贫困治理到低收入人口帮扶,是我国贫困治理范式转变的重要体现,也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低收入人口帮扶经历了以解决温饱问题为目标的摸索阶段、以综合扶贫开发为手段的起步阶段、以脱贫攻坚战略为主导的攻坚阶段和以综合帮扶机制为核心的常态化阶段。当前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存在以下阶段性偏差：帮扶主体的目的区隔暴露“出工不出力”现象,帮扶制度的悬浮存在导致协同合作机制尚未形成,帮扶资源的体系约束造成“内卷化”困境,帮扶思维的潜在误区衍生“运动式治理”倾向。应立足党政主导、市场助力、社会参与和主体归位的系统化格局,完善多元协同、推动技术融合、明确职责分工和加强效果评估,建构我国低收入人口综合帮扶机制,助推农村低收入人口长效稳定增收,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试论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福利事业

一、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人的一生都要经历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这样几个阶段。随着经济的发展,卫生条件的改善,一方面人口的出生率下降,另一方面人口的平均寿命延长。这两个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导致人口的老龄化趋势,这是近代社会人口再生产运动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按照联合国的规定,年满65岁者(七十年代前是60岁)为老年人口。老年人口占总人口10%以上的国家(或地区)称为“老年型人口国家”(或地区)。据关国人口咨询局资料,1981年全世界有老年人口二亿七千万,占世界总人口的6%,属于“老年型人口”的国家有五十多个,一般老年人口都占该国总人口的11—15%之间,主要分布在欧洲、北美和大洋洲。在亚洲,只有塞浦路斯达到10%,其他国家均低于9%。近年来,日本人口的老龄化趋势发展较     

“民工荒”与我国“刘易斯拐点”问题

对刘易斯模型理解上的偏差,是造成21世纪以来因两次“民工荒”所引发学术界关于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出现的众多争议的主要原因。出现“刘易斯拐点”主要有两个标志：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下降,二是农业工资水平显著上升。近年来的经验数据充分表明:我国确已进入这一拐点,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既是挑战,更是机遇,越过“刘易斯第一拐点”,不仅意味着我国已从“第一次人口红利”阶段向“第二次人口红利”阶段转型升级,同时也由此为我们带来诸多重要的结论和启示。“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主要是由我国劳动力供需结构不对称造成的。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的新阶段,党和政府应通过大力加强各类教育培训来努力挖潜释放“第二次人口红利”;要努力消除限制劳动力转移与流动的各种障碍,尽快营造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党和政府应在新时代条件下更加全面科学系统地规划、部署和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各项工作,为我国成功跨越“刘易斯第二拐点”引航助力。     

中国人口转变与未来市场

9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转变进入了关键阶段,人口再生产接近现代型。另一方面,中国摆脱了“短缺经济”的长期困扰,工商企业开始面对商品空前丰富、竞争异常激烈的“买方市场”。对市场主体——人口及其动向的把握就成为分析未来市场的重要依据。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转变对市场规模、结构、物价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关注人口动向,对工商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减少盲目投资、生产适销对路产品有重要意义。     

国外高等教育大众化步伐

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马丁·特罗发表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量的发展和质的变化》,总结了西方若干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提出高等教育三个阶段的划分:如果高等教育为15%以下的适龄人口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那么就处于“精英教育阶段”;在15%-50%以内为“大众化教育阶段”;当高等教育接纳的学生占适龄人口总数的50%时,高等教育就进入一个历史性的时期,即“普及化教育阶段”。马丁·特罗先生还得出这样的规律:当人均GDP低于1000美元时高等教育一般处于“精英化阶段”,当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之间时高等教育开始向“大众化阶…     

大变局下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全球人口治理革新

当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人口与社会、经济、政治、环境、技术等方面的全球发展潜在风险层叠且加剧。大变局呼唤大调整,亟待重塑应对全球人口问题的治理体系。自1954年第一次世界人口大会以来,世界人口治理格局经过全球治理的价值倡导、规制设置、明确主体、细化客体及前瞻成效五个阶段的构建历程。全球范围内人口发展的丰硕成果虽显而易见,却始终在呼唤一种新全球治理的理论转向。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的新布局,催生世界人口发展与新全球治理的新动力。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既彰显着崭新的全球担当,统筹人口、社会、经济与制度的协调发展,也兼顾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同源进步,可能是应对世界人口“复合型不确定性”的全球治理策略革新。     

流动民工学龄子女渴望一张公平的课桌

流动人口问题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各城镇出现的新的人口问题。近年来城镇流动人口已进入家庭化阶段,“举家进城”已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形式,他们进城务工经商,广泛参与城镇建设,其未成年学龄子女也随之进     

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口规律

人日是社会物质生活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是一切社会生产的基础和主体。人口的状况(人口的数量、密度和增长情况)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促进或者延缓”的作用。人口问题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政治经济问题,研究探讨其发展规律,对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口规律是和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而且是由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马克思指出:“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     

新发展阶段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机理、困境与路径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人口红利不是永恒的经济增长源泉,要正确认识人口发展新常态,加快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人口高质量发展是推动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要求、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选择、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支撑。在新发展阶段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仍面临人口负增长的经济困境、人才队伍的结构性短缺、人口结构的少子老龄化趋势、人口分布的城乡阻碍与区域失衡等现实问题,因而,需要进一步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激发经济活力,提升人口综合素质增加高质量劳动力供给,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的耦合性研究

城市化作为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所构成的复杂运行系统,其内在要素的耦合性程度高低对于城市化的正常运转及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文章通过对“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的综合测度及耦合性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化水平基本呈现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的运行格局;其经济城市化导向型的省区多以东部地区为主,人口城市化导向型的省区多以中部地区为主,空间城市化导向型的省区多以西部地区为主;我国的人口—经济城市化、人口—空间城市化、经济—空间城市化及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总体均处于耦合性的拮抗阶段,但就空间分布来看,人口—经济城市化、人口—空间城市化、经济—空间城市化呈现为多数省区处于拮抗阶段、少数省区处于低水平耦合和磨合阶段的发展状态;而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却全部位于低水平耦合和拮抗阶段。     

现代化之难：近代上海人口格局的“困境”（1927—1949）

现代化的成果有人彰显,现代化的苦果有人吞咽。近代上海以繁华摩登的姿态吸引无数的掘金者前往,在享受快速现代化和劳动力红利时,却没有给予“新上海人”应有的尊重。近代上海的人口格局呈现三个显著面相：爆炸的人口增长、失衡的人口结构和边缘化的堕落群体。这三个特点呈现单向因果关系,无法制止的人口骤增导致人口结构失衡,进而滋生大量边缘化群体,三者结合下的上海人口格局陷入“人口困境”。上海人口格局的“困境”既是上海现代化中的失败结果,又是阻碍上海现代化提升的原因,成为上海现代化之难。     

低生育率背景下对人口转变的再认识——基于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无论是传统人口转变理论，还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及相关理论，虽能大致描述和解释过往历史特定时期或某些阶段的人口现象，但在理论解释力与发展进程之间的包容性上存在明显局限。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核心，并且它的转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是多元而复杂的，这些因素在不同的自然状况和社会发展方式下尤其是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及相关社会制度变迁下不断发生更替和转换，共同推动着生育率转变。纵观世界人口经济发展历史，生育率转变经历了五个阶段：低自然生育力、无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高生育率阶段，自然生育力上升、低有效生育控制力和高生育率阶段，较高自然生育力、低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高生育率阶段，高自然生育力、高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低生育率阶段，自然生育力下降、极高有效生育控制力和低或极低生育率阶段。实际生育率是自然生育力和意愿生育率在有效生育控制力的调节作用下选择与平衡的结果，同时还受到人口容量约束下的节育行为影响。中国目前已经处于极低生育率阶段，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关键在于保护民族生育力，提高个体生育意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二一”家庭的形成与基础教育的应对——兼论21世纪我国基础教育的强化、优化与精致化

“四二一”家庭的形成与基础教育的应对——兼论２１世纪我国基础教育的强化、优化与精致化马勇孙玉洁一尽管自１９７９年始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但就人口增长的总量而言，我国的人口发展依然是处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第二阶段①。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持...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形成与发展过程 ,其基本线索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 :2 0世纪 80年代末 ,是“三个代表”思想的萌芽阶段。第二个阶段 :2 0世纪 90年代 ,是“三个代表”思想初步形成阶段。第三阶段 :从 2 0 0 0年 2月到 2 0 0 1年 6月 ,是“三个代表”思想形成阶段。第四阶段 ,从 2 0 0 1年“七一”讲话至今 ,是“三个代表”思想进一步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