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情景下的中国战略石油储备应对策略研究

本文基于动态规划模型,模拟分析了不同突发事件下(自然灾害、局部武装冲突、金融危机等)我国战略石油储备的应对策略,以期最小化国家战略石油储备总成本。本文在成本函数中增加了突发事件造成的宏观经济损失,并用月度决策代替了已有相关研究的年度决策,使模拟结果更贴近实际。模型结果表明:突发自然灾害情景下,最优策略是先快速释放约12～36百万桶原油,来平抑油价、缓解供应短缺;金融危机情景下,最优策略是先趁油价高位抛售一定的储备(约6～18百万桶),然后当油价低位时快速补仓,但最大补仓量最好不要超过总储备能力的77%,来降低总的储备成本;局部武装冲突的情景下,最优策略是持续快速的释放约36～77百万桶原油,以保障石油供应安全。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之路

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是"吃一堑长一智"的产物。美国建立和确保战略石油储备的总体思路是:以最低的成本,储备高质量的原油;在扩大战略石油储备时,把它对国际国内市场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具有如下基本特征:运作模式市场化,储备规模适时调整,储备方式因地制宜,储备功能着眼于战略威慑,储备释放相机而动,等等。     

石油战略储备计划与石油消费的动态路径分析

采用动态最优控制方法分析了在面临外生性石油供给冲击时,国家石油战略储备计划对国内石油消费以及石油价格走势的动态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在面临石油冲击威胁时,石油战略储备的建立对平滑石油消费的动态演化路径具有重大影响;石油战略储备计划启动最优时机的选取主要取决于消费的结构性特征以及石油供给状况.尽管石油战略储备有助于平缓石油冲击的影响,但并不能消除石油冲击发生时油价的跳跃性波动,由此也凸现了战略性石油储备的功能和战略目标主要应该定位在应付外部石油供给的突然中断,而不适宜定位在平抑油价走势上.在石油供给有限以及油价不断攀升的背景下,积极推行能源消费多元化战略对于经济发展和能源安全都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政府石油储备制度研究——兼议《国家石油储备条例(征求意见稿)》

政府石油储备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政府石油储备具有法定性,即储备模式、储备规模、储备动用等储备制度须法律予以强制性规定。《国家石油储备条例(征求意见稿)》是中国政府石油储备制度建设的重要尝试。中国政府石油储备制度应当进一步改革管理体制,加强资金筹集,完善储备管理,规范储备动用。     

浅析美国石油储备的动用方式和效果

美国的石油储备规模庞大,包含了国家战略储备和企业商业储备两大部分。美国石油储备的动用对于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石油市场运行都具有显著影响。本文旨在研究美国石油储备的动用方式和动用效果并据此为我国石油储备资源的动用提出建议。     

保障国家石油安全需完善石油储备体系

建立石油储备体系、拥有适当的石油储备日益成为各国能源安全战略的重中之重。目前,不论从国内市场还是从外部环境来看,加快推进中国石油储备体系建设"刻不容缓"。我们认为完善中国石油储备体系,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立法先行,建立和健全石油储备相关的法律法规;借鉴国外经验,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石油储备模式;分步实行,循序渐进确保石油储备规模;减少单一品种依赖,促进石油储备品种多样化;放松市场管制,培育多元化的石油储备主体;统筹考虑,科学合理布局规划石油储备基地;综合决策,建立多层次的石油储备筹资模式;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积极参与石油储备国际合作;等等。     

石油储备价值研究:基于供应链视角

石油储备是应对石油供应链危机的重要途径.构建了反映石油供应链运营的线性规划模型,利用该模型模拟供应链发生不同程度的供应危机和价格危机时,30 d、60 d和90 d的石油储备在应对需求及价格危机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当需求及价格发生较大幅度上升时,供应链石油储备可以有效抑制需求及价格上升引起的运作成本上涨,且不同规模...     

浅谈构建石油销售系统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石油销售系统,作为国家能源支持的重要环节之一,同时也是国家商业能源储备的重要来源,肩负着国家和社会油气供应的重大责任。近些年,随着信息化发展模式逐步深入到社会各行各业,石油销售也进入了数字时代和网络时代,几乎所有的石油销售体系都包含相应的数据库系统用以管理销售过程的各个环节。然而,在信息化发展给石油销售带来便利的同时,信息安全已悄然成为整个销售体系最关键、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当前石油销售系统中存在的信息安全管理方面的潜在问题,探讨了该领域加强石油销售信息管理的关键措施和技术手段,为深入建设石油信息安全管理方法体系奠定基础。     

基于变精度粗集的战略石油储备规模决策方法

我国的战略石油储备(Strategic Petroleun Reserve,SPR)政策刚刚起步,对SPR规模进行决策,使其保持在合理范围,是SPR管理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变精度粗集(variable precisioz rough set,VPRS)理论,提出了一种简单易行的SPR规模决策方法,通过设定一个变精度因子口,允许SPR决策信息系统中有一定的错误分类率,减少了数据噪声,提高了决策规则的鲁棒性.     

新准则下石油天然气会计核算研究

为规范石油天然气行业特殊的交易或事项,美国等国家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都发布了专门的石油天然气会计准则或采掘业会计准则。我国于2006年2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7号——石油天然气开采》会计准则,对当前我国石油天然气开采业财务会计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规范。该文通过对新准则相关规定的分析,探讨新准则下我国石油天然气会计校算的相关问题以及对我国石油天然气企业的影响。     

序列投资下的石油勘探投资最优时机选择

综合考虑石油勘探投资的不可逆性、序列性和不确定性，结合市场需求和勘探储量的不确定性刻画勘探储量转让价格的随机动态变化，运用实物期权思想下的序列投资决策方法探究了石油勘探项目的最优投资时机选择问题，得出各阶段最优投资时机临界值的解析表达式，并与一次性完成投资的决策结果进行对比，进而剖析了不确定性参数对各阶段最优投资时机的影响。结果表明，序列投资决策模型能够弥补一次性投资决策模型容易错失投资机会的局限性；各阶段最优投资时机临界值同市场需求波动率、勘探主体价格控制能力呈同向变动，同市场需求漂移率呈反向变动；随勘探进程的不断深入，最优勘探投资时机临界值对以上参数的敏感性程度不断增强。     

基于云服务的考虑预期调配的应急物资储备策略

储备应急物资是应对突发灾害的有效手段之一。为了满足以人为本、维护稳定和统筹协调的物资储备原则，在储备不足情况下，利用云服务模式统一调配物资。根据应急系统内各储备点的人口覆盖比例和物资预期需求量，以物资储备的公平效用和预期调配成本为目标，构建基于云服务的考虑预期调配的应急物资储备模型，并设计改进的非支配排序遗传算法（NSGA-II）对模型求解。应用该模型对我国应急物资储备系统进行优化配置，确定不同偏好下各储备点的物资配置量。对物资储备总量进行了灵敏度分析，结果表明：物资的购置成本和单位重量是储备总量影响总支出和预期调配成本的决定因素；储备总量的增加会降低预期调配成本，且当购置成本的增加量小于预期调配成本的减少量时，总支出会随着储备总量的增加而减少，直到减少的总支出达到最大值时，得到储备总量的最优值。     

我国海外石油开发利用的国家风险评估

在对我国海外石油开发利用国家风险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法构建海外石油开发利用风险评估模型,并基于层次分析法对相关风险指标体系进行权重确定;同时,选取了我国海外石油开发利用涉及的一些典型地区或国家进行石油开发利用风险评估。研究发现:政治风险是影响海外石油开发利用的非常重要风险因素;我国在中东地区进行石油开发利用的风险最大,其次是西非、北非以及俄罗斯地区。     

外汇储备与金融脆弱性关系研究--基于金砖五国的实证分析

外汇储备通过传导机制对国内金融部门产生影响,研究外汇储备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是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内容。本文选取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五个"金砖国家"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典型代表,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和Bayesian向量自回归建模方法,实证研究外汇储备变化与金融脆弱性的关系。研究表明,不管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外汇储备变化量增加会提高金融脆弱性指数,帮助国家应对短期经济波动,因此,增加外汇储备有助于国内金融部门稳定,抵御经济危机。     

基于数量柔性契约的双源应急物资采购定价模型

针对灾害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以及灾害发生后应急物资需求量的爆发式增长，本文设计了一个政府主导的基于数量柔性契约的双源应急物资采购模型。在存在一个现货市场的情况下，政府除了常规采购外，还会与供应方签订一份数量柔性契约，用以建立政企联合储备应急物资的合作关系。通过数理推导，本文发现灾害事件发生概率，政府自身储备量，现货市场采购价格会对双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并给出三个影响因素在满足不同条件时政企双方的最优决策，同时进一步分析了这三个因素对政府采购成本与供应方利润的影响。最后，通过数值模拟的方式对所得结论进行了验证。本文的研究为政府与企业构建联合储备应急物资的合作关系提供了指导与依据。     

Capacity Planning with Financial and Operational Hedging in Low‐Cost Countries

The authors of this article outline a capacity planning problem in which a risk‐averse firm reserves capacities with potential suppliers that are located in multiple low‐cost countries. While demand is uncertain, the firm also faces multi‐country foreign currency exposures. This study develops a mean‐variance model that maximizes the firm's optimal utility and derives optimal utility and optimal decisions in capacity and financial hedging size. The authors show that when demand and exchange rate risks are perfectly correlated, a risk‐averse firm, by using financial hedging, will achieve the same optimal utility as a risk‐neutral firm. In this study as well, a special case is examined regarding two suppliers in China and Vietnam. The results show that if a single supplier is contracted, financial hedging most benefits the highly risk‐averse firm when the demand and exchange rate are highly negatively related. When only one hedge is used, financial hedging dominates operational hedging only when the firm is very risk averse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exchange rates have become positive. With both theoretical and numerical results,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two hedges are strategic tools and interact each other to maximize the optimal utility.     

协议企业实物储备、生产能力储备模式的协调性研究

本文以政府作为应急物资储备保障的责任主体,研究应对突发事件的社会化储备体系中,协议企业实物储备、生产能力储备的协调性问题。建立以协议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实物储备与生成能力储备协调性模型,通过对政府采购价格的研究分析得到一个"均衡价格",结合政府最高收购价格与"均衡价格",给出政府基于"均衡价格"的储备策略调整方法,以此调节协议企业实物储备与生产能力储备方式与物资数量,并用实例说明文章所研究的"均衡价格"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为国家与协议企业联合储备的合作,引导协议企业以相应储备方式为政府进行应急物资储备提供指导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