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文学纵横谈

一我国的游记文学,古人已经勾勒出一个上限:“山水之名,始于《禹贡》,嗣载《山海经》、《十洲记》等书。若郭景纯之释《尔雅》,郦道元(?～527)之注《水经》,盖亦略疏艮坎,弘长风流。逾乎后代,荟萃成编。”这说明从传统角度看,我国游记文学源远流长。我们不能否认,从西周至春秋中叶这一段,《诗经》已有“游以北国”“驾言出游”的记载,但《诗经》中更多的接触到山     

唐五代海运勾沉

唐五代时期我国已渐行海运,但对此史载甚略,难得其详,本文仅据现存史料中的一些零星记录,作以下一些探析。一唐前期的海运情况唐朝海运从现存史料观之,起始于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的击高丽(今朝鲜)之役。当时唐太宗命张亮、李勣统军分由築搅铰烦龇?其中海路情况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记载说:是年,“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帅江、淮、岭、峡兵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战舰五百艘,自莱州(今山东掖县)泛海趋平壤。”因军队经由海路,所以军粮也是由海路运输的,在这次出师之前已“命太仆少卿肖锐运河     

论中国戏曲的萌芽

关于中国戏曲的萌芽,学术界歧说较多:或以为萌生于古之巫优表演,或以为开端于汉之《东海黄公》,或以为始于梁之宫廷乐舞,或以为肇于唐之“参军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殊有必要一辩。还有人认为《诗经》中的一些篇目,《楚辞》中的《九歌》,以及始于北齐流行于唐代的《踏谣娘》已是我国最早的歌舞剧目和最初的戏剧。这些观点虽云戏曲之形     

GATS框架下我国海运服务对外开放的问题探讨

我国加入WTO后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生效给我国服务业带来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压力 ,海运服务也一样。通过对GATS与我国海运服务对外开放的现有立法和实践的分析 ,认为GATS给我国海运业对外开放的压力不是既有承诺 ,而是谈判进展 ,并提出我国海运服务业应做好的对策准备     

《辽东志略》校理

东北之有志书,始于元代。元修《一统志》,有《辽阳图志》进呈,惜今己佚。目前学术界公认现存最早的东北地方志为明嘉靖十六年(1537)纂修的《辽东志》,我们认为这一说法值得商榷。去年上半年,经友人的帮助,我们在日本关西大学泊园文库藏书中,发现标有“元戚辅之撰”的《辽东志略》一卷。是书收在元末明初人陶宗仪辑的《说郛》第六十二局中。据《中     

GATS框架下我国海运服务对外开放问题探讨

我国加入WTO后,《服务贸易总协定》(即GATS)的生效给我国服务业带来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压力,海运服务也一样。本文通过对GATS与我国海运对外开放的现有立法和实践的分析,认为GATS给我国海运业对外开放的     

GATS框架下我国海运服务对外开放的问题探讨

我国加入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即GATS)的生效给我国服务业带来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压力,海运服务也一样。本文通过对GATS与我国海运服务对外开放的现有立法和实践分析,认为GATS给我国海运业对外开放的压力不是既有承诺,而是谈判进展,并提出我国海运服务业应做好的对策准备。     

宋代榷茶始于何时?

宋代榷茶始于何时?《宋史论集》和《宋代经济史》认为始于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八月的于汴京、建安、汉阳和蕲口置榷茶场。“令商人入金帛京师,执引诣沿江给茶。”(《皇朝编年备要》卷一)查诸史实,此说有误。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建隆三年正月丁亥条载:“以监察御史刘湛为膳部郎中。湛奉诏榷茶于蕲春,岁入增倍,迁拜越级,非旧典也。”刘湛之所以在这年正月荣受打破常规的越级提拔,是因为他在建隆二年(961)在蕲春榷茶取得了比上年“岁入增倍”     

GATS框架下我国海运服务对外开放的问题探讨

我国加入WTO后，《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生效给我国服务业带来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压力，海运服务也一样。通过对GATS与我国海运服务对外开放的现有立法和实践的分析，认为GATS给我国海运业对外开放的压力不是既有承诺，而是变判进展，并提出我国海运服务业应做好的对策准备。     

我国春节习俗之最

最早的年画。年画起源于古时的门神画。东汉蔡邕在《独断》中载道,汉代民间已有了门上贴“神荼”、“郁垒”神像的习俗。到了宋代,演变为木版年画。 最早的春联雏形。产生于秦代前后,称作“桃符”。《续事始》中载有“《玉烛宝典》曰,元旦选桃板著户谓之仙木,今之桃符也。” 最早的爆竹。春节燃放爆竹之俗始于汉代,     

海上货物运输法中合同相对性原则突破的考量

“喜马拉雅条款”常常与涉及提单持有人的诉权、涉及第三方效力的合同、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以及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相关联.英国法下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约定化的“喜马拉雅条款”和《鹿特丹规则》法定化的“海运履约方”制度均有效地突破了传统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对我国合同相对性原则理论及《海商法》的实际承运人制度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建议我国通过立法的方式确认条款的效力或者引入“海运履约方”制度予以应对.     

“烧饭”之俗小议

读陈述《谈辽金元“烧饭”之俗》(《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作小议七点,就教于陈先生和留心辽、金、元三史的同志们。 1.“烧饭”之名虽起于辽、金、元三朝,但“烧饭”之俗则是许多北方古民族所共有的。王国维作《蒙古札记》,其“烧饭”一     

奇才终脱颖 笔墨铸春秋——记著名书画家、鉴赏家、美术史论家萧平先生

2005年7月,北京“荣宝”拍卖《当代中国画风 貌》专场,萧平《万类霜天竞自由》一图,以46万元人 民币高价拍出; 2005年9月,上海“崇源”《中国书画精品拍卖》 中,萧平《飞越黄河》一图,以33万元人民币拍出; 2005年11月,北京“保利”《中国当代书画》拍 卖会,萧平《黄岳朝晖》一图,以22万元人民币拍出。 这几大公司拍卖的作品大都为已故名家和当代大 家的作品,而这三幅画却是出自南京中年画家萧平之 手,其画价直逼已故“金陵四家”。     

齐史断限与平四胡之岁——刘节先生《中国史学史稿》正误一例

高齐国史编纂大约始于天保八年(公元557年)。这年夏天,魏收“除太子少傅,监国史”[1](卷56)。所监修的国史正是北齐当代史。这项工作首先是从《高祖本纪》着手的,撰事在史馆内进行,但一开始就遇上了时间断限和史例的问题,因此围绕国史起元这一讼案引发了一场长达10多年的论争。这场论争主要是在魏收与阳休之之间展开。魏收主张国史起元于“平四胡之岁”;而阳休之则认为应以天保建元。二说相持不下,并牵动朝廷上下。《北齐书》卷42《阳休之传》云:“魏收监史之日,立《高祖本纪》,取平四胡之岁为齐元。收在齐州,恐史官改夺其意,上表论之。武平…     

天一阁明蓝格钞本《录鬼簿》及《续编》作者刍议

(一) 在我国古代戏曲史上,元人钟嗣成的《录鬼簿》有其特殊重要的地位。 钟嗣成,字继先,号丑斋,生于至元十三年(1275),卒于至正五年(1345)之后不久。古汴(今河南开封)人,长期侨居杭州。据《录鬼簿续编》记载,他“以明经累试于有司,数与心违,因杜门养浩然之志。著《录鬼簿》,实为己而发之。”在《录鬼簿》这部寄托着“浩然之志”的怨愤之书中,他一反封建传统观念,把当时地位低微的戏曲作家与“圣贤之     

十煇辩证(续)

五、“闇”非日月食辨将“闇”释为日月食,始于郑众。《周礼·眠祲》注引郑司农曰:“闇,日月食也。”只此四字,既未申明理由,又未引证以闇为日月食之经典。此解为后人沿用,至唐李淳风为《晋书》撰“天文     

论《中庸》古义

“中庸”即中庸之道,“中和”则兼“德”与“道”而言。“中”指中心之德,“和”指时中的行为。由“中”而“和”,实是以中心之德为基础,生发出时中的行为,包含了“以德摄行”或“摄行归德”的宗旨,同于《五行》所谓“五行皆形于内而时行之”,乃是子思对儒家成德理想的理解模型。故郑玄以“中和之为用”解《中庸》题旨,虽不中不远矣。前半部分多引孔子之言阐述道、德之意,后半部分则以哀公问孔子引出“诚”的概念。子思以“诚”或“至诚”为成德之境界、天道之本质。至于如何达到“诚”,又给出了“自诚明”与“自明诚”两条道路,对应于《五行》始于“仁之思”和始于“圣、智”的两条路径。若说“中-和”还是两个环节,则一个“诚”字,通工夫与境界而言、通德与道(中与和)而言、通天与人而言,乃是一个成始成终、贯彻一切的概念,代表了子思对夫子“吾道一以贯之”话头的最终回应。当然,诚的境界仍以“中和”为内在的结构。在此意义上,《中庸》前后两部分可以理解为思想上的递进,而非彼此无关的两个主题。要之,《中庸》是子思思想的最终定论,“诚”是子思思想的究极之说。     

中国最早的莎评

近年来,国内报刊上以“莎士比亚在中国”或“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为题的文章,都正确地指出“首先把莎士比亚介绍到中国来的是外国传教士”,但有人以严复在其翻译作品《天演论》和《群学肄言》中提到莎士比亚作为起点,认为“中国学者介绍莎士比亚始于19世纪90年代”,则与史实不符。还有些研究者把梁启超的一则诗话看做是我国最早的莎评,其实不然。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之八中,曾简略地谈到他对莎士比亚的看法。他说:“近世诗家,如莎士比亚、弥儿敦、田尼逊等,其诗动亦数万言。伟哉!勿论文藻,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这则诗话原载《新民丛报》1902年5月号,见[日]下河边半五郎编《壬寅新民丛报汇编》,日本横滨新民从报社出版,第910页。梁启超在诗话里只是笼统地把莎士比亚等近世诗家介绍给读者,并没有     

《人之历史》的再认识——兼述评日本中岛长文先生对鲁迅此文的研究

《人之历史》是鲁迅早期留学日本时撰写的,署以笔名“令飞”,发表于一九○七年十二月在东京出版的《诃南》杂志创刊号上。原题为《人间之历史》,副题为《德国黑格尔氏人类起源及系统即种族发生学之一元挈究诠解》。一九二六年鲁     

重探汉代经学中的赋比兴说

考察赋比兴所自出的“六诗”“六义”说在汉代经学中的出现与诠释过程,可知赋比兴作为一组关联范畴出现在经学论述中始于东汉时代,但直至汉末并未作为观念架构应用到《诗经》的诠释。真正影响汉代的是《论语》“诗可以兴”的观念,《毛传》之以兴说《诗》及王逸《楚辞章句》的以兴解《骚》都属于此一传统,这也是《毛传》及王逸“独标兴体”的真正原因。由于汉代经学家未以赋比兴的观念架构论述《诗》《骚》,因而应将汉人对《诗》《骚》之兴的论述从赋比兴的观念架构中分离出来重新诠释,并重建从以兴论诗到以赋比兴论诗的观念史。汉代经学史及文学批评史亦应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