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文化变革的特点及其启示

研究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 ,绝对不能超越时空漫谈 ,更不能忽视中国文化在近代曾发生的深刻变革。近代中国文化的变革范围之广泛、程度之剧烈、举步之艰难、影响之深远 ,都是空前的。但近代文化的变革又显示出许多矛盾现象 ,既急剧 ,又艰难 ;既广泛深刻 ,又不彻底 ;既凸现了文化的巨大进步 ,又遗留了不少误区。了解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变革 ,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即放眼世界 ,重视传统文化的创新 ;清醒正视文化变革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要有健全理智的文化心态 ,既不自大 ,也不自卑 ;要认识到传统文化的近代变革实质就是向文化近代化、现代化的迈进     

中国古代文学"选本"之厘定与辨析

中国古代文学之＂选本＂,应该是中国古代选家按照一定的意图和标准选录多位作家之文学作品于一编的文学文献。从还原中国古代文学选本编纂原生态的角度出发,小说选本不应纳入中国古代文学选本的范围,词选本则应包括在内。选本与总集、丛书、诗文评等相关概念之间,既有联系,又有较为明显的区别。     

对加入WTO后中国教育的理性思考

中国加入WTO,必将对中国教育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这其中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教育要未雨绸缪,积极准备好应对之策.     

佛教景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之比较

初传中国的佛教、景教既有向中国传统文化依附、妥协、调和的一面 ,又有与之相矛盾的一面。佛教以其积极的态度 ,合理解决矛盾。加之中佛文化在文化指归上的同一性 ,使佛教逐步中国化。而景教未能或难以做到这一点。     

试论庄子的“飘逸”之风

“飘逸”气弥漫于中国古代各个朝代、各个主要人物之中,形成一种独特的中国美学韵味。这种逸风又始终和中国古代士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士人具有逸风,逸风又犹如一股真气环绕着士人使其具有一种独特的品格。纵观整个中国美学史,逸在每一个朝代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作为中国美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范畴的“逸品”或“逸格”,既有其孕育和产生的源头,也有其发展、演变乃至衰落的进程。在其源头处,在老子身上、尤其是在庄子这里,飘逸之风得以充分体现和张扬。不论是就庄子本人还是就他的言论和著作、抑或是他的作品之写作风格而言,无不弥散着浓浓的飘逸之气。本文将主要阐释作为“逸”之源头的庄子的飘逸之风。     

中国古代天观念的演变与特征

一、前言大致说 ,中国哲学之特质为天人合一说。由对天与人的关系说明中国哲学之起源和其特殊的发展过程。天观念是人所造的。人对天观念的演变过程———人怎么样了解天观念 ,就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探究天观念的演变是中国哲学研究之基本。在中国古代传统中 ,对天的了解 ,大致有两种———即神性义之天和自然义之天。其中神性义之天为哲学的重要对象。因而本论只探讨神性义之天观念的演变过程。中国古代的天观念 ,演变得很大 ,又复杂。这复杂的问题是与当时的宗教以及政治环境大有关系的。故本文对中国古代的天观念 ,是以对各时代的宗教…     

晚清留日群体与民族主义在中国小说中的兴起

晚清留日群体将民族主义引入中国小说.这一变化给中国小说带来深刻影响——它为中国小说实现其地位的历史性突破创造了契机;它体现了中国小说主题现代转换之一个方面;它为中国小说历史发展提供了新的当代之“道”.与此同时,民族主义因其作为世俗能量的实质及其中国化后的诸多偏见与缺憾,又很难成为小说之文化方向与终极意义供给者.重国家而轻社会、有国民而无个人,这是晚清留日群体民族主义小说写作之关键症结.     

杨宽“神话演变分化说”述论

在中国近代古史学上,杨宽的"神话演变分化说"可以说是一个集"疑古"之大成的学说。此说之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中国古史大论战的影响。而此说之建立,一方面有赖于域外之"语言学派"的神话学说,另一方面则受到了本土之古史二元论的启示。此说提出来之后,既有顾颉刚、童书业的接受,又有李季的批驳,还有蒋大沂、张光直的发挥或修正,故可以被视为中国近代古史学上的一个重要创说。     

从家族谱系思想的瓦解看《红楼梦》中贾氏家族的败灭

一、通过家族谱系思想之渠道,可直入曹氏笔下贾氏家族描绘艺术之堂奥在封建时代的中国,是凡一个稍有功名、而又有几世兴盛的家族,几乎是无一不修撰家谱的。无数个这样的封建家族,象枝叶扶疏的大树筛落下无数日影,一一都在真实而准确地反映着使它存在着的那个封建社会。如今,散落在中国大地上的难以数计的世系家谱,便是那封建时代之光所印下的永记不灭的投影。     

恒与变:中西本体论的融通——台湾新士林哲学家罗光形上学问题新探索

西方现代哲学,"动态化"成为主流,传统形上学之"有"的恒常与稳定遭受质疑与破坏。台湾新士林哲学代表人物罗光,一面继承中古士林哲学,确立"有"的实有性,另一面援引中国传统儒、道哲学之动态化天命观,将"行"纳入"有"的本体,终至导出"绝对之有"概念。罗光紧紧围绕"有"、"行"内涵,剖析深层所旨,展现了新士林哲学形上学融通中西本体的实在论特征,而新士林学派所示之研究视角,也为中国现代哲学提供了又一崭新的学问样态与研究课题。     

“象”之小识

“象”之小识李祥林“象”乃中国文化史上一极重要范畴，由之而来的“观物取象”和“立象尽意”两大命题，对中国美学和艺术有深远影响。按《说文解字》，象本为象形字体，它有鼻子有眼睛，有四肢有尾巴，正是人们所熟悉的大象之简化模写。大象的“象”当然是指动物，它又...     

“不立文字,不离文字”——试论汉语的超逻辑功能

东方文化洋溢着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而中国文化尤以为然。在中国,世界自来被分成两极:一是具体的现象界,它可感可触,可解可说,可谓是“有言之界”。一是语言所不能表现的世界,它神秘微妙,又无处不在,近之则若失,离之则若存,此乃“无言之界”。老子说的可道之道,可名之名就是“有言之界”;而不可道之道,不可名之名则是“无言之界”。“无言之界”虽难以言表,不可言说,却被视为真实的世界,对这一世界的追求一直是中国文人的最高精神目标。     

李觏礼乐观辨析

李觏“礼乐观”,既承续了孔子的传统,又有大异其趣之见解。其重内外之统一、倡礼乐之实用、顺人情之自然的主张,以及重视通变疏达、人事功利、礼乐教化等思想,都可归之于极具实用精神的“礼统观”。李觏是中国古代罕见的制度———实用论者,对宋代儒学与明清实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年限问题

鸦片战争开始以后的中国历史,过去使用过各种不同的名称,如中国近世史、中国近百年史、中国近代史等,也有称作中国现代史的。近世史这一名称,是因袭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界划分世界史而来的。梁启超在“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一文中写道:“泰西史家,分数千年之历史为上世、中世、近世三期。所谓近世史者,大率自十五世纪之下半以至今日(按此文作于1902年——引者)也”。在另一文中他又以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对比地说:“合世界史通观之,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惟近世时代,则相形之下,吾汗颜矣,虽然近世史之前途,     

论桐城派

在我国散文的发展中,桐城派形成宗派以后,独树一帜,衣钵相传,有理论纲领,有创作实践,统治了清代文坛二百多年之久,声势之广大,影响之长远,除了诗歌中的江西派约略可以与其相匹外,在中国文学史上确实是很少见的。至于其毁誉之繁,则较江西诗派似又远为过之。     

论杜亚泉的中西文化观

杜亚泉是“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中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提出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中国文明是静的文明,两种文明实属“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其优劣殊未易定,各有长处,又各有局限。对于西方文明,应用中国文明去调和、统整。杜亚泉的中西文化观力避偏宕、温冷稳健,无不显示出睿智、冷静的理性光辉,在“五四”思想界可谓独树一帜。     

儒学的内在生命与儒学的现代化

在现代社会生活条件下,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核心的儒学能否实现现代性的转化?究竟怎样才能使其现代化?现代化的儒学在当代中国文化建构以及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又能发挥何种作用?或如何发挥其作用?是每一位关心儒学命运、关心中国文化建设大业的学者都认真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儒学形成于中国封建化进程的始点。生存、活动在权力下移、礼崩乐坏之看秋时代的孔子,在继承、     

论《管子》的理财思想

《管子》的理财思想以轻重之术、高下之策为指导,强调以生财为基础,使生财与理财相结合,把充实财政、调剂供求、平抑物价、发展贸易结合起来。它既表现出深刻的哲理性,又表现出突出的实践性,标志着有系统的中国古典经济管理思想的形成。     

论两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原因

近代中国曾有过两次国共合作,即１９２４年到１９２７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和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４５年的二次国共合作。两次国共合作有其各自的形成原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形成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战胜强大敌人的需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重新加紧对华侵略,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既有各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掠夺和压迫,又有依附于帝国主义掌握中央政权的大军阀和拥有各省政权的小军阀;既有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统治,又有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相勾结的官僚买办阶级的盘剥,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     

对"和谐"命题研究的十二方面拓展

"和谐"命题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既有共性与个性之别,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并在理论适用上包罗万象。当代中 国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是社会主义制度结构内生性关系、状态与整体功能实现协调、全面发展的动态平衡过程。这一进程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既与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又与中国转型期已有的历史和现实社会正在发展的过程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