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楼梦》对《牡丹亭》女性意识的继承和发展

《红楼梦》继承和发展了《牡丹亭》中的女性意识。在女性主体意识方面,《牡丹亭》主要表现在追求个人爱情,而《红楼梦》不仅仅表现在对爱情的追求和歌颂,更表现在对女性自身美好本质和人生价值的追求和肯定;在女性抗争意识方面,《红楼梦》中黛玉追求的不只是爱情自由,更重要的是个性的自由,人格的平等,同时也以自己的力量与封建势力作了一定的反抗;在性与爱方面,《牡丹亭》表现了杜丽娘强烈的性爱追求,肯定了情欲的合理性,而《红楼梦》中的性与爱观念更为进步,表现为性爱双方相互尊重,彼此肯定对方的人格价值和尊严,向往共同的人生理想、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的性爱关系,同时也表达了“重情抑欲”的可贵的性爱观。     

《醒世姻缘传》对《金瓶梅》的继承与发展

《醒世姻缘传》和《金瓶梅》是中国古代章回小说中的两部巨著 ,同属于描述家庭生活的人情小说。随着对此两书研究的深入 ,《醒世姻缘传》对《金瓶梅》的继承与发展得到承认。这种继承与发展主要体现在 :后出之书《醒世姻缘传》继承了《金瓶梅》的写实精神 ,真接反映现实人生 ;《醒世姻缘传》对《金瓶梅》的发展表现在对写实的进一步推进 :不止于暴露黑暗现实 ,而是探求原因 ,表达理想 ,这样就使《醒世姻缘传》有了一层淡淡的理想色彩 ;《醒世姻缘传》对“亵墨”的处理也较《金瓶梅》更为积极健康 ;在作者结撰时代故事上 ,《醒世姻缘传》并不以前代作品作为自己创作的起点 ,表现出个人独立创作的发展趋势 ;从章回小说的外在形式上 ,《醒世姻缘传》的回目更加整齐 ,说话的套式渐渐淡化 ,标明章回小说在体制上的变化发展     

朱熹对苏辙《春秋》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北宋初年,《春秋》学在孙复、刘敞等的推动下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也出现了"逞意说经"的弊端。苏辙撰《春秋集解》,提出了"以史为据""兼采众家"的解经之法,力革《春秋》学之弊。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苏辙"以史为据""兼采众家"的解经之法,批判了南宋《春秋》学存在的"逞意说经"及"一字褒贬"的解经弊端。在《春秋》义理学上,朱熹又表现出与苏辙完全不同的立场。他批判了《左传》的权变思想,并主张以理即儒家伦理纲常作为阐发《春秋》经义的依据,不仅推动了宋代《春秋》学义理思想的深入,也促进了宋代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隋唐演义》与《红楼梦》

《隋唐演义》的成就虽然无法与《红楼梦》相比,但无论是在人物塑造、小说结构还是写法上都对《红楼梦》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隋炀帝和贾宝玉两个人物之间有十分明显的传承关系;唐玄宗梅、杨二妃的对比对钗、黛并置的设计有一定启发;西苑与大观园等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此外,仙人转世的模式、情与政结合的写法以及贯穿其中的感伤情绪等在《红楼梦》中也可以见到其影子。《红楼梦》在继承的同时又有创新,因而使小说有了永久的魅力。     

论楚辞流传与“屈原一家之书”的《楚辞》结集

楚辞的长期流传,首先是自上而下,然后自下而上,进入汉代通过三条线索得以汇编结集。今本《楚辞》是一部体例极为特殊的文学选集,它在实质上乃是“屈原一家之书”,所收作品也似有经、传之分。《汉志》不录《楚辞》,并不能否定刘向的编纂之功,刘向编《楚辞》是他在废弃期间的“个人行为”,而他后来奉诏典校经书则是“政府行为”。     

论《红楼梦》中的元宵节意象

自宋代以来,元宵节就开始大量地进入文学作品。在宋代词人的笔下,元宵节带有万人空巷的民间狂欢色彩,同时也有了"月上柳稍头,人约黄昏后"的浪漫。宋元话本中的元宵节则往往作为太平盛世的象征,成为小说中故事发生的主要背景,许多充满诗意的爱情故事也在这个热闹的夜晚发生,主要人物的命运也在此夜发生逆转。《红楼梦》对传统的元宵节描写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它将元宵节这一传统的普通民众的室外狂欢活动变成了贵族大家庭中的室内雅集活动;元宵节不再以赏花灯和放烟火作为描写的重点,而是以家庭内部各色人物的活动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作为描写的重点。《红楼梦》中的元宵节没有发生才子佳人的浪漫故事,而是预言了一群青春少女的悲剧命运。     

《红楼梦》与精神分析

《红楼梦》自问世以来,不少学者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对文本进行了考证、研究和解读,并取得了很大成绩。本文试图用精神分析学的里比多说———创作动因、无意识心理说———创作活动和创作过程、俄狄浦斯情结———批评方法以及升华说———人物的塑造这些方面来阐释《红楼梦》文本,从心理学角度发掘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和价值。     

众芳卿香聚大观园 钗黛宝争情红楼梦——“红楼艺鉴”之五

人物关系亲近和拉开心理差距,是小说创作美学的重要内容和艺术规律,这一艺术规律实质上也是社会存在方式的必然和社会关系的征象。《红楼梦》无论全篇还是每一个章回,在人物关系的社会图谱、文化图谱和情爱图谱的表达中,都充满了这一艺术规律的应用。而应用人物关系亲近和拉开心理差距的艺术,必须遵循其三原则：第一,曲折跌宕、步步进击,将情感冲突推向极化;第二,多重性、复杂性情感层次量变的艺术效果;第三,横向拓展和纵向开掘的情感本质的深入。凡此才有可能创作出优秀小说来。     

楚辞与楚辞学

《楚辞》一书,既非出自一人之手,也不出于一个时代,它是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们逐渐纂辑增补而成的。《楚辞》的上源是复杂、多元的。《楚辞》与《诗经》在艺术形式上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意境、情调、抒情技巧、比兴象征上。楚辞学的研究规律是:每一种学术派别、研究方法的出现,总是与当时的文化学术思潮相联系。任何摆脱时代制约的努力,往往正是时代思潮的反映。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楚简、秦简、汉简、楚帛书帛画、楚国青铜器及铭文的大量发现,这种地上之文献与地下之文物相互印证的方法很快被楚辞学界所接受和运用,沿袭多年的文献考据之法、义理评论之学,升华为地上文献与地下文物相印证,传统考据与西方理论相结合,形成了文字、文献、礼制、民俗、民族、考古、历史、哲学、宗教等多学科的融合。     

《楚辞》与《诗经》承传关系论略

从"文学精神"、"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等三个方面可以发现<楚辞>对<诗经>的承传事实.除受<诗经>的影响外,<楚辞>还受战国诸子散文及楚国土著文化"楚歌"、"巫歌"和"楚声"等文化乳汁的滋养.     

《楚辞》和韦庄的诗歌创作

以韦庄为例,将诗学原典《楚辞》与唐诗比较,探讨诗歌的源流关系。韦庄与屈原有着相似的经历,因此表示出深深的凭吊与怀念。韦庄诗歌的创作心态、意象塑造等与《楚辞》都有着渊源关系,也有一定的发展。这是中国诗歌产生、发展的方式之一。     

《诗经》、《楚辞》中的“皇考”辨析

根据三礼等典籍,结合文本,我们对诗经楚辞中的“皇考”进行了全面而仔细的考辨。周代以来,在宗庙与祭祀上存在两种表述方式,周代还有四祀形式。这在诗经中表现得清楚明显,人们常将两个系统混一,因此引起争论。《楚辞》以灵均代言,《离骚》就是祭祀诗,“皇考”指父亲。     

求真——新版电视剧《红楼梦》改编的最高原则

重新改编<红楼梦>为电视剧,有些基本原则不能违背.<红楼梦>的主题具有多元性,<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已获公认,但为真人立传("闺阁昭传")常被忽略、误解甚或歪曲,这主要表现在对薛宝钗为代表的"理性之真"的误读;对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肆意歪曲、攻击.我们震惊于韩潮汹涌,却不知它的源头活水,正是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水乳交融("诬真为假").又如<红棱梦>以写日常生活见长,不以情节离奇取胜,如果堕入猎奇,力求"故事好看",势必伤及<红楼梦>原著有意反传统的写实主义创作原则("遗真遣假").再如高鹗所续后四十回,有许多违背曹雪芹原意之处,看到是条漂亮的狗尾,就不仔细甄别,势必带来仅存形似而失却神似的硬伤("沿假失真").     

2005年的屈原研究与楚辞学研究

在2005年的古代文学研究中,屈原及楚辞研究仍然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发表了有关屈原及楚辞学的论文百余篇,出版了专著十余种,涉及到屈原及楚辞研究的各个方面。楚辞与楚文化及楚辞的编辑及其文体特征研究、屈原作品及屈原的精神价值研究、宋玉研究、楚辞传播研究等,是2005年楚辞学研究的主要方面。     

闻一多楚辞研究新思维简论

闻一多楚辞研究的新思维。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思维的独立性。既敢于怀疑，又能自变。二是思维的连动性，“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既有纵向连动、横向连动，又有逆向连动。三是思维的多向性。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四是思维的跨越性。对事物的本质和结论进行思考，讲究速度和效率。五是思维的综合性,利用他人成果,经过综合思维、提炼,提出己见。     

2006年的屈原及楚辞学研究

2006年屈原及楚辞研究依然保持其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不仅数量有增无减，而且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更加宽广。主要表现在屈原传记资料研究、楚辞文体的渊源及文体特征研究、《离骚》研究、《九歌》等楚辞作品研究、楚辞研究的方法论及楚辞学科建设等方面。     

由《韩非子》所见楚国史料推考屈原命运沉浮之根由

"两用昭、景"是楚宣王和楚威王一贯运用的重要制衡策略。楚怀王初年,昭、景坐大。为了抑制昭、景,强化王权,怀王调整策略,转而重点扶植屈氏。这是屈原后来得以出任左徒的根本原因。但丹阳一战,屈氏猝然遭遇重创;蓝田战后,怀王更是威略难振。嗣后怀王,包括顷襄王不得不再蹈宣、威旧辙,继续两用昭、景,是以屈原始终难获起复。屈原一生命运沉浮完全与怀王、顷襄王调整"两用昭、景"这一制衡策略的整个过程相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