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民俗教化译介观

周作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和民俗学家 ,其民俗学研究与译介观相互交织影响 ,形成了独特的民俗教化译介观。这个译介观影响了他对翻译作品题材的选择。周作人选择希腊文学和神话、以及各国童话和民间文学进行译介 ,具体实践了他的译介观。     

赫尔德与周作人——民俗学与民族性

周作人撰写的作品中使用了许多民俗学和民族文学的关键词语,如民歌、民俗学、童话等,这些外来的关键话语反映了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期间通过学习森鸥外、柳田国男等人的著作而受德国近代民俗学、人类学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反映在周作人对民俗学、人类学的重视是因受到德国近代学者赫尔德的思想影响。赫尔德对民歌的研究实际上由周作人接受并在中国语境中发展出自己的学术兴趣。同时,周作人撰述中所使用的民族与国民性话语的历史上下文及其与德国近代思想史上赫尔德文化民主主义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原人之文学"的审美功能——论周作人之教育童话观

2 0世纪 2 0年代初 ,周作人提出了教育童话的观念 ,主张应用童话进行儿童教育。周作人的教育童话观蕴含了民俗学的方法和儿童心理学的成果 ,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建立了一个“现代”的环节。同时 ,周作人的教育童话观也存在着儿童本位主义的弊病。     

四十年来的浙江民间文学研究

民间文学研究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主张“兼容并包”,发表《校长启事》,支持进行近世歌谣的征集;1920年还成立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由沈兼士、周作人等负责其事.周作人于1913年至1915年间写有《童话研究》《儿歌的研究》、《童话略论》和《古童话释义》等,是我国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先驱.鲁迅在故乡从小接受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的熏陶,历来重视无名氏的创作和生产者的艺术,他在《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和《科学史教篇》等文中,论及外国和中国的神话、传说,其所编著的大学讲义《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大量论述我国古代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并正确地指出它们的性质、起源、演变及其与作家文学的关系等.鲁迅还于1912年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倡议成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便搜集整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鲁迅后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民间文学,奠定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民间文学理论的坚实基础.     

从三种刊物看周作人的早期歌谣研究

从周作人不同时期主编的三种刊物探寻周作人歌谣研究的活动脉络,认为《绍兴县教育会月刊》时期是仅限于个人的兴趣;《歌谣》时期则是五四时期最有意义与影响的民俗学研究之一;而《语丝》时期常与其所特别关注的文明与社会批评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很大影响。     

周作人早年的文学活动

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骁将。他首先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促使文学革命向纵深发展。他在散文创作、诗歌创作和民俗学的研究方面,都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但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却屈任伪职,成了民族罪人。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复杂作家”。倪墨炎同志最近完成了新著《周作人评传》,试图对周作人一生的功过是非,作出科学的公正的评价。本刊选载的是反映周作人早年文学活动的部分,其中用作人小说创作的史事,很少有人作过介绍和评论。     

从文化研究角度看《快乐王子》的两种译本

王尔德的《快乐王子》是世界童话名篇。文章通过比较周作人1909年的译本和巴金1942年的译本,从语言形式、语言的生动形象性以及内容的深浅来考察两译本的特点,并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由此体现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状况。     

周作人早期歌谣活动及理论

周作人曾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与鲁迅一起被人誉为“周氏兄弟”而声震文坛。作为一个理论家、翻译家、散文家、诗人,他著述极丰,成就斐然。在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上,周作人同样是占有重要地位的,日本学者称他是“中国民俗学的先驱者”。这是很中肯的评价.本文拟介绍评价周作人早期(指1928年以前)歌谣活动及其理论主张,这是其民俗学活动和成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童话的特征和定义与中国古代童话——与张士春同志商榷

在《宁夏大学学报》1982年第二期上,读到张士春同志《中国古代童话浅探》一文。作者旨在纠正那种认为中国童话始于“五四”以后的说法;并举《搜神后记》、《西游记》和《聊斋志异》为证,认为我国的童话作品和作家,远比法国的贝洛尔、英国的斯威夫特和德国的格林兄弟及其作品早得多。《探》文说理简捷,立论独到,读后很受启发。但对于其中的某些提法,我未敢苟同。 实际上,有关中国古代有无童话的探讨,久已有之。早在1913年,我国儿童文学的早期提倡者和研究者周作人,在其《古童话释义》一文中,即已针对有人认为《无猫国》是中国第一本童话之说指出:“中国虽古无童话之名,然实固有成文之童话,见晋唐小说,特多归诸志怪之中,莫为辨别耳”。作者于文中特举《酉阳杂俎》里的     

安徒生童话该怎样翻译?——以周作人批评、叶圣陶创作与叶君健翻译为中心

周作人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开风气之先者,他不但很关注安徒生童话的早期汉译问题,而且用白话翻译了《卖火柴的小女孩》,从而引发国内安徒生童话热的出现.20世纪20年代,安徒生汉译开始由个体批评家或学者自觉,上升到整体的合力推动,安徒生童话翻译出现高潮,对儿童文学的理论研究也蓬勃发展.叶圣陶在安徒生影响下创作的童话作品结束了中国童话的“模仿时代”,而叶君健翻译的《安徒生全集》则进一步推动了安徒生童话在中国的接受,对中国现代童话的创作与发展影响深远.周作人、叶圣陶、叶君健代表了安徒生入华的三重“侨变推手”,推动了作为诗人巨像的安徒生在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创作、翻译上的全面影响.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安徒生童话的意义和价值才得到充分展现,即“侨易新符”的创造完成才是一种理论、人物或镜像在长途文化旅行之后可能达到的一个长期有影响力的标的.     

周作人研究史料工作的成就与问题

近三十多年来,周作人研究史料从少到多,从单调到丰富,还原了历史现场,有力地支撑了整个研究工作的开展。主要表现在:以《周作人年谱》《周作人研究资料》《闲话周作人》等为代表的资料专集夯实了周作人研究的基础工程;众多的回忆文字提供了新的材料,改变了人们对于周作人的单调、刻板的印象,拓展了周作人研究史料的范围;周作人与鲁迅以及其他同时代人的关系得到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并从特定的方面呈现出新文化史和新文学史的面貌;关于周作人附逆的各方面资料得到认真的清理和研究,并被整合到他的人生和思想道路中去;周作人的集外文、日记、书信和佚文得到陆续的发表和出版。然而,周作人研究史料工作无论是在系统性,还是在严谨程度、学术水平上,都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其中有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要展开较为系统的版本研究和校勘工作;二是要认真地鉴别、考核史料。     

二三十年代倡导乡土文学的三种理论视角

罗关德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04年第四期撰文指出,中国20世纪初期乡土文学理论主要有三种:周作人民俗学视角的乡土文学理论;茅盾政治学视角的乡土文学理论;鲁迅文化学视角的乡土文学理论。他们三者从不同视角提出的乡土文学理论,都是秉持振兴民族文化这一共同立场的。所不同的是周作人民俗学的乡土文学理论,体现了他对建设民族文学,民族艺术的关注;茅盾政治学视角的乡土文学理论,体现了他对民族政治前途,特别是农民命运的关怀;而鲁迅的文化学理论,则使他超越了单纯的风土描绘和对农民政治命运的展示,显示出极大的包容性。鲁迅对作为启蒙…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翻译:“形式国语化,内容要欧化”

作为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周作人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在五四时期令人瞩目。周作人儿童文学的理论核心是"儿童本位论",基于此,其儿童文学翻译强调文以移情,在翻译的过程中崇尚直译,贯彻"名从主人"的翻译原则,提倡翻译批评和重译。周作人所提倡的童话翻译观可总结为:"形式国语化,内容要欧化"。     

中国童话的演变

一部中国童话史,就是一部童话演变的历史。当我们考察中国童话史的时候,首先要区分几对概念,一是童话名称与童话存在;二是古代童话与现代童话。童话的名称在中国出现于本世纪初,以商务印书馆1909年开始编纂出版专门供少年儿童阅读的文学作品集《童话》为标志。主编人孙毓修在《初集广告》中指出:“故东西各国特编小说为童子之用,欲以启发智识,含养德性,是书以浅明之文字,叙奇诡之情节,并多附图画,以助兴趣;虽语言滑稽,然寓意所在必轨于远,阅之足以增长见识。”其中已含有童话的定义,对童话的对象、特点、功能阐述得比较全面、正确和明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二十世纪才有童话。中国最早的童话研究者周作人在1913年写的《古童话     

古典面具下的现代面孔——周作人“神话”情结略论

"五四"以来,神话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学创作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周作人的知识体系与思想态度中,神话也是一种具有特殊情结的文学形式。本文通过周氏所建立的关于神话的科学认识、所培育的浓厚兴趣以及利用神话来达到启蒙目的等几个方面,简要论述了在神话这一古典形式下周作人的现代思考。     

1930年代东亚对周作人的评价——以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为例

周作人从1920—40年代与韩国文人和知识阶层有过持续的接触和交流,堪称中国文人中最关心韩国文化的一位。他学习韩国语,还高度评价韩国的艺术价值,支持韩国的独立,积极肯定韩国的文化认同。当时韩国人也和周作人这位中国新文学主要作家频繁进行交流,关注他的文学活动及思想观念,并把他介绍给韩国,有时予以评论。最值得瞩目的是1920、30年代在北京留学的丁来东(1903—1985)发表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1934年9、10月)。这篇文章系统、全面地对周作人进行了评论和介绍。丁来东对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以前的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及思想立场集中进行了探讨,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由于丁来东的文章出现,从那以后韩国读者们对作为中国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周作人有了多方面的了解。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是和中国、日本的周作人研究同时进行的。丁来东于1934年5月结束了北京留学生活最终回国,他可能已经了解到从那年4月初开始展开的对周作人《五十自寿诗》的争论。而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文艺论,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丁来东与周作人在意识形态上达成一致,产生了共鸣,而且当时韩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没落的现实等各种变化因素重叠在一起,使丁来东对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和思想态度更加关注。结果是丁来东通读了周作人的许多作品和著作之后,发表了《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这篇文章包含了对周作人的人生文学观、言志文学观、周作人散文创作的特点及成果、周作人丰富的阅读修养、以内容与思想为中心的白话文学论、批判国民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立场、周作人对小品文这一成为现代文学顶峰的文学体裁的提倡、对民间文艺的重视以及具有包容性的文艺批评态度等大量内容,这在当时来说可谓是相当系统全面的评论。苏雪林的《周作人先生研究》是1934年12月发表的,增田涉的《周作人论》是1935年9月发表的,而丁来东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是在早于他们的1934年9、10月间就已经发表了,这一点也有必要予以关注。虽然丁来东对周作人的评论不是长期持续进行的,但却是在较早时期进行,而且在韩国又是首次系统全面地评论了周作人,因此这在东亚的周作人研究史上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     

关于周作人“礼赞娼女”的辩正

一本一九七八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激烈地批判了周作人的《娼女礼赞》,称它是“毒汁四溅的黑文章”;一期不久前出版的《文学评论丛刊》中,也有一篇文章,认为周作人后来堕落到“礼赞起妓女……来”。 这是完全误解了周作人的本意的。 《娼女礼赞》是周作人一九二九年所写的《三礼赞》中的首篇。从表面上看,文章批判     

钱理群的学术个性:自我介入式研究——以《周作人传》为例

钱理群的《周作人传》是对周作人进行全面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是钱理群自身学术研究个性的重要体现。其不仅为读者呈现了周作人这个自由知识分子的形象,而且还呈现了另一个激情燃烧者的形象,即传记作者钱理群。钱氏《周作人传》强烈体现了传记作者个人的生活体验和人生感悟,凸显了钱理群自我介入式研究的学术特征,这一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以鲁迅为底色和对传主心灵史的关注。     

《阿维斯塔》在中国

《阿维斯塔》是一部重要的东方文化经典,其研究价值体现在宗教、哲学、神话学、历史学、文学、美学、民俗学等诸多领域。在中国,《阿维斯塔》的译介和研究有了一定的基础,但仍存在广阔的空间。     

《晨报副刊》与周作人

《晨报副刊》与周作人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过的文章可分为为新文学运动摇旗呐喊的文艺批评、谈天说地的小品散文以及对国外作家作品的翻译介绍三大类。周作人与《晨报副刊》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