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文化哲学观及其现代价值

剖析了梁漱溟对文化的一般看法、东西文化的差异及其文化哲学观的认识根源和现代价值等,有助于我们正确了解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思想。     

梁漱溟与马克思主义

中国近现代史上主要有三大文化思潮,它们是反传统主义的西化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这三大思潮虽互有消长,但都有不衰的生命力,相互间展开过并将继续展开错综复杂的思想文化斗争。这种斗争反映了当代世界发展的潮流和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梁漱溟是在与这三大思潮的互动中确立自己之思想地位的。就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五四时期,对唯物史观批评;三四十年代,对中国革命的反对;1949年后,对马克思主义吸取、利用和儒化。     

梁漱溟对中国哲学的认识与探索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创者,梁漱溟毕生致力于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以探寻儒家传统的复兴之路。他对传统哲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内在本质与历史地位的认识与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理性认知。     

中国哲学与生命艺术观——以李石岑对梁漱溟的批评为个案分析

以李石岑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批评为楔子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是以生命的艺术精神为鹄的。道德、科学、宗教价值固然重要,但是,真正引领未来世界文化的应该是艺术精神。同样,"境界"的高低也不是单线上升的路线。李石岑从历史和逻辑证明了艺术胜境才是符合生命的本质旨归。他的观点彰显了中国传统哲学中重"情"的理路。     

梁漱溟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

梁漱溟之所以借用柏格森生命哲学作为批判唯科学主义的思想武器,就在于它是高扬直觉主义而对理智主义和科学方法进行批评的哲学。援柏格森生命哲学入儒,借以比较中西文化,批判唯科学主义,这是梁漱溟重建儒家形而上学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则是,他欲以生命哲学去抉发中国文化的价值,向人们展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所包含的“真理”,将西方文化导向中国一路,以此证明儒家的人生态度具有独特永恒的价值和意义。     

郑大华先生的梁漱溟研究

郑大华先生是当代著名学者,是对梁漱溟研究公认的大家。他对梁漱溟思想属性的辨析、学术贡献的评判、文化观的探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人们对梁漱溟学术思想的理性认知,拓展了对梁漱溟研究的学术视阈。在此意义上讲,对梁漱溟的研究是解读郑大华先生学术思想的一个基本点。     

梁漱溟的中国问题与解决之道——关于其中国问题研究的政治学解读

中国问题的提出、研究和解决是中国自20世纪来社会变革与国家革命的一项基本命题。20世纪初期,在各种试图解决中国问题,救济中国的理论、实践中,梁漱溟独树一帜。他把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概括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并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特殊结构背后的"统治力"为早启的"理性"与礼俗秩序;而将中国问题归结为"文化失调",强调从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中寻找根本解决方案,提出了乡村建设理论的基本主张。     

"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看梁漱溟对民主与科学的思考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梁漱溟对民主与科学的思考,不是在反对民主与科学,而是集中在如何引进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之精神。他的基本方法是"全盘承受"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同时对西方的人生态度进行"根本改过"。其独特之处在于既积极主张吸收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又积极肯认儒家伦理人生在现代乃至未来的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而这种文化调和主义的立场又使得梁漱溟在理论上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困境。     

面对西学: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阐释与批评

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启人 ,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不仅对儒学的现代转换做了巨大努力 ,同时对中国文化的缺陷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而这一点正是学界在研究梁漱溟乃至整个现代新儒学时所忽视的。认真探讨这一问题 ,无论是对于深化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 ,还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都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哲学的正途:方东美哲学观疏论

20世纪初,科学主义的僭妄使在中国尚属新兴学科之哲学的面目愈加模糊,地位日益衰落、价值弥为虚妄.临此哲学危境,方东美批判科学主义“齐物论”的僭妄对物质科学、心理科学、人类文化和精神的危害,拨正时人关于科学与哲学的四大惑见,并客观、平等地辩证二者在主体气质、学科性质、志趣、视阈、方法、致思趋向、宇宙观等九个方面的分别,并从人类文化观视阈考论史上“宗教的”、“科学的”、“人文的”三大哲学径路或形态之优劣,指明“困难最少的人本主义途径”才是人类哲学唯一可以积健为雄的未来走向与正途.     

站在理智的对岸——梁漱溟直觉概念考察

梁漱溟在东西方文化比较中提出了直觉概念,主张东西方文化的对立就是直觉与知性的对立,知性思维、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是造成西方文化危机的根源,因此需要直觉来救治.出于对科学主义的批评,他把直觉搁置在理智的对立面,彼此隔绝.与其说梁漱溟提出直觉是理性分析的结果,不如说是一种情感的偏执,带有浓厚的非理性主义色彩.     

直觉、理性、人心:梁漱溟对中国文化解读的三阶段

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解读经历了直觉、理性、人心三个阶段,他的直觉说有两层含义,一为认识的直观,二为本能的良知良能,随着认识的深入他逐渐意识到用"直觉"理解中国文化的不妥,遂而提出了"理性"与"人心"的概念,而且梁漱溟对"理性"和"人心"赋予了特殊的含义。通过对"直觉"、"理性"和"人心"(梁漱溟在不同时期对文化的解读核心用语)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梁漱溟对文化尤其是对中国文化解读的得与失。尤为重要的是,梁漱溟对"良知良能"的来源试图结合现代的生物科学予以新的解答,这是对"人心"或曰"良知良能"的终极性思考。     

从《中国文化要义》看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

《中国文化要义》是梁漱溟重要的著作之一,在《要义》中,他以"人生态度"作为文化的核心内涵,全面分析了造成中西不同人生态度的决定因素——社会结构,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西方社会则个人本位、阶级对立。由于中西不同的社会结构遂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表现为理性与理智、非宗教与宗教。肯定了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指出中国文化未来应走之路向是接受西方社会的科学与民主之用,来滋养中国文化理性之本。     

论梁漱溟的政治文化观

梁漱溟认为任何政治结构的背后都隐藏着一定的价值判断,都有其文化的内容,因而应从文化的角度去全面地分析、考察政治问题产生和解决的背景,找出不同民族所适合的政治发展样式。梁漱溟提出的“尊贤尚智”的政治理想诉求、法治与人治相调和的政治权力认知、改良主义的政治价值选择、“纳政治于礼俗”的政治思维取向就是这一思考的结果。     

梁漱溟如何面对自己人生的挫折

20世纪50年代,梁漱溟受到了来自执政党方面的严厉批评和大规模的社会批判。对此,梁漱溟以自省力、独立性、平淡心、使命感坦然面对。以自省力去除抵触之心、委屈之情;有独立性方能于风浪中不动摇、不失自我;持平淡心方能随遇而安、顺其自然;怀使命感方能超越"小我"而通达"大我"之境。据此,梁漱溟在挫折面前实现了人生境界的升华,也给我们展示了"最后的儒家"所具有的人生智慧。     

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伦理特质及其当代困境--梁漱溟社会结构理论研究之一

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这是梁漱溟社会结构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开展乡村建设的理论依据。梁漱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是从文化的本体意义及其在历史领域中的显现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在前一个层面他高度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而在后一个层面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系统深入地分析批判。他认为,社会关系伦理化将一切社会关系变成两人之间的个人关系,这是形成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前提和基础。时隔半个多世纪,梁漱溟对中国传统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分析对我们透视中国当代社会种种现象仍不失为一个有效的视角。     

梁漱溟的文化选择

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提出了既要全盘承受西方文化又要批评地把中国文化的固有精神重新拿出来以复兴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张。但这在当时是行不通的。后来,梁转而倡导乡村建设运动,并从社会生活层面对中西文化作了深入的分析,试图以乡村为基础将团体组织观念与个人的自由平等观念培养起来,作为解救中国当时面临的困境、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途径。     

五四新文化时期梁漱溟对儒学的界定研究

以五四新文化时期梁漱溟对儒学的界定为研究对象,认为梁漱溟在五四时期对儒学的研究是系统而自成体系的,他的思想极富独创性和时代性;他与新文化派的论争,促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自我调整和向纵深方向的发展;他思想中蕴涵的传统文化的价值,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给我们以深思和启迪;他在谋求儒学与现代化相结合方面所作的努力,以及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很值得后人学习。     

梁漱溟与中国讲学传统

在国人尊西学若圣经,弃中学如毒液的"五四时期",梁漱溟"逆历史潮流而动",致力于"纵向接续"中国古已有之的讲学传统以"匡冀夫学校之不逮",复活彷徨、颓废的青年,拯救凋敝、衰败的中国。乃源自其对"旁采泰西"的教育模式由于"橘生淮北则为枳"的水土不服而融合了东西方知识与情意教育各执一失之弊端的批判意识、深刻的精神炼狱式的生命体验及其对于东西文化路向的独特理解。梁漱溟一生的教育实践,其渊源都可以追溯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所倡导的"再创讲学之风"。因此,讲学是理解梁漱溟教育理念与实践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