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位王船山的历史哲学——读《宋明儒学之重构——王船山哲学文本的诠释》

王船山终生求“经邦之礼”,在历史哲学方面提出诸多新见。长期以来,学界关于王船山历史哲学游离于“民主主义”和“儒家仁政思想”两种对立观点之间。而程志华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成果《宋明儒学之重构——王船山哲学文本的诠释》基于翔实文献资料,围绕王船山的“历史观”和“资治论”、“合法性”与“正当性”、“政道”与“治道”等问题,经过透彻而严密的学理分析,系统诠释了王船山历史哲学的理论体系,并对其进行历史定位,指出王船山政治哲学并非民主主义,而仍是传统的“儒家仁政思想”。此结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纠正以往学界对王船山历史哲学之误读、误解,廓清学界的迷雾,为儒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和更为开阔的研究视野。     

民国时期熊十力与船山学研究

熊十力的《心书》（1918）、《新唯识论》（1944）、《读经示要》（1945）等著作既反映了熊十力对王船山的学术思想的认识历程,也大体反映了民国时期熊十力对王船山学术思想的研究情况。《心书》所论王船山学术是熊十力早年思考人生与哲学关系之时对船山“道器一元”论的初步体悟;《新唯识论》则以“翕辟成变”说对船山易学之“乾坤并建”等宇宙观有继承有批判;《读经示要》以“尊生”“明有”“主动”“率性”四说对王船山学术及精神进行了总体评价,其有认同王船山学术之处,也有不认同之处。总之,因熊十力的哲学宗主、宗旨不同,其为学之道与王船山也就同趣异旨。     

谭嗣同与王船山

<正> 谭嗣同和王船山分别是我国十九世纪和十七世纪的两位杰出的进步思想家.从王船山到谭嗣同,历史虽然走过了近两百年的路程,但是,由于那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锐意改革,振兴中华的强烈要求,使他们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谭嗣同对王船山推崇备至,他把船山的思想看作是复兴民族,“昭苏天地”的一声春雷.他把船山学说和其     

“知行并进”的德育过程——王船山德育思想探析

德育过程即是根据德育目标有目的地对受教育者施行品德教育的过程。对于受教育者而言,德育过程就是社会道德个体化和道德品质的形成过程。德育过程论是王船山德育思想体系中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他通过“知行并进”的命题,完整地论述了德育过程的的本质特征,阐述了德育过程的基本规律。王船山关于德育过程的论述,反映了他对德育理论的卓越理解和对德育实践的深刻洞察。王船山认为,德育过程就是“知”(道德认识)和“行”(道德实践)的“相资互用”(《礼记章句》卷三十一),从而实现社会道德的个体化、形成个人道德品质的过程。在他的德育过     

王船山货币伦理思想探微

王船山立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货币（金钱）经济现象展开了深刻伦理审思：他提出了货币起源于商品经济发展、货币的本质是“百物之母”的科学论断;他揭露了货币的“价值幻相”以及“天下益汲汲于金钱”带来的人性的迷失;他洞见了纸币乃诚信道德产物,然而纸币形式下又隐藏着诚信道德风险。王船山的货币伦理思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天道与人道——兼论王船山成德之学

王船山同宋明理学家一样,认为人性中包含着“天道”和“人道”两部分。人性中的“天道”是指“命之理”,即人性中先天具有的智、仁、勇的本性;“人道”是指“性之德”,即好学、力行、知耻等人的感性实践。在“成德”的途径和方法上,王船山与宋明理学家侧重点不一样,王船山的“成德之学”强调的不是先验反思中体悟“先天之性”,而是在经验实践中完成的“后天之性”。然而王船山的“成德之学”最终没有跳出理学的窠臼。     

王船山爱国主义思想论略

王船山是我国古代最伟大、最杰出的爱国者。本文试图对王船山爱国主义思想的内容和特点,作一些探索。1 王船山的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首先集中表现在当国家、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他毅然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一切都要服从国家、民族利益之需要。他说:“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义视一时之大义,则一人之义私矣;以一时之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权衡之自定也”。他认为“夷夏之防”“天下之大防”中首要之防,是“万世守之而不可易”的“古今之通义”。而“君臣之义”是“一时之义”,     

论王船山诗歌的生死主题——以悼挽诗和游仙诗为例

王船山继承了张载的“绝学”,发展了先秦儒家所忽略的生死观。王船山否定长生久视,倡导载义之生、尽性而死、追求高尚人格的生命观,这一观点融化在他的诗作之中,是其诗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这一主题的发现对推进船山学的研究有其重要意义。     

无有不极也,无有一极也 ——关于究竟何为王船山哲学本体之辨析

在反思与总结宋明儒学时,王船山对本体问题非常关注,且提出“太虚”“天”“太和”“道”多个本体概念。然而,本体只能有一个,那么,到底何为其真正本体呢?实际上,王船山乃以“太极”为真正本体,并从“太虚”“天”“太和”“道”多个角度进行疏解,进而对“太极无端”性质进行辨析。总的讲,他关于“太虚”“天”“太和”“道”之言说多为对张载思想的继承,而关于“太极”本体之言说不仅是对《易传》《太极图说》的继承,也是对《易传》尤其是《太极图说》的发展。     

论王船山的政治哲学——兼论“理势统一说”

王船山(1619—1692)是我国十七世纪的一个杰出思想家,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思想在当时是超轶前人的。在他的主要著作和社会政治实践中,力图把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应用到社会、政治和史论方面。因之形成了他的政治哲学的理论与实践。 他的政治哲学的核心,就是“仁义相资” (仁义相互为用之意)的理论。这一理论是由“阴阳不能偏用”这一概念推演出来的。他就是运用“阴阳互用”、“仁义相资”这一理论来“知人论世”,畅论历史,揭示他的政治思想的。 王船山的政治哲学,主要反映在他晚年著作的《读通鉴论》和《宋论》当中。他的论述由秦始皇开始。 秦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统一的王朝。在秦统一前的春秋战国之交,奴隶制与封建制曾进行长期的殊死斗争。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就是环绕这一斗争展开的。这一斗争的中心,集中在仁与义这一对命题的理论与实践上。我们将通过讨论这一命题的演变,看王船山如何使用这一命题的合理内核,畅论历史,揭示他的政治哲学,建立他自己的思想体系的。 一、仁与义怎样由道德伦理范畴进入政治哲学范畴     

自为经纬 成一家言——喜读李守庸同志《王船山经济思想研究》一书

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八七年出版的李守庸同志的《王船山经济思想研究》一书,是近年来船山学术研究中的一项主要成果。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来说,据我们所知,则是建国以来大陆学者以中国古代某一思想家的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第一部专著。此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辩证的方法论,紧密联系王船山所处的时代背景、生活经历、学术活动和思想渊源,史论结合、纵横比照,引证详实、评判精当,对王船山经济思想的诸侧面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剖析,从而使船山经济思想的研究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要而言之,此书有如下突出贡献与特色: 一、专题深入,系统评述。船山学术,体大思精,他在“天崩地解”的时代,以“诚知得罪于先儒”的自觉批判精神,通过注经、衍子、评史、论政等形式,在政治、经济、哲学、史学乃至民族、军事     

《瞬息京华》中“贬儒扬道”的思想倾向

《瞬息京华》有明显的“贬儒扬道”的思想倾向，作者林语堂通过对儒、道思维方法和人生态度等的对比，得出了道家总比儒家要胸襟开阔、思想开明的结论。但在具体表现上，他的这种思想具有复杂性和多层面性。     

现代艺术设计新理念与船山美学思想

船山美学在构建现代艺术设计新理念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谐化设计、人性化设计、生态化设计等是现代艺术设计的三大新理念。王船山“和谐审美观”是构建和谐化设计新理念的重要思想依据;王船山“人贵审美观”是构建人性化设计新理念的重要理论基础;王船山“环保审美观”是构建生态化设计新理念的重要文化资源。研究船山关学与现代艺术设计新理念的内在联系,有助于彰显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特色。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左”倾思想析论

对于陈独秀,学术界较少评价其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思想倾向,尤其是“左”的思想倾向.事实上,由于对中国国情和国内革命形势判断失误,加之对自身责任避重就轻,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以“左”反“左”,产生了许多错误认识.他认为:中国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是一个初期的、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党应当依靠工人阶级和贫农,以城市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无产阶级贫农专政；在此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并不能发挥积极作用,故不应将其作为革命的同盟军,而红军的主要成分是土匪和逃兵,也不可靠.这些认识太过片面,也不切实际,并导致他与中国共产党越走越远.     

王船山对张横渠哲学思想的发展

本文从宇宙观、辩证法、认识论等方面,对张横渠和王船山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和评述,指出王船山不是简单地吸取张横渠的哲学思想,而是加以合理的去取和发展,从而建立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文章最后还指出了王船山哲学思想的局限性。     

船山诗论与庄子哲学

王船山是一个受道家思想影响的思想家,其诗论也深受庄子哲学的沾溉。他诗论中对创作的自由兴发、不尚人力的肯定,折射出庄子“吾丧我”思想的印记;他对自然空灵诗风的好尚,也源于庄子的天籁境界。王船山的情景交融理论,精到细致,前人不可企及。其中论述情景相互转化的部分,得益于庄子哲学中物与我、主观与客观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转化的辩证思想。可以说,庄子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为船山诗论提供了理论基础。     

流行音乐中的“返乡”情结

从流行音乐中的一些优秀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孤独感、漂泊感及人性的沉沦与拯救等三个方面入手，揭示这些作品中共同存在的关于人类的精神家园的失落、寻觅与重建的思想倾向，即“返乡”情结，并初步揭示出造成这种思想倾向的主要原因──都市文明对人性的异化与扭曲。     

明代彝族诗人高映与《妙香国草》

高映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学者、诗人。他自幼嗜书入迷,对四书五经、道释医术、性理经济广泛涉猎,博览群书,且天资过人,聪敏警悟,相传能“过目成诵”“双目贯日.”他一生勤奋好学,有所谓“无昼夜寒暑皆读书,倦则静坐默诵,诵已又读”“卧必三更,起必鸡鸣”,持之以恒。他教授子孙“不令骄惰”。 由于他竭力苦学,终于成了滇中著名的学者、诗人。有人称他为云南首屈一指的北京经学家,与顾炎武、黄梨州、王船山、颜习斋齐名。     

论韩愈、柳宗元“文”“道”的异同点

唐朝中期的韩愈、柳宗元,高举文学复古的旗帜,“攘斥佛老”,复兴儒学,用儒家的“道统”进行变骈为散的文体改革,宣传“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主张,并以“陈言务去”、“文纯”、“道真”及“道”的“施于事”、“及于物”、“有益于世”等观点,对唐代中期的文体改革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对比论证的方法,阐明了二人“文”、“道”观点的异同,并重点分析了二人在儒家“道统”理论一致的基础上,其创作的不同倾向性：韩愈的继承中的复古思想倾向,导致走向形式主义;柳宗元在批继承中的开拓思想倾向,导致走向了现实主义等等.     

论王船山词中的遗民情怀

明清鼎革之际,出现了大批遗民文人。自称“明遗臣”的王船山的遗民情怀表现得尤其深刻和持久。明亡以后,王船山以遗民身份致力于文学创作,留下了大量学术著作。文章以船山词为载体,联系明清易代的社会背景和船山的个人生平经验,通过对遗民情怀追溯和对船山词的分析来探索王船山深刻而坚定的遗民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