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期中国南北城市文化的源流与精神结构

上古时代不仅对中华文明有重要的奠基性意义,对中国的城市文化同样如此。夏商周三代,城市脱离乡村和城堡独立发展,城市形制开始形成,城市文化渐露雏形,城市的南北特征逐步显现。北方文化在生产条件被较早破坏后,已先于南方完成了向文明阶段的蜕变,因此在城市文化发展方面也更为迅速。长期以来,北方都城每一次大的变动,不仅形成了新的城市中心,还造成了原本孤立的城市变为城市群落的另一种后果。北方城市形成这种发展模式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地位多依赖于政治权力。上古时期,江南礼乐文化和中原多有交融。江南城市也渐渐形成稳定的特征,但尚未有独立的规划体制,基本上按照北方平原上的城市建设格局展开。对古代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及文化土壤作深入的研究,可为今天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复杂文化现象的探索导夫先路。     

中国上古时期的艺术心理学思想

人们普遍认为,心理学的诞生,只是近一百年来的事。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以1879年冯特在莱比锡建立第一个心理实验室而宣布独立的。但人们也不可否认,艺术创作是主客观的统一,是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的互相交融的产物,它也就必然包含着审美主体(人)的生理、心理因素在内,因而也必然有一个艺术心理学的问题。正如著名文学史家勃兰克斯所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引言》) 中国的上古时期,即从旧石器渔猎阶段到新石器的农耕阶段,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家长制,直到夏商早期奴隶制,称之为史前期。这一时期的史前文化艺术,并无典型的艺术心理学思想,但从远古的青铜器艺术中,从一些官书和宫廷巫师、乐师的有关论述中,我们可以朦胧地看出当时先民的社会审美心理。这是中国艺术心理学史的萌芽阶段,很值得我们探究。     

论上古语类文献的类型及其文化意蕴

“语”是上古时期非常重要的文献,它是一种载录“善言”的文体。从上古语类文献本身的发展来看,它们因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所以在生成方式上也存在差异,这就使它们在性质及形态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大体而论,上古语类文献可划分为仪式型、政典型、教学型、著述型四类,这些类型因生成方式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文化意蕴。     

上古文学制度论

文学制度是指文学活动在制度层面的形质表征,有观念形态和物质形制两个层面,包括创制精神、用象形制、概念范畴、文用形态、篇章体式、传写形式等具体内容,也就是说,文学制度是文学自身的规定性。文学制度的规定性是自生的、自性的、自足的、自适的、自化的。引入文学制度观念,可以拓展和深化中国文学研究,这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应该有特殊的学术意义。     

上古文体趋同论

文体趋同是中国历史上的常见现象,上古文体也存在互渗、融合、趋同的情形。上古格言、民谚以及部分《易经》卦爻辞都是采用短小精悍的格言警句样式,以整齐、精炼的语言来表达作家对宇宙、历史、人生、社会、军事、政治、术数等方面的认识。西周中期以后,有些铭文在散文句式中杂用《诗》的四言韵文体,显示出铭文有意向《诗》体靠近的倾向;而某些《诗》作也有意识地吸纳铭文因素,用诗的形式歌咏铭文题材;铭文与《诗》体呈现出互相靠近的倾向。诰和命本来分属两种文体,诰用于训诫和勉励,命用于册封和赏赐,由于帝王在册命或赏赐大臣之前往往要进行一番训诫和勉励,史官同时记下帝王的训诰和册命,这促使部分诰、命作品走向合流。上古文体趋同多由外在因素驱动,某些文体因其内涵宽泛而向多个方向发展,有些文体趋同受到群体创作方式的制约。     

论上古神话的现实性

上古神话不仅反映了原始社会的历史生活，表现了原始人的朴素世界观，而且还对先民的行为进行引导和规范。因此从某种程度说，上古神话有一定的现实性试论现代汉语语法中形式与功能相结合原则的指导作用     

论上古西亚两河流域文化的两个问题

上古西亚两河流域文化起源于北部旱粮农业区，不是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灌溉农业区。北部地区最先完成了从部落文化到城审文化的过渡，以其强大的辐射力向四面八方传播，成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文化的渊源和基础。上古西亚两河流域只是少数一部分国家实行过法制，不能断定整个西亚两河流域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法制体系。法典以宗教神学为指导思想，法制神化是最显著的特征，体现了奴隶主阶级的意志和权益。     

论郁达夫南洋时期的文化思想

郁达夫于抗战后到南洋主要从事抗战文化宣传,其文化思想表现在:一、民族文化不亡论;二、抗战建国,重造新文化;三、文化的继承吸收与沟通。其特征是具有时代性、现实性与前瞻性。他对民族文化的深情,对抗战文化的执著,对创造新文化的决心,既有魄力与胆识,又有深度与力度,他的文化思想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论明清时期白族文化的转型

明清时期,是白族文化发生重大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大规模汉族移民的进入及汉文化的全方位输入,白族作为区域范围内主体民族的地位开始丧失,白族文化在当地的主导地位也被汉、白文化的交映和协奏所代替。该时期白族文化的转型在民族成分、文化、政治、宗教、艺术等各个方面均有表现。明清转型后的白族文化奠定了此后白族文化发展的基调和原则。     

论王国维的上古成语研究

王国维关注到古书训释错误中有因不识古成语而导致者,虽大师不能免,从而倡导对上古成语的研究。本文系统地阐述王氏这方面的观点,条分缕析地展示其意蕴,庶几使王氏这一业已开拓的学术空间,能在后来者中得以更广阔地拓展。     

再论布依族与上古夏、越文化的可能联系

再论布依族与上古夏、越文化的可能联系罗漫一、崇鸠和王室异母兄弟争权我在《夏、越、汉：语言与文化简论》中曾经提出：．一酉南地区的百越后裔，一定有从东海故地迁移而去者。尝检索多种少数民族的语言词汇集，发现许多民族包括汉族均将天上‘银河’称为‘天河’，唯有...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量制量词的兴替及其动因——兼论上古时期的大小量制量词系统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度量衡量词制度各异,特别是从姜齐公量到田氏家量的改制,历代学者多有研究,但限于资料缺乏而未有定论。综合利用传世与出土文献,联系出土量器实物,在上古汉语量词发展史视野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姜齐四量与田氏家量的区别,源自东周以来基于粟、米比例而形成的大小量制量词系统,其比例为10∶6;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均取小量为基本量制,唯有姜齐取大量。田氏家量改制的目的和理据,不仅在于取悦百姓以利篡国,更重要的是变革齐国与各诸侯国量制系统不一致所导致的障碍,统一量制以便流通。改制后齐之“升、豆、GFDA7、区、釜、钟”六量中的“升、GFDA7、釜”三个量词,与普遍使用的“升、斗、斛（石）”制度完全一致,从而为量制量词系统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中国上古时期三大集团交互关系探讨——兼论中国文明的形成

中国上古时期曾存在过东夷、苗蛮和华夏三大集团，它们从很早起就相互发生关系。正是在三大集团相互影响和作用的过程中，中国文明得以形成。从大约公元前３５００年开始，东夷和苗蛮集团逐渐对华夏集团产生强烈影响。到公元前３０００年前后，前两个集团已最早过渡到早期文明时代，比华夏集团大致早５００年。从大约公元前２５００年开始，华夏集团反过来强烈地作用于前两个集团。到公元前２２００年，随着苗蛮集团的衰灭，终于形成东夷与华夏集团东西对峙的局面，中国历史也进入了成熟的文明时代——夏代     

上古时期人类有关语言本质问题的探索历程

上古时期人类对语言本质问题的理解与认识,初迹于东西方的一些与之相关的神话传说,生发于哲学意义上的古人对世界的认识与思索的开启。以古希腊、古印度、古代中国为代表的古代先哲们在这一时期不同程度地对其所触及到的有关语言本质问题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并不同程度地萌生出诸如语言工具说、语言符号说、语言本体说等诸多意识,取得了不少为后世语言哲学理论所瞩目的卓越成果。     

桃文化新论──桃文化与上古巫文化

桃文化是在上古巫文化的土壤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生命意识和审美情感，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内涵。桃文化孕育了木偶、门神、春联等民间艺术，桃也是女性的指称和长寿的象征，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     

巴人始祖、方国考辨

作者在所著《巴风土韵》论巴人族源的基础上,对巴人的始祖和方国作了进一步的考辨。作者认为,巴人的始祖是西部的伏羲,非东部的太。先秦时,伏羲与太是两位不同的古帝;汉儒把伏羲与太混为一谈,引起了一些误解。商代,巴人有巴方和虎方两个方国,巴方在陕南,虎方在鄂北,后者是从前者分衍出来的。     

论十六国时期前秦的文化措施

氐族是"五胡"之中受汉文化影响最深的一个.前秦的主要建立者和最高统治者都出自苻氏家族,以苻坚为代表的苻氏集团醉心于汉文化,崇儒,兴教,信佛,谈玄(论道).因而,他们建立的前秦是一个儒、释、道(玄)等多种文化并存的政权.出现这种文化状况,其主要根源是苻氏家族乃至前秦的政治需要.     

论苏轼贬谪岭南时期的文化意义

苏轼被贬岭南7年有余,饱尝谪居流离之苦,但他身上所承载的中原文化同当地文化碰撞、交流,使他事实上充当了中原赵宋文化的播迁者.他的安然北归是人生的一大胜利,他摸索出的一整套"处穷之道"提供了古代知识分子战胜人生困境的又一类型;创造了对宇宙人生思考和审美的新思路;丰富了民族文化中面对灾难的心理调整方式和应对策略.     

论苏轼在杭州时期的文化性格

苏轼两度来杭均因政治原因外放做官,处于人生的失意时期。但他坚持为百姓做事,以实际行动来完善自身的道德修养,实现其政治理想;苏轼生活积极、快乐,他观览山水、吟诵诗词、结交僧侣,与杭州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形成了最好的融汇状态。这种生机浩荡、天趣洋溢、超然旷观、自足完满的人生境界,是对儒家思想的坚持,又是对佛道思想的吸收。入世之志意与超旷之襟怀,构成了苏轼人生的一体两翼,传达了他对个体生命的真正重视,为我们树立了可供仿效的文化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