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变迁视角下的美韩同盟困境

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一直都是美国拓展其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撑。自奥巴马政府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以及特朗普推行"印太战略"以来,美国尤为强调同盟的重要性,将同盟视为应对中国崛起的重要"工具"。但是,美国的盟友们并没有设立和美国相同的战略目标。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因美国盟友间战略目标的差异,美国与同盟的关系将发生变化。本文以美韩同盟为案例,探讨在中美权力变迁的背景下,美国的同盟关系如何变化,美国的同盟管理面临着何种困难。本文运用了非对称同盟关系的分析框架,以评估大国和小国结盟时不同的收益和成本计算,论述了权力变迁时期衰退国家普遍采取的政策将如何影响其同盟关系。案例研究发现,随着中国崛起且美国加强与中国的竞争,美国结盟的成本变小,而结盟带给美国的收益则增加了;韩国在与美国结盟的过程中收益变小,成本变大;美韩同盟面临着"大国担心被抛弃—小国担心被牵连"的困境。值得强调的是,美韩同盟关系的变化是权力变迁时期的结构变化所致,且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很可能普遍存在这种困境。     

浅析新世纪美日同盟关系的调整与未来走向

美日同盟关系无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文章拟从美日同盟关系的发展历程、美日同盟关系面临的新世纪战略调整研究出发,从而推断美日同盟关系未来的走向,为中国处理与两国的外交关系提供一些参考.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三边困境:在盟国与中国间寻求适当平衡?

美国重返亚太具有安抚同盟安全关切和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考虑。在此背景下,美国把强化亚太同盟体系和发展建设性美中关系作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两个主要支柱。但在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中,囿于同盟困境和对手困境的制约,美国强化亚太同盟的措施,一方面向盟国传递了模糊信息,助长其挑衅中国的底气,另一方面增加了美中战略互疑,加剧美中关系紧张。美国亚太"再平衡"中面临愈加突出的三边战略困境,即如何在巩固既有同盟体系、安抚同盟安全关切的同时,不影响发展建设性的美中关系。在"再平衡"总体目标统摄下,美国需要在安抚同盟和发展建设性美中关系之间寻求适当平衡。     

从日英同盟到日美同盟——20世纪日本结盟外交之比较

日英同盟和日美同盟是20世纪日本处于重要转折期时与世界上两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两次重要的结盟。两次结盟的背景、命运不同,但是结盟的确给日本带来很大的发展机遇。而在不同国际体系下的两次结盟外交,实质上是英、美、日结盟国在各自国际体系下的对外战略和战略运用。     

美日同盟战略解析

美日同盟是美国东亚战略和亚太战略的轴心,同时也具有超亚太的全球意义与功能。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石,美日同盟担负着佐助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秩序的结构性使命,因而它寄托着美国试图主导全球安全秩序与政治格局的多重战略企图。透过美日同盟的窗口,在美国的战略视野中,一切国家或国家集团均为竞争对手,皆为其战略制约与遏制的对象。     

战后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演变解析

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是战后维持日美同盟关系的奠基石．随着日美关系的不断演变，日美安保体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日美安保体制再一次经历严峻的考验．1996gu月，日美两国签署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成为冷战后时期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要转折点．本文试图对日美安保体制的发展演变作一简单梳理，并加以评析．一鉴于二战的历史教训，1945年8月2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了《美国战后初期对日政策》，明确声称：美国的政策是“确保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使日本不论在军事上、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永远不能成为自己在…     

联盟管理视域下的澳美与美韩同盟的差异性研究

澳美同盟、美韩同盟是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谋求良好、稳定的周边环境有着重要影响。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澳美、美韩同盟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强化。澳美、美韩同盟的性质存在着本质的差异,故而美国对二者的联盟管理方式也有所不同：不同程度的权力强制造成澳韩两国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的地位差异;制度约束及权威引导不同则造成了二者功能上的差异;利益协调方式的不同导致二者的战略目标及冷战色彩不同。澳美、美韩同盟不仅面临“被抛弃”和“受牵连”的传统联盟困境,还陷入了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联盟新困境。对此,中国应充分运用澳韩间的联盟差异和澳韩面临的联盟困境,遵循“两双”总思路,区分海陆侧重点,妥善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坚持“一带一路”大方向,关注南北支线新发展,重点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加强与澳韩两国间的经济与安全合作,从而影响其联盟内的“牵连”与“抛弃”认知,为自身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     

论冷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

日美同盟关系的维持与发展是战后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尤其是美国亚太地区安全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战后日本安全防卫的根本保证。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美同盟关系也在不断更新内涵和调整功能。2001年“9·11”事件后日美同盟关系的重新调整,既是对1951年日美安保条约签署以来历次调整的继续,更是对过去的超越;既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全球军事战略重新部署在亚太地区的客观体现,又是日本借机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观诉求。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不仅为日本的安全防卫和政治外交政策带来了变化,而且还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战略态势产生着深远影响。     

澳大利亚参与伊拉克战争原因探析

澳大利亚参加美国对伊拉克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澳大利亚卷入有涉美国利益的历次战争或冲突一样,是澳美同盟关系平稳发展的体现。对澳大利亚来说,它是一场履行同盟义务和着眼于国家未来安全的保险战争;是一场密切澳美同盟关系借以实现其经济利益以及提升其在地区乃至国际性事务中的地位与影响的战争;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澳大利亚参战体现了西方世界对外战略的基本价值观念。     

自我限定的同盟困境：美日多维度防卫合作与日本的战略选择

日本提出建设“多维度综合防卫力”,通过主动调整国内防卫政策，消除同盟的不确定性，以确保周边环境的所谓“安全”,这是在美日同盟结构限制下的被动战略选择。日本自主调整防卫政策推动了美日防卫合作向着多维度方向发展。被重新建构的美日同盟规范，又会限制日本的战略选择。日本对美日同盟的依赖决定了它的选择方向，而选择又进一步加深了依赖并持续循环，使日本陷于自我限定的同盟困境。尽管日本一直有着“被牵连的担忧”,但受到同盟规范的束缚，日本的选择空间将越来越小，被卷入盟国与他国冲突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近期日本在“四国机制”、俄乌冲突等问题上的积极态度已经表明，身陷同盟困境的日本很难超越“被抛弃的恐惧”,最终会越来越倾向于追随盟国介入军事行动。     

美国对缅甸政策的调整及其对中缅关系的潜在影响

为了打破“缅甸困境”,美国将对缅政策由孤立与制裁调整为接触与制裁并重的两手政策。新政策开启了两国高层接触的大门,两国关系将从僵持与对抗时代进入缓和与对话的新时代。但美缅两国间的固有矛盾并未解决,美国也不会放弃对缅甸的制裁,两国关系很难根本改观。美缅关系的变化有可能对中缅关系造成不利影响,但不会使中缅友好关系发生根本变化。     

美国的"楔子战略"与中苏分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形势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美苏冷战对峙局面的形成。在纷繁复杂的"冷战"历史中,就中苏关系而言,美国无疑是起作用和影响最大的外部因素。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由友好同盟逐渐走向分裂恶化,而美国在这一时期出台并实施了以分裂中苏关系为目的的"楔子战略"。     

美国对中苏的“楔子战略”：从预阻到分化

“楔子战略”是冷战时期美国企图阻止中苏结盟、分化中苏同盟、削弱苏联阵营力量的战略工具。美国通过对中苏关系及其变化的认知与研判，适时调整其“楔子战略”予以应对：从最初“一拉一压”的结盟预阻策略，到“共同打压”的强压促变策略，最后转变为“一压一和”的分而治之策略。美国的“楔子战略”对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既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两国凝聚力从而促成了中苏结盟，也挑起了两国分歧争论并最终加速了中苏同盟分裂。     

季诺维也夫的新经济政策观

新经济政策是退却,是国家为克服经济危机向农民的暂时让步,是由社会主义退向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政策。新经济政策的阶级基础是工农联盟,工农联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但长期实行新经济政策会破坏工农联盟。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不断出现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之探析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1894-1895年),美国奉行孤立主义政策,标榜不干涉亚洲事务,保持中立,赢得清政府的的信任,却以牺牲中国的利益,去满足日本侵华的野心。从美国对朝鲜宗主权的立场、争取“单独调停权”和美国对日本间谍案的蓄意纵容等3个方面分析探讨美国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的外交活动,表明在此期间美国的中立政策明显地偏向日本一方。     

美国对华政策中的苏联因素

美国对华政策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在苏联解体前 ,美苏两国之间存在的严重的意识形态、利益和目的方面的分歧使得美国在采取对华政策时 ,总是要考虑到前苏联的影响 ,使得对华政策附属于对苏关系。苏联因素在美国对华政策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不同时期 ,不同的中苏、中美关系状况都影响到美国采取不同的对华政策。     

试析第二次柏林危机发生的背景

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东西方关系走向缓和,东西方关系缓和并不意味着德国问题的解决。德国问题中最为敏感的是柏林问题,美苏等大国都在此有重大利益。由于柏林地位的特殊性,为苏联以柏林问题向美国施压提供了绝佳的场所。而在美苏核对峙下,联邦德国谋求核武装以及美国对此的支持,则让赫鲁晓夫如坐针毡,感到有必要加以制止。     

1930年代苏联构建集体安全的失败——一种基于“威胁平衡理论”的分析

1930年代,如何认识和应对德国法西斯的威胁是摆在欧洲各国面前的一道难题.苏联基于自身对威胁的感知,提出共同应对德国威胁的“集体安全政策”,最后以失败告终.从国际关系结盟理论视角来看,沃尔兹代表的“传统结盟理论”认为各国会制衡权力最大的国家,斯蒂芬·沃尔特在对沃尔兹批判的基础上提出“威胁平衡理论”,认为国家需要制衡对其威胁最大的国家,而不一定是权力最大者.从“威胁平衡理论”的基本观点来看,苏联建立集体安全努力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欧洲各国对“谁是最大威胁国家”的不同认定,进而加剧了集体行动的难度.     

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再认识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一直是国内外史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本文揭示了30年代末欧洲国际关系十分复杂的变化过程,导致苏德由对立走向暂时的联合。苏德双方签约的动机是不同的,但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别国的利益,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本文在举出大量史实的基础上,客观地评析了这一条约的签订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因袭与微调：肯尼迪政府第二次柏林危机政策的形成

探讨了肯尼迪政府第二次柏林危机政策的形成过程,认为这一政策是对美国传统政策因袭与微调的结果,既没有偏离美国的外交传统,又打上了肯尼迪个人思想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