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宫廷杂剧与民间杂剧的对立与互动

在宋代杂剧研究领域,人们很少从文人曲与民间戏的角度,分析宋代宫廷杂剧与民间杂剧的内容倾向、表演形态、审美趣味的对立状态与互动倾向。从服务对象、演出内容、演出场地、表现形式、演出风格、欣赏趣味等方面来看,宋代杂剧分为宫廷杂剧和民间杂剧。宫廷杂剧为宫廷统治者服务,它讲究演出的仪式性、演出内容的颂扬性、欣赏趣味的多维性。民间杂剧包括士大夫杂剧和平民杂剧。士大夫杂剧具有家宴性质,用于家庭娱乐与招待宾客,讲究清雅、机趣,独重女音“浅斟低唱”的欣赏趣味;平民杂剧讲究热闹性,注重科诨效果。宫廷杂剧与民间杂剧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宫廷杂剧艺人与民间杂剧艺人可以相互沟通,宫廷杂剧和民间杂剧在内容上还相互影响。宫廷杂剧、民间杂剧影响了后世的戏剧格局——元明清宫廷戏剧、士大夫堂会、民间戏剧。     

论唐代杂剧的形态

文章根据归纳前人以及笔者新发现的共计四条有关唐代杂剧的材料 ,论证了唐代杂剧的四种基本形态 :歌舞戏、杂伎、博戏、谐戏。杂剧的这种最初形态 ,解释了宋代杂剧何以会有广窄之别的原因 :广义宋杂剧直承唐代杂剧的传统 ,包括歌舞戏与杂伎在内 ;窄义的宋杂剧专指滑稽剧 ,是宋代杂剧戏剧性因素发展的结果     

辽教坊与演剧

辽教坊组织设四部,其职司主要是在宫廷有重大节日庆典时进行包括杂剧在内的散乐演出.辽教坊散乐的表演与中原地区传统伎艺相类,同时又带有本民族的特征.教坊杂剧演出内容风格与宋教坊演出有很多相近之处,彼此因地域相近而相互影响是极有可能的.     

唐代弄孔子优戏的俳谐意趣

从唐代开始,弄孔子、乱经传之优戏表演不断涌现。作为一种由学术论议、宗教讲经演化而成的以插科打诨为主的特殊戏剧形式,唐代“弄孔子”的活动始于宫廷,由优伶传及民间,形成化雅训为俗讲、化圣经为讹传的戏弄艺术。考察这一戏剧形式的演出与流播,有助于我们了解装扮表演孔子由宗教而伎艺、由伎艺而戏剧、由雅及俗的俳谐意趣中所隐含的关于唐代政治、宗教与文化生活的丰富历史内容。     

论敦煌曲子戏

敦煌曲子戏融合了乐府、诗、词和曲的艺术特点。其乐以隋唐燕乐为主,其辞则以杂言体为主,舞台表演则是代言体的演唱。曲子戏既是唐民间音乐、宫廷音乐、外来音乐相互碰撞、激荡的产物,也兼收唐代各体音乐文学之长。敦煌曲子戏的艺术表演不仅昭示了戏剧早期的艺术形态,也呈现了乐古戏剧、戏曲的形成过程。曲子戏对后代戏剧、戏曲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其多元、开放的艺术形态,使其在后世不断融合多种民间曲艺形式,从而发展为一种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戏剧艺术。     

金代戏剧形态研究——兼考《辍耕录》“院本名目”

许多研究者认为,金代只有院本。检阅《四库全书》中金代文集、《金文最》、《金文雅》及《全金元词》等文献,可知金代有三种戏剧形态,即金院本(杂剧)、刮鼓戏、乐舞戏。金代杂剧的产生、繁荣以及衰落的过程,与金代历史、文化以及文学的发展过程正好同步。金代杂剧的兴盛离不开辽代教坊散乐和北宋杂剧。根据表演对象、场所,金代杂剧可分宫廷杂剧、民间杂剧,即燕京宫廷杂剧、河东杂剧,金代杂剧在金世宗、金章宗时期达到了其繁荣时期,这是所谓“国朝杂剧”时期,到了金代末期,随着政局的危亡,杂剧也就衰落了。陶宗仪《辍耕录》“院本名目”中600种院本属于金代,而其余分别属于宋、辽、元。金代杂剧同宋杂剧相比,具有自己的意趣指归：虽然不脱谑浪调笑的风范,但题材范围比“官本杂剧段数”广,历史故事类题材比重加大。刮鼓社来源于北宋的“斗鼓社”,是北宋时代中原地区存在的一种村社小戏,金灭北宋,这种村社小戏就继续存在,并且受到了重阳子王喆的重视。金代歌舞戏与当时的祭祀娱乐神灵的风俗密不可分。     

试论元剧的繁荣

我国古代戏剧的形成,曾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孕育、萌芽和发展成熟的时期。大约在十二世纪至十三世纪的前半世纪,也就是我国宋、金时代,从秦、汉以来的巫觋、优孟、百戏、角抵戏、代面、踏摇娘、参军戏等表演伎艺和不成熟的戏剧表演,逐渐形成了有四五个固定角色表演故事的杂剧和院本,还有流行在浙江温州一带的戏文。虽然,除戏文《张协状元》可能是宋人之作外,其它宋金杂剧和院本,都没有作品流传下来,但是,许多研究     

从河南杂剧雕砖略谈北宋杂剧

兴起于河南的北宋杂剧,既是中国传统音乐由最具代表性的歌舞伎乐形式转向戏乐艺术形式的历史产物,又是中国戏剧艺术发展过程中的初级成熟形态。散见于河南各地的大量北宋杂剧雕砖,珍存了这一艺术样式极具典型意义的图像遗迹,为认识和研究北宋杂剧的兴盛与传播、北宋杂剧表演形态与结构以及北宋杂剧的艺术特征等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历史参照。     

宋代川杂剧初探

宋代是我国民族戏剧的形成阶段。从京师到地方,先后产生了一些各具特色的戏剧样式,例如盛行汴梁和临安的宋杂剧,活跃于东南沿海的戏文。此外,西南还有川杂剧,尤为时人所瞩目。但是,在以往有关戏曲史的论著中,川杂剧被程度不同地忽略了。因此,本文将不揣鄙陋,试就其形式、源流及发展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从"歌舞伎乐时代"走向"剧曲音乐时代"——论唐代散乐对宋代市民音乐的启蒙

唐代是我国音乐史上"歌舞伎乐"的鼎盛时期,也是宫廷散乐由盛而衰的时期,通过对唐代散乐发展的考述,可以看出唐代宫廷散乐逐步走向民间.随着唐代散乐的走向民间以及乐棚、勾栏等表演场所的出现,对宋代市民音乐的出现和繁荣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北宋山东《敕赐十方灵岩寺碑》研究

《敕赐十方灵岩寺碑》有重要史料价值，记载该寺从甲乙制转变为十方制暨敕差住持制最终定制的过程，反映教团内部矛盾重重，但部分僧人在有限权力范围内试图改革创新；朝廷对佛教管理更制度化和官僚化；佛教平民化、世俗化特点更加突出。以诗证史，可见当时政教关系总体发展良好。     

石刻所见辽代宫廷服务系统职官考——《辽史·百官志》补遗之四

辽代官制承唐仿宋,宫廷服务系统的职官亦不例外。但由于《辽史·百官志》的疏漏,对一些辽代宫廷服务系统的职官不见记载。根据钩沉出土的辽代石刻文字资料,可对辽代宫廷日常物用服务类职官、侍奉役使服务类职官、官苑畋游服务类职官以及随驾差遣服务类职官进行考证,以弥补《辽史·百官志》记载的缺漏,并有益于学者对辽代宫廷制度史的研究。     

宣徽院与宫廷戏剧乐舞关系初探

宣徽院始置于唐,原本直接管理宫廷的音乐戏剧表演,其官带有技术官性质。五代以至北宋,宣徽院虽发展为总管宫廷事务的庞杂机构,但教坊等宫廷乐官仍隶属其下,宫廷乐人的乐籍一般也由宣徽院统领。辽、金、元各代均置宣徽院,且多与宫廷乐官机构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以上情况表明,宣徽院在中国古代音乐戏剧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前后蜀宫廷音乐略论

前后蜀宫廷音乐在俗乐机构设置上沿袭唐代教坊。演奏内容上,俗乐化突出;演奏曲目方面,沿袭唐部分乐曲的同时,增加新创曲。从乐器及乐队编制看,乐器种类增多,尤其在龟兹乐队中,融入西南少数民族乐器。然其具体形态如何?它在促使唐乐与北宋初期宫廷音乐转变过程中起何作用?促使前后蜀宫廷音乐继承唐并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的因素又有哪些?了解这些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有利于宏观把握此时期的音乐发展概貌,同时对其中音乐形态、特征进行论说也是本论文的主体部分。     

从《水浒传》看宋代的诉讼制度

《水浒传》是我国古典名著之一,记述了极为丰富的"公案"故事,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宋代的司法制度及社会生活。通过研究其中的一些"公案"故事,尤以武松复仇案为研究视角,充分展示宋代司法制度的实际运作情况,如起诉、受理、庭审、审级、判决和执行的基本程序。认为宋代的诉讼审判制度、相关法律及诉讼程序都是非常周密与详细的。最后指出宋代封建法制的腐败黑暗和司法的残酷专横。     

论宋元南北戏曲之异

宋元时期的南戏与北曲杂剧虽然都是在宋杂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由于剧作家身份的不同,一为民间艺人,一为文人学士,两者编撰戏曲的目的不同,故在剧作内容、剧本形式、脚色体制、语言风格、音乐结构、演唱形式及其流传都产生了差异。     

论鼓吹曲辞与中古时代音乐舞蹈史诗的创作

魏晋迄唐的乐舞史诗主要保存在《宋书·乐志》、《隋书·音乐志》及《乐府诗集·鼓吹曲辞》中,为沿用《汉铙歌十八曲》曲调而创作的新题乐府,表现历代王朝开国承家的诗性历史。乐舞史诗作为独具民族特色的史诗范型,与中古时代战争频仍、改朝换代频繁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体现了音乐制度、民族艺术等方面的广泛影响。     

论章悖及其对荆湖的经略——宋代文官集团研究系列之一

章惇的经略荆湖,对宋室中央集权具有特殊的战略价值.综观章惇一生的为人为事,其德量、操行、能力均有过人之处,可算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之一.正是由于章惇等人的努力,内外交困的宋室才得以"帑庾盈溢".而修史者将其列入奸臣传,既有失公允,也有失史家的操行.     

元代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的影响

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的交流与沟通,基本上贯穿于自唐代以来汉藏两地佛教的始终。唐初,即藏传佛教前弘期,汉地佛教传播到了吐蕃,曾一度成为吐蕃佛教的主流。因此,藏传佛教前弘期,主要是汉地佛教影响了藏传佛教。宋元以来,即藏传佛教后弘期,特别是在元代,随着藏传佛教各宗派的形成、西藏地方统治者和中央王朝的密切接触,藏传佛教便大量流传到了内地,程度不同地渗透到了汉地佛教的诸多层面,并受到了中央王朝的高度重视,亦得到了汉地许多人士的青睐。据此,藏传佛教后弘期,主要是藏传佛教影响了汉地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