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石塔

在扬州新修的石塔路上,有一棵古老的银杏树。树旁,一座石塔昂然挺立。石塔北面路边的邗江县招待所,是石塔寺旧址。石塔原来就在这个寺中。因修筑新路,拆去了招待所的部分房屋,这座古老的石塔和它的近邻——那棵银杏老树便被保存在新马路中央了。这座石塔是唐代遗物,建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离现在已经有一千一百多年了。石塔有石栏保护。石栏分上下两层,共由二十块长方形的石头和十一根石柱建成,     

锦西县沙锅屯石塔

在锦西县东北百余里绵亘蜿蜒的石龙山上,有一座高高的石塔,巍峨耸立,雄伟壮观。在塔下西侧有一块扁平大石,上刻“李口泰和六年七月”是迄今发现该塔修建情况的唯一佐证。“李”可能是建塔人,“泰和”是金章宗完颜璟的年号,“泰和六年”是纪元一二○六年,应是建塔时间,可见该石塔建成距今已七百多年了。石塔高约五米,为六角实心密檐式,仿木建筑形式,全部材料皆为石     

辽阳白塔创建年代质疑

辽阳白塔,是我省现存的一座雄伟壮丽的舍利佛塔,它位于辽阳市白塔公园内,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关于白塔的创建年代,《金史·贞懿皇后传》载:“(女真)旧俗,妇女寡居,宗族接续之。后乃祝发为比丘尼,号通慧圆明大师,赐紫衣,归辽阳,营建清安禅寺,别为尼院居之。”又说:“初,后自建浮图于辽阳,是为垂庆寺。临终谓世宗曰:‘乡土之念,人情所同,吾已用浮图法置塔于此,不必合葬也。我死勿忘此盲’,世宗深念遗命,乃即东京清安寺建神御殿,诏有司增大旧塔,起奉慈殿于塔前”。据此,史学界历来认为辽阳现存白塔为金代所建。     

莲花石塔建于辽-金考辨

自30年代金毓黻先生《渤海国志长编》问世,提出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上的莲花石塔“必为渤海所建”后,莲花石塔建于渤海时期已成定论。本文从石塔之形制、塔庙之关系、建塔之技法,以及渤海国上京地区自公元698年以降的约500年的历史沿革和现存的有关文献等五个方面,详细地考察、辨析了莲花石塔当建于辽代或者金代,而不可能建于唐、渤海时期,对半个多世纪以来已成定谳的“渤海所建说”提出了质疑。     

陶克陶胡起义始末

序唐王征东的时候,筑下有名的塔虎城;伴着塔虎城的风水哟,金色的宝龙在此降生。唐王传下了首令,五座石塔压在城东;五百年后石塔已瘫塌,英雄陶克陶在此诞生。这部长达数千行的叙事民歌,产生在陶克陶起义后的郭尔罗斯前旗(1906年——1910年),虽然已过七十几年,至今仍然脍     

文学的珍品 友谊的结晶——读《唐大和上东征传》

日本真人元开所著《唐大和上东征传》,是现存的最完整的鉴真大师传记,也是一件珍贵的文学作品.《唐大和上东征传》是中日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结晶,它标志着中日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源远流长.(一)《唐大和上东征传》的作者真人元开,就是淡海三船.淡海三船诞生于公元七二二年(日本元正天皇养老六年,唐玄宗开元十年),逝世于公元七八五年(日本桓武延历四年,唐德宗贞元元年),享年六十四岁.     

"饮中八仙"的演化与李白为"翰林供奉"的时间问题

考索现存资料,知盛唐"饮中八仙"有两说:一无裴周南,一有裴周南,迄今仍没有为大家认同的解释。实际上,"饮中八仙"本来就不很固定,是盛唐俗传的结果,而人们乐道的长安会饮是不太可能的,李白开元、天宝间两入长安的史实也为"饮中八仙"的演化增一佐证。同时,"翰林供奉"与"翰林学士"分野于开元二十六年,及此年前后李白仍在长安为"翰林供奉"的史实表明:开元间李白确实到过长安,寓居时间在十年左右。准此,李白这段时间的作品就需要重新编年、重新研究,《新唐书.李白传》也需要修正。     

李白五次光临南阳稽考

李白与南阳渊源颇深,今人收集李白在南阳留诗共13首。据考察,李白入翰林前,曾五次光临南阳。一为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入长安,取道南阳,时为初夏;二为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南返安陆,途经南阳,时在秋;三为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由安陆来游,时在春;四为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李白由安陆移家东鲁,路过南阳;李白五次访问南阳是在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秋,应方城县仙翁观道士元丹丘邀请到方城寺。留下《南都行》、《游南阳白水登石激作》、《送友人》和《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等诗篇。     

盛唐长安与敦煌——从俄藏《开元廿九年(741)授戒牒》谈起

大安国寺由玄宗的父亲睿宗舍宅而立,在开元时期(713-741)汇集了各种学派的僧侣,成为长安最为重要的皇家寺院.俄藏《开元廿九年(741)授戒牒》表明,开元二十九年二月,大安国寺僧人释道建曾经受命来沙州主持授戒仪式,并宣讲唐玄宗刚刚编纂完毕的《御注金刚经》以及《法华经》、《梵网经》.此举为长安佛教与敦煌佛教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通过两地的联系,长安新的佛典、画样、艺文等都传人敦煌,给敦煌佛教文化增添了光彩.这件文书也为我们探讨长安与敦煌的关系问题留下了更多想象的空间.     

从霍去病墓石刻看汉代的美学思潮

霍去病是西汉抗击匈奴的名将。生前战功卓著,死后汉武帝为他举行了盛大葬礼,并赐以陪葬。据史载:“(霍)元狩六年薨,上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长安至茂陵,为冢像祁连山。”颜师古注曰:“(霍墓)在茂陵旁,冢上有竖石,冢前有石人马者也。”这就是现存的霍去病墓石刻,墓址在今陕西省兴平县境内。汉武帝茂陵有陪葬墓多座,迄今为止只发现霍墓周围的“祁连山”上散置的这一组大     

论近代“宋诗派”宋诗接受理论体系

在晚清多元化的诗坛格局中,“宋诗派”以独特的审美宗尚而独标笤颖。道成诸公以“开元、天宝、元和、元祜诸大家为职志”,“同光体”诗人宗“三元”、主“三关”,打破分唐界宋的畛域,力求会通唐宋。“宋诗派”从宋诗接受范型、美学视角、终极目标以及宋诗学史体系的建立等四个雏面,建构了宋诗接受完整的学理体系。     

福清瑞云塔的建筑艺术特征与文化内涵探究

从塔身造型、塔体结构、塔檐样式、雕刻艺术以及塔心室构造等方面探析福清瑞云塔的建筑特征,指出其建筑造型上承福建唐、五代楼阁式石塔、受两宋、元以及明代早期楼阁式石塔影响较大,并对福建明末和清代楼阁式石塔具有深远的影响力,真实地反映了明代福建沿海地区古塔的建筑形制与石刻工艺水平,并具有多样化的文化内涵与功能.     

曲词发生史研究的学术史误区

目前学界关于词的起源问题众说纷纭,甚至对词的界说也歧见颇多。其实,词是借鉴近体诗格律以词调来定型的诗,以近体诗格律将其定型化,来表现其原本产生时期的音乐性,这是词的特征表现。在此界说以及对二十世纪以来关于词源问题的各种说法加以述评的基础上,论证词体产生于盛唐宫廷文化,词体发生的诗歌史原因,在于宫廷音乐消费由六朝乐府歌诗,向初唐近体歌诗,再向盛唐声诗转型之后向曲子转型的产物;音乐史原因,则是宫廷音乐经历魏晋南朝的清乐、北朝隋代初唐的燕乐,再到开元天宝的重归清乐,经历法曲中枢,引导了声乐消费形式的曲子的出现。     

陈寅恪先生唐史研究中的石刻文献利用

陈寅恪先生治史,十分重视地下新出文献,但于石刻文献研究涉足较少。本文分析他对清人过信金石有所不满,认为古史资料应以群经诸史为多数之所汇集,金文古刻仅为少数脱离之片断,重视石刻,但不泥于石刻。他于石刻类著作阅读极广,且多曾求取普拓,备校众本,在四裔民族史研究、李唐祖籍及氏族研究、唐代政治史研究和唐代文学研究诸方而,均曾依凭石刻文献,取得可观的成就。     

《唐律疏议》演变史略

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的律疏制定是形成《唐律疏议》的最为关键的一步,没有这一步就不可能有《唐律疏议》。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律疏删缉则是形成《唐律疏议》的又一关键步骤,正是在这次删缉中,《唐律疏议》从形式到内容都基本定型,之后唐朝适用的律疏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唐朝灭亡之后,《唐律疏议》的适用并没有停止,因此,在传抄和适用中,也还发生过一些变化,但这些变化都甚微末,总体而言,《唐律疏议》还是延续了开元以来的形态。有学者认为后世所传诸本《唐律疏议》有可能是从《宋刑统》演变而来,还认为《唐律疏议》各律的篇目疏议是元朝以后好事者所添加,其实这些都是不对的,于理于据均很难成立。     

刘白诗人群的唱和活动及其诗歌创作——以刘白唱和诗的四次结集为中心

刘白诗人群的唱和活动从大和三年（829年）起至会昌六年（846年），历经19年之久。创作活动可以以刘白唱和诗的四次结集为主线进行研究考查，此期作品已不见早期兼济天下、关注民生、针砭时弊的社会责任感，而是处处可见的对当下苟安现状的满足，是对物质生活的享乐及追求，作品中充斥着“纵酒”、“醉舞”、“狂歌”、“追呼”、“大笑”、“谑浪”等字眼，已失去了唐诗阔达明朗、玲珑蕴藉之美，这一现象为宋诗风格的形成提供了可资变革的依据和范例。     

唐代册赠使关联问题研究——以《大唐开元礼》所记策赠礼为中心

以《大唐开元礼》所记策赠礼为中心,对唐代的册赠使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唐代针对特定的册赠对象,派遣不同的使者进行册赠。册赠使一般有2人,其中主使为1人,副使人数不固定,但二者均有品级限制。册赠使者的品级高低与死者被赠官的品级有一定关系,但并非一一对应,有很强的灵活性。册赠王爵、尊号、太子号者都要求特定身份的人参与,而对册赠使的品级要求不是很明显。唐前期多由太尉参与册赠,肃宗以后则多由真宰相参与册赠。另外,吊祭使与册赠使是两种不同的使节,赙赠一般是由吊祭使完成,册赠使并不承担这一责任。     

从《井真成墓志》看唐朝对日本遣唐使的礼遇

根据对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2004年征集到的唐代日本人井真成墓志的研究,井真成可能是以请益僧的身份于开元二十一年入唐的遣唐使成员,井真成的姓或许是南河内藤井寺为根据地的“葛井”氏。井氏到了大唐,曾受到大唐政府高规格的礼遇。     

论唐代宗广德元年的科举变革

唐代宗广德元年的科举变革是对于安史之乱的深刻反思。强调科举取士重视人才品德要求恢复乡举里选的主张是对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科举变革的否定,是对于唐太宗以来科举取士本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归。变革的失败实质上是科举日益蜕化的结果。作为单纯学问名誉制度的科举的日益胜利蕴涵着大唐王朝既由科举而兴又由科举而亡的深刻悲剧。     

近代汉语"脖子语义场"主导词的历时演变

“脖子语义场”主导词在近代汉语阶段发生了演变,唐末至明前期脖子语义场的主导词是“颈”和“项”,明末开始发生分化,明清以后北方官话区中“脖”是主导词,而南方官话区主导词则是“颈”,这种两分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了现代汉语方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