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玄言诗的类型及其对山水田园诗的影响

玄言诗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一群有着特殊审美趣味和人生观念的文人所创作的一种文学形式,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东晋是玄言诗发展的至盛时代,内容上已经不再是对玄理的一味陈铺,而是把一些自然景物引入玄言诗中来作为喻象,尤其是东晋后期"融玄于景"这一类玄言诗更是把玄理融入到自然山水中,开启了山水诗的先河,其类型和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玄言诗的产生、发展和流变——读《支遁诗文译释》（代跋）

玄言诗虽然产生于正始时期,却经过了西晋时的寂寞。东晋士人的偏安心态和审美情趣的变化,是玄言诗发展的内在动因;东晋高层决策者的倡导、爱好是玄言诗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佛教的传入、佛教般若学对东晋玄学的渗透等都与东晋玄言诗的发展大有关系。以体悟玄理（包涵老庄玄学和佛学理论）、剖析玄学义理为宗旨的魏晋玄言诗,却并不都“淡乎寡味”;后来的诗人将吟诵山水引入玄言诗中,从而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并最终发展成为全新的山水诗。     

魏晋玄言诗的起源及其意义

玄言诗是魏晋诗坛一种独特的诗歌体类.这种在玄学思想影响下出现的、以谈玄论道、表现玄学人生观和生活情趣为旨归的诗歌,自产生之后就对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个体对玄言诗的产生起到的作用和玄言诗在诗学上的作用两方面论述.     

东晋玄言诗发展述略 ——东晋玄言诗研究之一

东晋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流行于其间百年诗坛的基本上是那些被称之为“玄言诗”的诗歌。玄言诗的百年发展史可分为以郭璞、庾阐为代表的早期玄言诗，以孙绰、许询诸人为代表的中期玄言诗和以殷仲文、谢混为代表的晚期玄言诗。这3个阶段由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到大振玄风，再到山水新情，恰好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过程。     

魏晋玄言诗研究综述

魏晋玄言诗的研究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玄言诗诞生期的时人评论,以魏晋南北朝的史学和文学批评为主要载体,影响了历代玄言诗评价的主要倾向。第二阶段自“五四”之后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魏晋玄言诗研究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型时期,以实事求是精神审视玄言诗的研究已初见端倪。第三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玄言诗的历史命运被重新“磨洗”,学界围绕着其价值、作家作品、义界、流变、产生原因、艺术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探讨。魏晋玄言诗研究有着较为重大的学术意义,然而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以正确的方法进一步探索。     

对玄言诗的重新思考

以往文学史对玄言诗存有偏见 ,致使对玄言诗的认识不够充分。玄言诗对后来山水诗的影响应该首先从审美观念方面理解 ,只有这样才能深切了解其对后世文学的贡献。     

近年来玄言诗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玄言诗的新定义承认了佛理内容,也将玄言诗置于说理诗范围做出标定。嵇康等人的作品被看作玄言诗的代表,这与承认玄言诗与其他类型诗歌在体制上的相通性有关,然而为了提高玄言诗地位而赞美实际并不属玄言诗的作品,只能使研究陷入混乱。     

孙绰的玄言诗及其历史地位

孙绰玄言诗中存在两种状态 :玄理 ,玄境。玄理状态的玄言诗谈说玄理 ,淡滋乏味 ,是其主流 ;玄境中山水这一小状态的玄言诗较多地描写了美的自然。孙绰是东晋玄言诗的代表诗人 ,在中国玄言诗、山水诗乃至整个山水文学、整个诗歌发展史上都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玄言诗的“淡”

玄言诗的风格特点中,最重要的是一个"流"字.然而至味则无味,玄言诗呈现淡而有味的特点.玄言诗的这一特点的形成有哲学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和文学的原因.     

从哲学的层面看玄言诗

玄言诗的发展过程与玄学的发展过程具有一种基本同步关系。玄言诗可分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狭义玄言诗以东晋孙、许、谢(安)、王(胡之)等人的诗作为代表,与向、郭玄学的理趣相为表里;广义玄言诗分别指东晋前与“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趣相一致的嵇、阮的诗作和义熙后超越向、郭玄学并渗入佛学思辨理趣的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作。     

论陶渊明对玄言诗风的审美超越

陶渊明显然受了玄言诗的影响,但其意义在于最终超越了玄言诗,具有了卓然独立的艺术品格。陶诗不仅富有哲思智慧,更具诗性内涵,是阐理、体物、抒情的完美统一。陶诗"质直"、"田家语"的语言运用方式实现了对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超越。     

东晋玄言诗与佛偈

东晋时代生成的玄言诗，以述说形而上的玄虚哲理为其主要职志，并风靡笼罩诗坛数十年之久。厥类诗作之所以在此际大量出现，除了受曹魏、西晋以来士人清谈习尚之直接影响外，还同佛法自东晋开始深入本土文化结构这个大背景有关。当时翻译过来的众多天竺说理佛渴，业已具备了对本地诗歌潜移默化的能力，完全可以充当许询、孙绰、支遁等人创撰“理过其辞”篇章的兰本。这种诗体上的参照和借鉴，就是催促玄言诗成熟分娩具有关键意义的直接动因。     

接受视野中的郭璞与玄言诗

郭璞诗歌与玄言诗既相契合又相背离,在二者的关系上,历史上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东晋士族以"玄"为审美标准,将郭璞视为玄言诗的早期代表,刘宋时期的檀道鸾作《续晋阳秋》时沿袭了这一观点;齐梁以降,钟嵘受新的审美思潮影响,并结合自身的人生际遇,在《诗品》中将郭璞诗风看作对玄言诗风的反拨。因此,要正确理解郭璞与玄言诗之间的关系,不但应该结合郭璞诗歌的创作实际进行考查,同时也应将其置于文学接受的视野之下,历史地予以看待。     

论玄言诗与玄学的关系

论玄言诗与玄学的关系兰翠在我国诗歌史上，玄言诗一向是遭到人们警议的。刘说它“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文心雕龙，明诗》）钟嵘更批评它“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诗品序》）。玄言诗的确理性有余而情致不足，但它却占居着近百年的晋代...     

玄言诗述论

玄言诗是一种以阐发玄理为主旨的哲学诗,主要盛行于东晋时期。沈约说: 在晋中兴,玄风独扇,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殚乎此。 自建武(晋元帝年号,公元317年)暨于义熙(晋安帝年号,公元405—418年), 历载将百(《宋书·谢灵运传论》)除钟嵘的《诗品序》把玄言诗的主要流传期提前到西晋永嘉年间外,檀道鸾的《续晋阳秋》、刘勰的《文心雕龙·时序》、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等大体上都认为玄言诗兴盛于     

玄言诗与宫体诗物象特征之比较

玄言诗与宫体诗中的物象是从山水到美人的演变,是从追求本质真实到执着现象真实的转换,这充分表明了东晋到南朝物象地位变迁的轨迹。玄言诗中的自然山水以象征化、简约化的形态彰显自身,宫体诗中的物象具有鲜明的感官化、唯美化的新变特征。主体的不同心态促成了二者各异的审美追求。     

东晋没有典型的玄言诗吗?——从《兰亭诗》看东晋玄言诗

出现于西晋末年、盛行于东晋一代的玄言诗,是一种什么样的诗,这个问题似乎不难解答,因为南朝人为我们作了不少介绍:刘家沈约说:“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殚乎此……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同一朝代的檀道鸾说:“郭璞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梁刘勰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仅说:“江东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能争雄。”同朝的钟嵘则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玄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这几段话涉及玄言诗产生的社会背景、玄言诗盛行的年代和盛况、玄言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还列举了东晋玄言诗代表作家的姓     

陶渊明:玄学人生观的终结与玄言诗的超越

历来学术界多认为玄学对文学产生负面影响 ,尤其对玄言诗持否定意见。本文认为陶渊明是玄学浸染最深的代表诗人 ,他汲取玄学精华 ,然后超越玄学。他不仅为玄学人生观划上一个句号 ,也为玄言诗划上一个句号。     

东晋的玄学新义及其对玄言诗的影响

永嘉南渡之后,玄学在东晋时期产生了新的变化。反映在学术思想上,主要是玄释合流带给玄学原有概念的变化,以及对逍遥论的新解等方面,由此也揭示了东晋时期,玄学开始让位于佛学的趋势;反映在文学发展上,最大的变化就是出现了所谓的佛理玄言诗。士人通过玄言诗这种形式,阐述佛理,其中僧人支遁是杰出的一位。他的佛理玄言诗,不仅宣扬佛理,而且在许多方面出现了诸如山水诗的一些描写特征,对后来谢灵运山水诗革新诗风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论玄言诗风在南齐诗坛的延续与新变

玄言诗风在南齐诗坛仍然延续并发生了新变,这种新变体现在诗人的主体精神层面、艺术审美情趣以及作品的内容、艺术风貌等诸多方面。这类诗歌突破了传统的“玄言诗”义界,展现出新时期的思想与艺术面貌,可称为“玄思态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值得引起重视的文学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