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舆论批评“十年政纲”两岸论述

2011年8月23日，蔡英文抛出炮制已久的“十年政纲”“国家安全战略”篇和两岸经贸篇，正式亮出两岸政策底牌。作为角逐‘大选”的关键步骤，这是蔡首次系统、全面地论述两岸议题，尽管蔡对此层层包装，试图淡化民进党“台独”立场，争取选民支持，     

从台湾客家小说看“大地之母”形象塑造

透过台湾客家小说的阅读视野,最能体现客家族群文化性格的人物,当属有着"大地之母"美誉的客家女性。这种族群形象与性格的生成,一是与客家女性在移垦社会生存方式中的族群角色定位直接相关,二是与她们爱乡爱土的大地情感和生命意识分不开,究其根源,皆来自于客家女性对农耕文化的生命认同。     

两岸统合视野下的“一个中国”认同研究

＂一个中国＂认同是中国国家认同的最高形式。在《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生效的今天,这一认同依然面临着台湾与大陆一百多年的政治困境和历史包袱。只有真正对两岸历史进行纵向分析,走出＂一个中国＂认同面临的政治困境,卸下并解开历史包袱,才能对当前＂一个中国＂认同在台湾地区的增进有所助益,为更加实事求是的对台政策提供依据。     

二战时期日本的“国土计划”与殖民地台湾

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的殖民政策导向及活动形态,最终目的是把台湾彻底同化,并为此不断强化各项具体的殖民政策措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策划制定的"国土计划"案中,包含了对殖民地台湾产业及人口的分配计划等重要内容,成为针对包括本土及海外殖民地综合性开发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1943年10月,由企画院策划制定了《中央计划草案》,其中针对台湾的计划案,继承了此前日本政府和台湾总督府制定的相关计划案。与其他殖民地地区相比,台湾的工业化构想并未受到重视,但该计划中有关工业生产目标远远高于实际状况,所以呈现了完成可能性极低的特征。虽然该计划加速了台湾对日本本土的经济性从属,但与朝鲜和中国华北地区相比,其在补充日本本土经济上的作用非常有限。     

“中归联”与战后中日民间交流

“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中文简称为“中归联”、以下同）是经1956年我国战犯审判和关押后，回到日本成立的旧军人组织。该组织成立后，通过演讲、访华等形式宣传我国的战俘政策、对于推动1972年中日两国建交起到了一定作用。本文以1956年我国对于战俘的审判和关押为线索，探讨“中归联”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一系列活动。     

试论“新闻主义”的类型构成及其一般关系

人类新闻史与新闻活动现实表明,在观念类型上,新闻观念在＂主义＂层面上可分为三种：商业新闻主义、宣传新闻主义、专业新闻主义。它们各有自身的本体与至上目标追求。就目前的实际来看,大部分新闻传媒实际奉行的新闻主义,是由三种主义混合或结合而成的某种观念,以纯粹或单一新闻主义作为新闻活动的唯一指导观念已不多见。     

新媒介环境下增强对台传播“软实力”的思考

在传统媒介环境下所提出的“对台宣传”概念存在理念束缚,“对台宣传”面临困境。在新媒体环境下,对台传播当立足于新的媒介环境,尊重传播规律,从传播主体、媒介本身、传播内容、受众、媒介环境、传播方式等六个方面增强对台信息传播方面的软实力。要使对台传播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要善于利用良好的传播环境,遵循传播规律,扩宽传播空间,积极促进大众传播与民间体验传播实现良性互动。     

作为“朦胧诗”论前史的“人民”诗学——谢冕与公刘对“朦胧诗”意义的早期建设

在"朦胧诗"论争甫发生的1980至1982年间,论争的核心尚不在青年诗人的叛逆性问题,而在他们是否有资格忝列"人民文学"传统。公刘和谢冕都着意调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原则。公刘把握"人民的悲欢"以为评价原则。在对"人民"诗学的掘用上,谢冕较公刘走得更远。就理论本意而言",人民"诗学建设意指诗法的"大我"原则对"小我"的容纳",人民"群像之中可以出现表露特定类型的个人情感的"英雄"及"斗士"。在"朦胧诗"论争复杂的理论局面中,作为一种叙事策略",人民"诗学有利于"朦胧诗"为主流诗坛承认,然而青年诗人在争论"人民性"传统的过程中,借用人道主义论改写"人民"的内涵,而与公刘、谢冕为之打开的理论局面相去甚远。     

在“走转改”常态化创新中写好商务新闻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作为新时代提升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党的宣传事业与新闻传播规律高度融合的战略举措。“走转改”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也要在媒体工作中不断创新、不断提升。本文结合笔者自身工作讲述商务新闻写作持续进行“走转改”的经验,为媒体做好常态化创新提供借鉴。     

“谁来写”与“有声的中国”——关于“人民文艺”的再思考

近年来对于毛泽东《讲话》精神及相关文艺实践的讨论、研究,在中共党史及文学研究界均取得了不菲的研究成绩,这些研究往往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两个方面,即为谁写与写什么的问     

中共“三大”对国共合作宣传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这次大会做出了实行国共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的决定,并在此基础上,对当时的国民党的宣传工作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指出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宣传原则及其贯彻实施的指导方针,这些探索及初步实践有利地推动了国民运动的发展。认真总结这一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对今天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加快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里的“飘飘”：成都本地同性恋身份的形成和变迁

中国当代社会和经济的变迁，促进了同性恋身份及其身份社区的出现。本文根据在成都市所进行的田野调查，从建构主义的视角，考察了本地语境下三种男同性恋身份——“飘飘”、“同志”和gay的形成和变迁。尽管今天成都的男同性恋者在日常生活中交替使用上述三个身份称谓，但是三个称谓隐含了不同的文化参照和政治内涵。笔者认为“飘飘”身份在本地的同性恋历史传统和现代同性恋身份之间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而“同志”身份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当代同性恋者的表现形式从行为向身份的转变，促进了同性恋社区的形成和壮大。     

“制度与生活”视域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内在逻辑

"制度与生活"是立足我国社会的特定研究范式,其建构和运用突破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关系,揭示了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与制度和生活之间的接榫点,内蕴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用承载主流意识形态的制度观照生活、回应生活的过程,既是提升中国共产党制度自觉和制度自信的过程,也是主流意识形态获得大众认同的过程。     

揭开“万民法”的面纱——评罗尔斯的国际法哲学

罗尔斯以＂人民＂为基点构建了所谓＂万民法＂的国际法哲学。＂人民＂具有一种道德禀性。罗尔斯把＂自由人民＂置于万民法的中心地位,而＂合宜等级人民＂和＂良序社会＂之外的＂法外国家＂和＂重负社会＂,在万民法中都不同程度地处于边缘地位。万民法缺乏正义和可行性,最终只能陷入困境。     

“双转移”战略的经济学诠释及前沿问题研究

增长极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诠释了“双转移”战略的理论基础,“双转移”战略既是广东省现实状况的客观要求,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广东的创新实践。本文通过分析“双转移”战略实施中的转出地平稳发展、具体操作模式、社会经济结构、政府治理目标与原则等前沿问题,探讨贯彻实施“双转移”战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对策。     

“严打”政策是如何出台的

如果回顾一下“严打”政策出台前后的社会背景,我们就会发现,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真的很乱,恶性杀人、强奸,乃至爆炸、劫机层出不穷。“严打”过后,社会确实安定了,但也留下了给后人反思的空间。     

关于印度在“阿鲁纳恰尔邦”推行新边境政策的个案研究

印度自1988年开始推行新边境政策，出于对国家安全和地区经济融合的考虑，印度政府于1999年将该政策推行至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该政策的实施重点是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设施的建设及优先发展贸易和旅游业。由于各种原因，新边境政策在该地区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调研政治”:中国政治运作的特色模式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法,也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保持政治稳定性、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以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机制。在中国共产党推动调查研究机制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的过程中,“调研政治”运作模式应运而生。其生动反映了通过调查研究统一思想认识、形成政治共识,继而规范治理行为、提升治理能力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内在机理,二者有着循序渐进、互为条件的逻辑关系。基于“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这一前提而生成的“调查研究—认同聚合—科学决策—推动落实”的运行机制,彰显了“中国之治”的治理智慧。“调研政治”这一概念性图式高度概括了“中国之治”的独特逻辑和制度优势,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智慧的重要旗帜。     

“一带一路”沿线俄语国家语言法治化的文化透视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存在一个以俄语为联系纽带的独特语言国家群体,即俄语国家,主要有东斯拉夫三国和中亚五国八个国家。无论在苏联加盟共和国时期,还是当代民族国家独立发展阶段,语言法治化一直是俄语国家国家治理中的重要问题。各俄语国家语言法治化进程中存在诸多表象性的关联,在共性与差异之间、在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国家治理的相关性背后,存在深刻的文化隐喻。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深入地探寻多语种国家语言法治化背后的文化机理,既能促进中国与各国在多领域的深入合作,同时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文化认同、文化和谐与文化自信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从“快治理”到“慢治理”——协商民主的治理节奏及其转型

国家治理是动态演变的过程,构成了特定的治理节奏。治理节奏是对治理过程的速度及其变化的描述,包含了快与慢的不同样态,是观测和理解国家治理变迁的重要维度。加速与减速是治理节奏变化的两种基本动作。加速作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特征,也建构了现代国家治理的主旋律。但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战略也提出了审慎或适度的减速要求,推动了治理节奏从快到慢的转型。协商民主的发展推动了多元主体的参与,增加了治理过程的动作,提高了协同活动的密度,拉伸了治理活动的流程,也优化了国家治理的节奏,具有让治理节奏慢下来的重要意义。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需要加快治理动作的速度,增强治理过程的回应性和敏捷性,也需要更加审慎和精致的治理,建构进退裕如的治理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