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晋东南社仓、义仓初探

明清时期,山西社会经济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社仓与义仓在稳定社会、赈灾济贫、社会控制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晋东南社仓与义仓的设立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地域社会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在经济、政治、习俗、道德等方面都与地域社会联系紧密。通过对晋东南社仓、义仓的设立、分布以及功能等方面的分析,可以充实山西地域社会研究的内容,拓展社仓与义仓研究的新视野,为现实提供更多的借鉴意义。     

探索传统古村落的园林基因——以广州大岭村为例

调查广州番禺大岭村的文化景观资源、分布特色、空间构成、民居艺术,令人信服地发现,古村落乃中国古典园林的母体、原形及其基因所在。对古村落文化景观的识读认知就是对古典园林的寻根探源。有了古村落景观文化关的体验觉悟,才能创造出荟萃文学、哲学、绘画、戏剧、书法、雕刻、建筑艺术关学的中国园林——这是具有生境、画境、意境的“第二自然”,也是今人身心情理追求的归宿。只有城乡建设吻合风景园林的视野,人类才会实现诗性的栖居。     

探析古村落文化中的设计伦理现象——以浙江缙云河阳为例

本文以河阳古村落文化为背景,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古村落文化中的设计伦理现象,揭示了设计在古人生态伦理意识、氏族伦理关系以及伦理行为中的作用与影响,以期了解中国传统设计思维并在现实设计实践中得以借鉴.     

京西古村落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探索——以爨(川)底下村为例

古村落是文化遗产体系中的一种重要类型,是人类智慧和自然环境的结晶,有着重要的历史、艺术及科学价值。京西门头沟地区分布着30余座古村落。目前大多数古村落已经或即将进行旅游开发。本文以爨底下村为例,在评述遗产资源的基础上,指出其旅游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对爨底下村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议。     

明清时期华北宗族的发展——以山西洪洞刘氏为例

明清时期山西洪洞刘氏与当时南方的宗族一样,从明中后期开始组织化.刘氏从默默无闻的家族崛起,成为当地的望族,发展起宗族组织,并从明中叶维持到清末,主要原因在于科举的成功,农商结合的经济以及响应政府的教化活动,此外与大族联姻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洪洞刘氏虽然经历了明清鼎革,但是其宗族建设进程并未断裂,在清朝继续保持其优越的政治地位.刘氏宗族在清代通过进一步加强宗族建设,使宗族组织化,宗族经济增强,反映了明清华北宗族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浅谈乡土文化融入农村中学语文教学———以千年古村落黄屯地域文化为例

学校结合文化资源的优势,应该承担传承乡土文化的责任,从而开发出适合本校校情的校本课程,而千年古村落所在地的学校更应该承担传承乡土文化的责任：变传统课堂语文为生活语文,将乡土文化融入学校语文教学,以促进学生对地方文化资源的了解,凸显其文化的价值,激发并培养学生们关爱家乡、关注社会的感情。     

卫所制度变迁与基层社会的资源配置——以明清蔚州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全国普设卫所,至清初方裁改,这一延续了数百年的历虫演变进程,对地方行政区划和基层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本文以明清时期蔚州地区在经历蔚州—蔚州卫—蔚县的政区演变过程中,社会资源的分享与重新配置为讨论的重点,生动呈现了卫所制度兴废与基层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     

明清时期豫北地区移民问题探析——以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为中心

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在整个北方地区流传甚广,人们普遍将其作为本族祖先的来源.通过对明清其他时期迁至豫北地区的移民进行具体考察,再结合豫北族谱、方志等地方性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出,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的流传,不仅是移民们对其祖先历史集体记忆的反映,更为关键的是将祖先的历史定位于明初奉诏自山西洪洞迁移而来,从而使他们的合法身份得以确立,在居住地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源,从而反映了移民宗族对保护与维护自己实际利益的诉求.     

明清时期的北方宗族与地方社会——以河南新乡张氏宗族为中心

张氏宗族是明朝永乐年间由山西洪洞迁居河南新乡的北方宗族。在明末清初时,凭借宗族内正确的教育方针。张氏族人开始科举仕宦,涌现出以张缙彦为代表的科举入仕之人,张氏也逐渐成为当地望族。本文以个案的形式,考察了张氏宗族在地方社会中的发展状况以及其进行的一系列宗族建设,并且注重研究兴盛后的张氏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希望能使对北方宗族的研究进一步深化。     

明清“水田彝”的国家化进程及其族群性的生成:以四川冕宁白鹿营彝族为例

本文主要利用四川冕宁白鹿营彝族文书和《冕宁档案》,试图揭示明清“水田彝”的国家化进程及其族群性的生成。明万历后期,为抵抗叛乱,部分大凉山彝人被宁番卫招募到平坝充当营兵,形成白鹿营等彝族聚落。入清后,白鹿营彝人随土司的招立再次被纳入国家体制,但直到乾隆晚期,其聚落形态、权力格局和风俗文化等方面仍保持着较强的独立性。此后,随着移民的到来、保甲的编设及文教的推广,白鹿营彝族的独立性逐渐弱化,国家认同感日益增强,最终形成有别于高山彝族的“水田彝”。明清“水田彝”的国家化,既促进了边疆的稳固,同时也生成了其独特的族群性。     

空间与秩序：明清以来鄂东南地区的村落、祠堂与家族社会

鄂东南地区聚族而居的村落形态既受当地山区丘陵自然环境的影响,更是自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外来移民不断迁入定居、繁衍的结果。而且移入先后的不同导致村落形成和扩散方式的差异,进而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一姓数村、团状聚居和一娃一村,分散聚居等多种聚居模式。这种家族式聚居的村落形态为宗族的组织化管理提供了有利的生存土壤。来自江西等宗法文化较浓厚地区移民的迁入,以及不同族群为着生存空间的竞争,导致鄂东南地区在清代前期进入普遍的移民家族的组织化和制度化进程。以宗祠——支祠——家祠为层级的祠堂建筑格局与家族聚居区——自然村落——单个家庭的聚落形态相对应,体现出建筑格局与家族结构在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其中与自然村落相关联的支祠(鄂东南称之为祖堂、宗屋、公屋)更是构成所在村落的公共空间,并成为族人祭祀、娱乐、教育、生产等公共生活的核心,地理空间与血缘家族空间的重叠、建筑的象征功能与宗法组织的实际运作共同维系着清代以来鄂东南地区以家族为特征的乡村生产、生活秩序。     

从国家职能看明清官修史学

明清时期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的修史活动频繁,编纂了大量卷帙庞大的历史著作。这种史学现象的出现,与封建社会末期封建国家职能完善及统治者对发挥国家职能的自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无论是从发挥国家的社会职能讲,还是从发挥国家的统治职能讲,都对明清两朝的官修史籍的活动有重大的影响。封建国家的职能发挥,对于史学发展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意义。     

明清道教神仙信仰的民众化

神仙信仰是道教的核心信仰.明清道教神仙信仰的民众化主要是指神仙信仰深入普通民众生活并对民众的生产、生活及心理产生普遍影响的社会现象.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神仙形象的民间化,即从天上神仙到民间异人;神仙功能的社会化,即从个体成仙到救世度人;神仙居所的尘世化与内向化,即从遥不可及的"洞天福地"到遍布乡间市井的官观庙宇,一直深入到人们的心灵居所.这一民众化过程,是明清社会大变动榕局之下的产物,这一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控制等是民众化最终形成的外部因素.同时,这一民众化过程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特征亦有着密切的关联,凸显了中国文化的一体化与交融性.     

浅析明清法律的抑商色彩

中国在16世纪中叶,从封建社会母体内诞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而明清统治者推行的"抑商"政策及其派生的相关法律制度,却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造成中国社会发展的长期停滞。     

从事元明事文学教学的几点体会

本文总结了多年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元明清部分教学有如下一些做法和体会围绕教学搞科研,以科研促教学;在教学活动中有机贯穿人文素质教育内容;不断探索和改进教学思路与方法,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加强能力培养。     

明清传奇戏曲叙事结构的演化

明清时期文人曲家的传奇戏曲创作,一直在长篇体裁的开放叙事与戏剧艺术的内敛叙事之间彷徨抉择,传奇戏曲叙事结构因此呈现出种种不同的状貌。明中期的文人曲家对开放叙事情有独钟,但往往置内敛叙事于不顾。万历年间的文人曲家毫无节制地驰骋自身的知识和才情,力图让传奇戏曲容纳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和细腻的主体审美感受,但仍然普遍漠视内敛叙事。明清之际的许多文人曲家一改前辙,以内敛叙事为主、开放叙事为辅,创构了严谨的情节结构和精巧的排场结构。而清前期的一些正统文人曲家则热衷于象征叙事结构,成为清中后期传奇戏曲"以文为曲"的先导。文人曲家对内敛叙事的抛弃,从一个方面加速了传奇戏曲文体的消解。     

张载《东铭》与明清儒学的转向

与《西铭》相比,张载《东铭》在宋明理学史上曾长期被人忽略,这主要与程朱对《西铭》的高度推崇和《西铭》自身所体现出的价值意蕴有关。然而,自明中期始,学者对《东铭》的价值越来越重视,认为要达到《西铭》的理想境界,就必须从《东铭》所示之工夫入手,下学上达不可偏废。在明清儒者的诠释下,张载《东铭》的意义和与《西铭》的关系才重新被彰显出来。这种关注重心的转移,与中晚明以来思想界对工夫实践的强调是一致的。     

论方术文化对明清小说军师形象的影响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和英雄传奇小说中,军师是一个出现频率较高而不容忽视的文学形象。需要把军师作为一种类型人物整体进行研究。小说中的军师在权属、级别等方面,已不同于历史上作为官职的军师,其形象最早可溯源到远古社会的巫师,受方术文化的影响又带有明显的术士特征。主题学理论的观照,有助于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军师形象,也有助于对同类型人物的深入研究。     

明清时期的礼生与王朝礼仪

本文以正史、政书、地方志等资料为基础,对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明清时期官僚体制中的仪式专家——礼生及其与王朝礼仪的关系进行了初步考察。文章认为,在中国古代的王朝礼仪中,礼生扮演着受人忽视但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从属于太常寺系统,主要职能是准备祭品、赞相礼仪、唱读祭文,是引导王朝礼仪的导演。他们在以王朝礼仪为核心的儒教仪式中的地位,类似于道士在道教科仪,僧侣在佛教科仪中的地位。本文详细分析了礼生与明清文庙释奠仪式之间的关系,认为礼生为整个礼仪过程,为主祭官与神明的沟通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仪式框架,这个仪式框架是公开性的,并很容易被复制,这为王朝礼仪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