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与扶持政策创新

近年来国家密集出台的一系列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扶持政策,撬动了我国农业经营组织体系结构的转型。研究发现外部强制性制度干预是发达国家促进本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普遍做法,目前我国的关键问题并不是要否定扶持政策本身,而是要如何更好地贯彻政策精神,细化扶持政策,提高扶持效果。武汉近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形成表明,尽管外部政策制度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内生性发展要求才是其成长的关键因素。为此,需要从金融信贷、项目扶持、科技服务、农业配套设施用地、农业保险五个方面来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扶持政策。     

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标准与评价指标初探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经济发达国家的农业率先实现了产业化 ,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也沿着产业化的方向发展。本文着重从中国的国情和民情出发 ,从实际和实用的角度 ,对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概念、标准、自身发展的阶段性和评价指标提出一些浅见。一、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概念和标准(一 )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概念根据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践 ,按照农业产业化经营不同模式的产业构成和利益关系 ,参照学术界对农业产业化经营概念的解释 ,我们将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概念表述为 :以市场为导向 ,以千家万户组成的…     

国外农业企业化经营的基本经验及其启示

农业企业化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已经成为农业现代化国家普遍采取的一种农业经营模式。目前我国农业企业化经营才刚刚起步,国外农业企业化经营的基本经验,对我国通过农业企业化经营推动农业现代化具有很好的启迪作用。     

关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思考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认识有较大的进步,在继续肯定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业市场化、农村工业化重要作用的同时,特别强调农业产业化经营对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作用。本文着重阐述关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几点思考。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六联”模式探索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培育农业农村新动能、推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其实质是各个生产力、各种生产关系的有机结合。基于此,从资本联投、生产联营、经营联动、效益联赢、风险联控、服务联合等六个方面,提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六联”模式,着眼于补齐现有经营体系短板,优化农业资源要素配置,全面增强农业农村发展动能,全力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试论农业规模化经营及其国际经验和启示

农业规模化经营是农业发展的一个历史趋势。国外在农业规模化经营方面的成功经验,包括:鼓励土地相对集中、鼓励劳动力转移、扶持发展农村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经营和委托经营以及财政信贷、价格和税收等方面的政策支持。我国农业规模化经营必须从土地流转入手,加大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逐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强农业竞争实力才能实现最终目标。     

平原和山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长的困难及愿望比较分析——以湖北省10个农业创业培训基地培训班学员为例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形式,关系着我国农业的未来.调查显示:在其发展过程中,资金贷款困难已经成为影响其成长的最大困难,土地流转、技术瓶颈在少数地方也是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长的重要因素.平原资金贷款更突出,山区土地流转更突出.同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大都表达出扩大生产规模、提升文化程度的愿望.为此,政府相关部门应当积极组建地方财政担保公司或支农基金,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信用担保;积极协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土地流转;结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业培训,逐步开展农业企业骨干人员学历教育,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康发展提供资金、政策和智力保障.     

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发展约束与建议

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是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和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主要力量。目前我国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政策界定、土地获得、金融支持、社会化服务、扶持政策、后继人才等方面存在诸多发展约束。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应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为主体,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为补充和保障,明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认定标准、创新方式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加大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力度、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风险规避、加大政策倾斜力度、推进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发展——以河北省为例

近年来, 河北省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积极培育和发展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组织、农业龙头企业、土地信托受托人型的农庄或公司等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 但仍存在许多困难和挑战。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发展过程中, 存在着诸如土地流转速度慢、农业经营规模小、人才支撑政策不健全、农业企业融资困难等多种制约因素, 在土地流转、农业现代化经营、人才支撑政策、融资服务体系等方面寻求突破, 是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关键。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现实困扰与对策措施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经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进新型农业现代化、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现实要求。但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着农村土地流转不畅,农村金融体制不配套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滞后等问题。需要从创新土地流转的体制机制、分类建立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政策体系、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培养新型农民等方面入手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外来务工人员与侨乡社会的融合:以厦门“銮村”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南沿海侨乡发挥区域社会优势,吸引侨资发展经济.合资、独资工厂及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内地富余劳动力迅速涌入,出现人口东移的态势.相应地外来务工人员与当地人的互动、与当地社会的融合成为新的社会问题.外来人员在寻求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带来了侨乡社区的变化.文章将通过对厦门"銮村"的实地调查,探讨这一融合过程的阶段性特性,以期对当前多元社区现代秩序的设定及有效管理有所助益.     

中国城镇化道路的"农本"原则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大多直接或间接与偏离“以农为本”有关。城镇化道路坚持“以农为本”原则, 是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关键,是中国城镇化道路的基本准则。城镇化道路要以农民利益为基本标准,以城乡可持续发展为基本方针,以城乡融合为基本目标。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对京津冀地区农业干旱的影响

京津冀地区多年来一直是水资源匮乏的区域，近年来随着"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落实，当地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制约。因此，系统研究京津冀地区的干旱情况，精确预测和评估旱情发生的规律和危害，可为区域水资源调控和相关部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并对未来农业用水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基于2000-2016年5-10月份MODIS NDVI和LST月数据，利用TVDI模型对京津冀地区进行干旱监测，探讨其干旱的时空分布，在此基础上，结合MCD12Q1 Land cover type2土地覆盖数据的马里兰分类方案，将土地覆盖分类修改合并为两大类：农用地和非农用地，作为提取农用地TVDI的底图，并进一步分析农用地受灾的情况。结果表明：2013年之后，"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提出对京津冀农用地影响非常大，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农用地干旱面积增加。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下的冀南地区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对策

河北省作为农业大省，积极响应国务院提出“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并全面落实“三条红线”的考核依据。冀南地区是河北省农作物的主要种植地区，以冀南地区为研究对象，结合河北省水资源现状，基于改进型TVDI模型对京津冀地区的干旱情况进行时空分析，结果表明，在降水量年际变化不明显的情况，京津冀农用地严重干旱的区域在2013年陡增。基于上述结论，本文重点探讨了“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下冀南地区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对策，为未来农业可持续发展及灌溉和节水的种植体系研究提供辅助支持。     

“三鹿奶粉事件”中生鲜乳收购站的产品责任分析

将初级农产品作为产品责任法中的"产品",其生产者认定为产品责任承担主体,加大对消费者的保护力度,是世界产品责任立法的发展趋势.我国应将生鲜乳等初级农产品纳入产品责任的"产品"范围之内,让缺陷初级农产品生产者对受损害的消费者直接承担产品责任,以有效遏制和防范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频发.在 "三鹿奶粉事件"中,缺陷生鲜乳的生产者--收购站应承担产品责任.在产品责任构成要件方面,应该适当降低消费者对因果关系的证明标准.     

构建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探索

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关键是技术创新与进步。我国只有建立精干高效的农业科研开发体系和政府、企业与民间相结合的科技推广体系,才能充分发挥技术进步的作用。面向市场、改革农业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科研项目管理办法、实行项目动态管理、构建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运行机制,是全面调动科技开发人员积极性、激发农业技术创新动力、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     

“双碳”背景下数字金融赋能农业企业绿色创新研究——基于泊松回归的实证分析

落实“双碳”工作已经成为当前政府工作的重大攻坚任务,数字金融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推动力,是“双碳”目标实现的有力支撑。该文以农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产报酬率、资产负债率、固定资产比率以及管理费用作为控制变量,通过获取2011—2020年全部A股公司绿色专利授权数数据,运用泊松回归分析模型,探究了数字金融对农业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显著正向影响农业企业绿色创新。基于此,该文提出相应管理建议。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化错位”探析

中国社会在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文化错位”现象。从表面上看,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深层次依然保持着古老而沉重的传统文化的“超稳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传统生活的经验主义和人情化的文化模式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是一种强大的文化障碍,影响着真正的现代性在中国社会生成。从根本上修正这种“文化错位”,才能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效承接。     

列宁共耕制思想中国化演进轨迹初探

列宁认为,“共耕制”是帮助农民更快地过上文明生活的可靠“出路”。这是列宁探索农民为主体的落后俄国如何向社会主义大农业过渡的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三农”问题的思考维度与列宁共耕制思想有深厚的渊源：毛泽东把共同富裕和机械化作为中国农业集体化的根本目标和主要手段：邓小平创造性地回答了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从“家庭联产承包制”走向“适度规模”经济：胡锦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观是列宁共耕制思想的中国化发展。列宁共耕制思想,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世纪主题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世纪以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始终处于特殊重要的位置。2021世纪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世纪,也是中国农业实现现代化、农村走向繁荣、农民进入富裕和全面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世纪。因此,“三农”问题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与否,在世纪里我们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21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