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之完善

20世纪50年代晚期至60年代中期,中国动画界出现所谓的"中国学派"动画,在世界范围都产生重要影响,但很快便渐趋势微.本文从我国的动画教育、观念、题材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动画势微的原因.     

由“中国学派”动画势微说起

20世纪50年代晚期至60年代中期,中国动画界出现所谓的“中国学派”动画。在世界范围都产生重要影响,但很快便渐趋势微。本文从我国的动画教育、观念、题材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动画势微的原因。     

"轻舞飞扬"与"带着镣铐跳舞"--外国动画与中国动画之比较

目前,欧美及日本动画片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与国外动画片相比,中国动画在创作定位、题材选择方面还受到诸多限制,在情节编排上还不是很完善.但国产动画创作的素材非常丰富,且长期保留着浓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在创作方法上有很多值得借鉴和传承的手法,如水墨画、剪纸、蜡染、木偶等手法.针对我国动画业的客观状况,要进一步发展动画事业,须从重树自我理念、给动画创作重新定位、完善自我的动画产业等方面着手,倾力打造中国的动画品牌.     

"现代性"乌托邦与现代文学史建构

"现代性"在198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风行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它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重写文学史"提出之后文学史建构的重要维度,它不仅仅是对1950年代以来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观的解构,也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增加了"世界"向度与审美的"现代"品格.但"现代性"概念的泛化与内涵的模糊也遮蔽了"通俗文学"、"旧体文学"等文学史事件,以"现代性"视角建构文学史有其积极意义,但它的历史局限也是不能忽视的.     

"天人合一"与可持续发展观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就成了很多中国人熟知的一个词汇,学界也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但中国经济在保持连年高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仍然恶化.因此,"可持续发展"和"绿色GDP"除了作为一种理念和口号的意义外,并没有给我们的经济生活带来更多的实质性影响.然而,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既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一大潮流,也是我国新世纪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底蕴,应到哲学的深处去寻找.     

新时期中国动画产业的“双重怪圈”——基于“时空压缩”的视角

我国政府为鼓励动画产业的发展,相继出台了多项扶持政策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以此培育和资助动画企业的成长。10年过去了,经过打磨和历练后的中国动画产业,并没有实现产业发展的预期,相反还出现了诸多诟病。本文基于"时空压缩"的视角,针对目前我国动画产业的症结问题,从分析我国动画企业利润来源入手,挖掘隐匿在动画产业运营中的"两大杀手",即:体制问题和市场问题。两个问题的相互交织,便引出了新时期下的中国动画产业的"双重怪圈",即:经济怪圈和文化怪圈。     

"读者中心"时代与 "迟到的上帝"

90年代后的中国当代文学语境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确立,传统的在文艺生产中一直以作者为中心的生产美学观被渐渐打破,转而以"读者中心"的接受美学被更多的作家认可.当代中国一大批著名的作家在不同的场合"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读者的关注、尊重,对作品"可读性"、"好看"、"观赏性"等事关读者、观众欣赏趣味的重视.读者成为"迟到的上帝".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条线"外交战略的得失与启示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国团结广大亚非拉国家,反对美苏争霸的"两条线"战略:一方面使中国对外交往经受住了险恶国际形势的严峻考验,并拓宽了外交新渠道,大力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另一方面对我国内政与外交也产生了一些不客忽视的弊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解析中国大陆的"张爱玲热"

"张爱玲热"在中国大陆从20世纪80年代产生二直延续至今.中国大陆的"张爱玲热"经历了最初产生、消退、再度兴起的过程.从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姚斯的接受理论出发,可以从接受环境的变迁分析出在新时代"张爱玲热"产生、持续的原因.     

再论"效率优先,注重公平"原则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以效率为准绳,到上世纪80年代末强调"效率优先",到90年代确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更加注重公平"、党的十七大提出"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理念.我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对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随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的需要而不断调整.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以及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出发,"效率优先,注重公平"应成为现阶段我国调节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指导方针.     

"理论旅行":阿诺德"文化"的中国阐释

萨义德提示,某种理论的历史转移,一旦流布开来,最大的可能性是被简化或被编码,阿诺德"文化"理论在中国的情景正是如此.阿诺德"文化"理论之于"现代性",呈现某种救赎意识,它将拯救现代社会的价值危机,诉诸人类以往的精神遗产.阿诺德的这一理论,被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守成主义流派(学衡派)所借用,这是阿诺德"文化"理论在中国"理论旅行"的开始.这一旅行的可能性首先是跨越中西语际的"互译"屏障,其次是打通文本意义转换的通道.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旅行的桥梁,是由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来搭建的.阿诺德"文化"理论在中国坚守文化守成价值的人士手中,被作了中国式的阐释,其话语陈述落在传统与新潮(现代性)为争夺文化发言权之间.在一个浪漫激进的年代,容不得阿诺德"文化"理论在中国有更大的展示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其理论价值不值得人们重新反省.     

"40年代文学转折"研究

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近年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命题.本文尝试对这一命题做学术史的清理.通过相关观点的整理、清理和对比,力图凸现研究者不同的问题意识.以图建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自觉形态.     

"学"随"术"变的当代传统——以鲁迅和胡适的比较研究为例

"'学'随'术'变"不仅是中国经学史的特点,同样也渗透在当代中国学术界中.如果对鲁迅和胡适的比较研究做一个历时性考察的话,这一特点就可以具体而微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鲁迅与胡适的比较研究本身就是"胡适思想批判"的产物,紧密追随政治形势进行的鲁胡比较工作一直持续到了70年代末.整个80年代,学术界逐渐改变一味尊鲁贬胡的习惯,在逐步祛除强加在胡适身上的不实之辞的同时,也褪去鲁迅身上附着的政治釉彩.90年代以来,研究界更趋向多元化,对胡适的渐进式改良有了更多的认同.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形势变迁的大致脉络在鲁胡比较研究的课题中隐约可见.     

"分众化"消费——文艺"共享"空间的裂变

文艺消费在90年代随着市场化的深入,使得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在80年代建构的文学"共享"空间发生了裂变,文学艺术消费的"分众化"就是这种裂变现象之一.当代文学期刊的改版和文学图书的策划以及"新新人类"写作和80后"青春写作"等文学现象即是这种"分众化"消费的表现.     

"先锋"命名的历史语境透视

在80年代的西方、传统、现代和大众交织的文化格局中,"先锋"的命名指向的是一种生活范式的变化.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现实主义叙事与现代主义叙事之间的复杂矛盾,构造,了"先锋"这个概念及其特殊的历史性内涵.在中国,先锋艺术也绝不会仅仅是"艺术实验"、"叙事游戏"或者"文体探索",先锋总是承担着重要的文化使命.     

"两面出击"的形成与终结

"两面出击"是1960年代中国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左"的政治氛围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在与苏联交恶、又没有与美国缓和的情况下的一种生存状态.中国与美苏同时交恶后,苏联逐渐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中美两国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开始转向实施联合反苏的外交战略,"两面出击"最终终结.     

为中国古代"文说"正名

中国古代留下了大量关于文学的言说和著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许多研究者都对它进行过命名,从"中国文学批评"到"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理论",再到"诗学",再到"文论",可至今都没有定论.相比较于这些外来或现代语汇,"文说"倒是一个历史的还原,它更准确地体现"中国"、"古代"说文的思维方式和表述形态,从而避免学术研究中"以西释中"和"以今释古"不良倾向.     

"文学性"及"文学性"新建构——文学的人类学省思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界所倡言之"文学性"作为一种文化舶来品,在新时期以及新世纪的中国文坛,并未得到充分审视和反思,大多数文学学者和作家想当然地将"文学性"普遍化、普世化,由"文学性"而至"纯文学",以这种带有西方话语霸权和历史局限性的文学标准来准则当下的中国文学作品,结果造成当代文学批评的"妄语"或"失语".因此,必须对已然十分僵化和保守的"文学性"和"纯文学"理念进行必要的修正,将"文学性"内涵实质从语言表现层面探源至文学作品的情感存在和情感生成层面,也即"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文学作品"的本体性存在层面.从人类学立场出发,我们将"文学性"界定为文学作品的3种质性,即1.文本的语言文字规定性;2.文本的人类情感性;3.文本的文学修辞性.     

"理性"与现代性的价值依托

在梁漱溟的哲学中,"理性"是一个"重要而费解"的观念.他早期用直觉论、后来用"理性"论来解释儒家的伦理思想.这个转折不仅是词语的转换,也是意义的转换,即他主张是"理性"而不是直觉更适宜于担当中国现代性的价值依托.梁漱溟在此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韦伯式的思想现代性的发展需要有价值的依托.借助于韦伯的思想,我们认识到梁漱溟的直觉论和"理性"论之于现代性的不同意义.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用直觉论来批判西方的现代性观念,那么在30年代以后他的"理性"论在为建构中国的现代性而努力.     

我国"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变的制度瓶颈及对策分析

上世纪90年代我国曾出现"民工潮",本世纪初又有了"民工荒"."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正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我们这个社会,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我国改革的成效.在"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变的过程中,制度成为关键因素,并且是主要的瓶颈,如何跨越这个障碍是能否实现上述转变的关键.通过分析中国"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变的制度瓶颈,以及对农民工生存现状的剖析,来探索如何跨越这个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