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国防科技是关乎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战略问题

业主委员会是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产物,作为一个自治组织,在治理过程中产生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只有从经济学的视角运用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物业管理的属性,才能找出业主委员会治理过程中"集体行动困境"的原因,并通过对物业管理这一准公共产品供给的生产过程与提供过程相区分,指出多元协作治理是业主委员会善治的路径选择.     

业主委员会的集体行动逻辑及其善治路径

业主委员会是中国社会刺度变迁的产物,作为一个自治组织,在治理过程中产生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只有从经济学的视角运用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物业管理的属性．才能找出业主委员会治理过程中“集体行动困境”的原因,并通过对物业管理这一准公共产品供给的生产过程与提供过程相区分,指出多元协作治理是业主委员会善治的路径选择。     

小区治理陷阱：商品房小区衰败的一种解释

从公共事物的性质出发，探讨了公共事物性质如何作用到业主集体行动当中，并最终影响治理绩效，由此建立起公共事物性质与公共治理绩效的关联。利用小区公共事物的可维护性与业主集体行动的门槛效应，建构了衡量小区兴衰的小区荣枯线，以及衡量小区瘫痪或者运转的小区基本运转线。研究发现，在需求弹性、涉及范围等公共事物性质影响下，公共事物结构类型出现分化，业主集体行动能力在不同事物类型中的表现也不同，在小区治理绩效存在着比较大的断裂带，由此形成了小区治理陷阱。     

政府介入社区物业管理的路径选择——以和谐社区治理中政府职能“正位”为视角

社区物业管理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是构建我国和谐社区的重要一环,一定程度上需要政府介入。从和谐社区治理的角度看,在政府介入社区物业管理的途径选择中,物业管理市场建设是和谐社区治理的基础,业主自治和物业主体互动机制是和谐社区治理的关键,政府承担社区内公共服务、统筹物业管理和社区发展是和谐社区治理的保证。因此,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需要着力研究政府介入社区物业管理的手段和方式。基于对物业管理和政府职能发挥现状的分析,笔者从和谐社区治理的角度,从物业管理市场的建设、社区自治、社区公共服务等方面入手,提出了政府有限介入社区物业管理的对策建言。     

乡村治理秩序的困境与重构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我国的国家权力逐步退出乡村治理的舞台。然而,作为"历史记忆"的乡村自生秩序在现代转型的浪潮下逐步瓦解,我国的乡村治理秩序陷入失序的危机中。具体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农民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输入不足,公共权力流转于"村头官僚"与村庄精英。重构乡村治理秩序必须发挥国家、社会、市场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国家供给制度,社会组织承载村民自治,市场机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社会资本对业主集体抗争的影响

作为集体行动的原因和机制研究的探索,社会资本被视为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方案之一。本文从奥尔森命题——集体行动的困境出发,以业主集体抗争为例,通过文献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是业主集体抗争的重要影响因素,并进一步指出社会资本中的组织、社会网络和文化价值规范对业主集体抗争的成败起到关键性作用。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理论价值

作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奥斯特罗姆立足于自身对制度供给问题的深刻理解之上，专注于人类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能力，为解决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与走出由集体行动所引致的诸多困境开辟了另一条路径。可以说，自主治理思想冲破了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窠臼、扩展了现有的制度理论，对现实情境中公共池塘资源的占用者可持续地使用资源提供理论指导，并为公共治理的多中心模式奠定了基础。奥斯特罗姆的相关成果让研究者不再坚持主张借助于政府管制或外部强加的个人产权的私有化，是避免“公地悲剧”非此即彼的唯一途径，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具体包括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变革、传统制度分析视野的拓展、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完善、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奠基石等方面。     

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作用机制——以集体行动的逻辑为分析框架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独特优势,需要在克服社区治理问题的过程中转化为治理效能。集体行动与社区治理在实践上的耦合意味着理论上的适用性,尽管相对剥夺感、公共物品的需求以及社会意义的建构都可以成为集体行动的原动力,但它们不能直接导致集体行动的产生,还需要贯穿始终的社会动员。理性选择理论深入分析了集体行动的困境,认为其出路在于有效的激励与强制,制度主义则认为互信互惠的制度规范才是破解之道,但是良好制度的产生和实施又受制于社会资本的运营。只有执政党有资格、有能力、有意愿在整合社会资源的过程中,推进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增值,进而推动各项制度的建设和执行。当前,基层党组织以组织力为基础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就是要创新社区动员的内容和方式,在运营社会资本的基础上激发集体行动,制定和执行各项有利于社区发展的制度和措施,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当奥尔森遇上奥斯特罗姆:集体行动理论的演化与发展

奥尔森将公共选择理论运用于集体行动领域,构建了集体行动和利益集团研究的经济路径.后来的集体行动理论基本上建立在对奥尔森观点的批评、拥护或者延伸基础上.以奥斯特罗姆等人为代表的印第安纳学派对于奥尔森理论修正的最大特点是将制度分析融入到集体行动研究中.首先,它更新了奥尔森的产品分类标准,更加全面地探究了产品属性与集体行动间的关联;其次,学派将理性选择模型改造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在改善人类理性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再次,奥尔森将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办法寄托于精英式的“选择性激励”上,学派的研究则表明,自主治理有望成为另一种可能选择.然而,两种理论也存在明显的呼应与互补.     

社区管理三大参与主体分析——基于多元共治的视角

社区管理一直都是社会管理的重要议题。本文从公共管理的学科视角出发,在多元共治的框架范围内对社区管理的三大参与主体进行了分析。文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业主委员会的基本情况和困境,第二部分对物业管理公司在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剖析,第三部分分析了居委会的管理困境,最后一部分则从多元共治理论出发,对三大主体困境的化解之道进行了探析。     

投资基金治理制度的发展趋势

经济学界和法学界精心设计的投资基金治理制度在现实中遭遇"中心委托人缺席困境"、"持有人集体行动困境"、"监督者激励约束困境",这种困境最终反映的是经济学产权治理理论和法学分权制衡治理理论在面对投资基金这种新型企业形式时解释力不足,投资基金治理应为组织治理和市场治理的统一,投资基金治理制度的新版图也应包括组织治理制度和市场治理制度,且市场治理制度应成为投资基金治理制度的重心.     

《物业管理条例》要点

一切物业管理权属于“业主大会” 《物业管理条例》第一章有关“业主和业主委员会”中明确规定:一切权利属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只是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代表业主与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及时了解业主、物业使     

农民公共产品权益保障的逻辑演进——从公共产品最优供给模式不足到次优供给模式契合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关涉农民公共产品权益的实现.但从实然发展角度看,政府先入为主的最优供给思维在农民偏好的“非全面显示”与“非理性行为”面前陷入桎梏,引致农村公共产品管理混乱和集体行动困境.在分析现代元素嵌入乡土社会引致农村利益分化、最优供给模式下农民公共产品权益保障陷入困境的基础上,从应然发展角度指出次优抉择条件下“无嫉妒供给”模式构建、约束条件下应然与实然的统一、嵌套博弈下多边治理机制引入及集体之名下村域公共产品资金筹集机制的构建等是保障农民公共产品权益实现较为合理的选择.     

论政府在公共安全治理中的凝聚作用

长期单中心治理模式使得政府公共安全治理面临力不从心和能力不足的问题,融合多元主体和资源参与,形成协作共治的公共安全治理新格局,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或者说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是政府与社会合作共同治理的最终目的,但共同目标支持下的集体行动不可避免会陷入目标分散和行动分歧的集体行动困境之中,需要政府强而有力的引导和凝聚作用。政府要在尊重多元主体平等地位的基础上,促进参与主体相互信任关系的建立,培育和维护充满公共理性和责任感的公共精神。     

试论物业管理法律关系中涉及的相关主体

近几年来,物业管理在我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同时也反映出诸多的问题。本文着重针对物业管理过程中所涉及的相关主体,结合当前的热点问题,对各个主体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法律地位的界定以及权利义务的确定,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述,明确提出只有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才是物业管理法律关系中最直接的当事人,业主主要通过业主大会行使自己的权利,但业主委员会并不能因此成为诉讼主体,对目前有的地方认可业主委员会独立诉讼主体的做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此外,文章还就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与物业管理的关系,逐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论当代中国社区治理的主体间关系

社区治理是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治理实践的探索前进推动着社区治理理论的研究创新。在当代中国的社区治理中,党组织、基层政府、赢利企业、社区自治组织和中介组织成为了社区治理的五大主体。这五大主体形成了三种基本的关系,即居民委员会与党组织、政府组织构成了政治系统的"二元半";居民委员会与社区居民、社区中介组织构成了社会系统的"三点一线";居民委员会与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构成了经济系统的"三驾马车"。居民委员会是这三种关系的联接点,并促使其相互作用,推动着中国的社区治理不断走向成熟。     

中国公民社会的先声——以业主委员会为例

一般说来 ,国家、公民社会与市场是任何一个完整社会中三足鼎立的三个独立领域。每一个领域都有其行动的独特逻辑 :国家是等级权力的逻辑 ,市场是盈亏逻辑 ,公民社会是自愿主义的逻辑。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转型 ,在城市住宅小区中出现了业主委员会 ,它是一个居民自治组织 ,业主对自己的利益和社区的公共事务更加关心和主动参与 ,业主和业主委员会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面对物业管理公司的抗议活动 ,维护业主的权益 ,业主委员会积极参与公共领域的讨论。这一切初步体现了公民社会的主要属性 ,堪称中国城市公民社会的先声     

论区域生态治理中的集体行动

区域生态治理是对抗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一种有效形式,政府、公民社会、市场应组成共同的治理集体采取集体行动,但它面临着主体缺失、行动无序、治理滞后和盲目等困境。导致这一困境既有理论匮乏原因,也有制度缺失原因。随着理论范式的转变和可选择性激励措施的采取,集体行动成为可能。在利益表达与调谐中,可寻找到生态危机解决路径,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公民社会应积极参与,同时市场也要突出其应有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区域生态治理中集体行动的困境。     

业主委员会：社区治理中的制度共识、自治困境与行动策略

业主委员会是社区治理中一种基于自治的提升社区共同体生活质量的制度共识,具有二次契约的特点。然而,在理念与行动之间,业委会则常常容易陷入自治的困境,如在公权力干预与自治权扩大之间,存在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在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之间,存在集体行动的机会主义现象;在集中的权力与分散的权利之间,具有寡头统治与＂准专制政治＂的倾向。克服这些困境,需要通过共识促进、选择激励、多维民主等方式形成＂共识中的共治＂,这应该成为业委会走向社区＂善治＂的行动策略。     

社区营造有效性的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基于38个城市社区营造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社区营造是克服社区公共性困境、实现社区治理创新的新理念、新路径、新模式。社区公共空间是促成社区营造取得成功的核心要件,其与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社区自组织、社区集体行动、社区资源禀赋六个因素呈现组合效应,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度的社区营造路径。社会组织是社区营造最有效的行动主体,政府是社区营造主要的推动力量。为实现"自下而上"的社区营造理想模式,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注重社区公共空间培育、加强政府对社会组织赋权增能是我国社区治理创新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