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务员人格的基本素质--兼论周恩来精神

公务员人格是指国家公务员与其他职业者相区别的内在规定性,是公务员的伦理尊严、伦理品质、伦理境界以及所理解与实现社会伦理价值的总和,是国家公务员在社会生活,特别是在行政管理中地位与作用的统一,是长期的习惯性伦理行为的升华.而公务员人格素质至少包括恪尽职责是公务员的起码素质;清正廉洁是公务员的当然要求;无私奉献是公务员的崇高追求;"双向负责"是公务员的应有精神.周恩来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人民事业,铸就了一个光辉的人民公仆形象,展现了一种伟大的公仆精神,为各级公务员树立起了一个最光辉的榜样.     

我国公务员行为道德规范体系的分析与构想

构成公务员行为规范道德基础的是应用伦理学,公务员行为规范的伦理价值目标是服务人民、忠于国家和宪法、诚实守信。公务员行为道德规范的制度建设应该包括: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公务交往规范及接受馈赠的限制;设立行政道德委员会,以保证公务员伦理规范的实施。     

中国传统伦理型政治文化的德化功能

中国传统伦理型政治文化最集中的体现就是政治道德化,即以道德替代法律,道德与政治混同,也就是把政治目的、政治秩序、政治权力等归结或者赋予为一种道德观念,从而使政治受到道德的控制,同时又把道德所产生的社会功能引申到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扩大道德的政治功能。传统伦理型政治文化是专制政治不可或缺的统治工具,其影响涉及社会的多个领域,其中尤以在法律、教育、艺术三个领域所发挥的教化功能最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     

中国传统政治道德:内涵、特征与功能

政治道德关涉政治与道德、政治与伦理之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政治道德是围绕政治权力的道德价值要求而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现象的总和.除了政治道德所具有的阶级性、历史发展阶段性、相对稳定性、相对独立性等一般特征外,传统政治道德还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以君权至上为核心价值;以修身为本作为价值基点;政治伦理化倾向更为明显;政治道德制度化、法律化.传统政治道德和政治伦理对君主专制政治统治体系具有强大的反作用,是规约政治权力健康运行、维护政治秩序稳定、促进政治统治体系发展的基本力量之一.     

公务员要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政治素质

当前,党的宗旨在一些公务员思想意识和工作实践中的缺位,表现出这些公务员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素质低下,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严重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到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公务员必须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最需要具备和最需要提高的政治素质.一要自觉地意识到具备并不断提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素质,这是正确行使人民群众所赋予权力的政治要求,是执政党固基立本的政治要求.二要自觉地平等对待所有的服务对象,包括普通群众,这是实践党的宗旨的社会要求.三要自觉地公正处理一切公务,包括普通群众的诉求,以建设公平和谐的社会,这是执政为民的职责要求.四要自觉地真诚对待所有的服务对象,包括普通群众,这是为人民服务必须全心全意的道德要求.     

道德调控与制度伦理

本文从制度与规范,讨论社会化的公务员职务犯罪的道德调控,指出道德与制度是社会系统有序化的两大基石,制度化的伦理规范和非制度化的道德规范一起对公务员的道德调控产生叠加作用.制度伦理具有十分重要的道德调控功能,它有利于弥补道德调控的不足和缺陷,而且制度伦理与道德调控相结合是消除公务员职务犯罪的根本路径.在公务员失德行为较多的今天,更需重视公务员伦理制度建设.     

公共精神型塑下的行政转型

作为根植于公民社会之中的最基本的道德和政治价值,公共精神是一种以他人、公民和社会为依归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道德伦理、政治价值和社会制度三个层面,具有公共性、底线性、政治性、辐射性等特征.公共行政领域的公共精神,由普通公民的公共精神与行政人员的公共精神构成.当前,以公共精神为导向的我国公共行政应该致力于实现从"管制行政"向"民主行政"、从"消极行政"向"积极行政"、从"无限行政"向"有限行政"、从"免责行政"向"责任行政"、从"权力行政"向"权利行政"、从"人治行政"向"法治行政"的根本转变.     

论现代道德难题视角下的当代中国伦理问题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伦理道德现象具有共同的现代性特征,探索现代道德难题是解析当代中国伦理问题的重要视角。在现代道德难题视角下,当代中国伦理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道德正义问题。跳出现代道德哲学的二元论视域,以伦理总体性破解现代道德的"德福悖论"难题,寻求重建道德正义的可能路径。其二,伦理认同问题。破解现代伦理实体的认同难题,反思"家庭"和"职业"作为伦理实体的自然形态和公共形态面临的认同危机。其三,政治伦理问题。调节中国传统政治"家国一体"与现代西方政治"公私界分"之间的矛盾,建构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的合理形态。     

官本位在中国的道德基础

封建政治权力来自道德 ,伦理本位的封建德治必然产生官本位的思想。在这种道德人格的精神权威和政治权力威压下 ,民众传统的道德观念又成了官本位存在的深层道德心理基础。     

儒家的身份伦理与中国社会的准身份化

中国社会是以血缘宗法为纽带、以家庭小生产为基础的“家族样式”的组织结构,所以在伦理生活的范围内,身份和角色的规范十分重要.儒家根据人格血统、宗法等级以及道德义务差分而确立的身份伦理,实际是作为不同角色的自我界定和社会评价系统,涵化了三个层面的身份体认:一是自我身名意识,即对不同人格标准和道德典范的体认;二是群体分殊意识,即对不同身份环境和人伦义务的体认;三是宗法纲常意识,即对各自依附的权力系统和宗法关系的体认.由于身份伦理是以社会关系的阶级差序和等级分殊为基本骨架,身份角色的区隔实际体现了强权关系下权利分配的内在本质.     

"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与当代中国政治的主题

"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思想,为在总结国内外政治实践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和阐发当代中国政治的主题问题提供了新视角.政治的实质,是处理不同利益之间的关系;当代中国政治的主题,是旗帜鲜明地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政治发展的基本任务,是通过改革正确处理阶级阶层关系与其它重要的社会利益关系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这一主题在国家对外职能中的体现,就是旗帜鲜明地维护民族利益.中国的最高利益之一就是稳定.同时,逐步实现政治和经济的适当分开,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是中国在政治生活方面的又一战略性转变,符合国家的长远和根本利益.     

论民主政治中国家权力的公属性和私掌性

在民主政治中,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所属主体,国家权力具有公属性。人民大众不可能都去行使国家权力,人民把国家权力委托给公务员行使,公务员成为了国家权力的行使主体,国家权力又具有私掌性。解决国家权力公属性和私掌性的矛盾,一方面,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增强人民的权利意识;另一方面,公务员要增强责任意识,树立义务本位观念,完善公务员管理制度,加强对公务员的监督和制约。     

论权力伦理基本精神的建构

权力的运行应该受到权力伦理的引导,权力伦理的基本精神应当涵盖权力伦理核心价值的坚守、公共节操的培育和强化、权力边界的制度规约等三个方面.应当倡导权力伦理的核心价值,确保权力对权利的忠诚,保障公共价值的实现;高扬公共节操,培育权力主体的公共德性,让权力主体形成健康、高尚的道德人格;设置权力边界,强化制度对权力的伦理约束功能,使民众尽享权力之利而免受权力之害.     

有尊严的生活: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

实现人民有尊严的生活的前提必须明确尊严的内涵及其具体体现。事物的边界和本性就是事物自身的尊严,人的尊严就是人的基因所决定的人权和自由,主要表现在抽象的人格及具体的意志两个方面。人的意志通过自身占有的财物以及保护财物的公共权力得到具体的体现,它在人对道德的持守与伦理的遵循中得到更高的体现。有尊严的生活成为可能的条件就是尊重普遍的人格并对维护具体的意志,必须把人当做目的,并保持人的意志和社会财富及公共权力的一致性。把体现为人民的意志的法制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社会同一性的现实力量,这是克服当代人格尊严的种种否定性因素、实现有尊严的生活的必由之路。     

论中国公务员道德建设的政治观念基础

公务员的道德是社会伦理的一种特殊形式。对公务员的道德要求,不是简单地指做好人和办好事,而是如何使他们在政务活     

论“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教育与伦理叙事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是深刻的政治、经济革命,而且是深刻的道德伦理革命。在"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中国农业社会以血缘、亲情为轴心的传统家庭伦理秩序被打破,人们的情感方式、道德意识、伦理观念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承担着"教育和改造人民"的历史使命,这一时期小说中的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等显示着当代中国社会感情矛盾与伦理冲突的整合与转型,解读"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教育模式和伦理叙事方式对理解20世纪中国家庭伦理的"最后之觉悟"具有深刻的人文价值。     

寻求政治的道德基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诉求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具有道德的含义,他们对马克思理论进行重新阐释与解读,宣扬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蕴含的人道主义原则;在道德实践层面,强调道德个性应同包容相结合;在政治上,对苏联和本国集权的官僚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批判与反思,彰显出二十世纪中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伦理诉求。因此,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不单单表现为一场政治事件,在深层次上更是体现为一个伦理事件。因为它关乎现代政治能否同道德之间进行契合的问题,是国家与社会之间能否确立道德基础的问题。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道德批判理论对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反思和把握伦理学的当代走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制度伦理与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

制度伦理是对特定社会正式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中蕴含的一系列价值目标、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等的总称,是一种隶属于制度的道德本体论规定。这里所谓的制度,首先指涉一组互为关联的规则和规范体系,其次指涉一种基本的社会结构;制度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它始终委身于一定的规则规范与社会结构之内,并永远颉颃在权力规范与伦理智慧之间;不仅如此,政治共同体内部伦理与政治或制度发生邂逅时,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制度优先"选择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和风险社会,个人道德早已无力直接转化为合理的政治与制度;另一方面,离开一定社会结构的制度和政治是不存在的,不涉及具体社会结构的伦理言说也是徒劳甚或是无意义的。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在新时代,"中国之治"与中国各级各类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原本就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与伦理道德建设也具有逻辑同构性。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任重道远,尚有诸多问题亟待褒贬勘定。     

共同富裕的政治伦理内核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内含着社会主义独有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伦理。该政治伦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道德合理性和道德优越性,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秩序价值和发展价值的追求。正是因为遵循了该政治伦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才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前途。     

和谐社会中的权力伦理

权力伦理不同于权力道德。当前中国社会诸多不和谐问题的产生大多与权力伦理缺失有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要建设权力道德,更要构建权力伦理。构建权力伦理不仅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能性。构建权力伦理是制约权力这种"必要的罪恶"的必然要求,也是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的现实要求。构建权力伦理的可能性既在于权力是一种可以受到伦理法则约束的正常需要,也在于合理的制度设计可以使权力弃恶从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