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的诗性言说

中国传统文论的诗性言说,可以归纳为“以诗言诗”——以诗的语言、诗的思维、诗的情感来讨论文学对象。在具体的文论话语中,则主要体现为文论范畴的经验性,以及言说话语的文学性。     

古代文论诗性言说的生成语境和主体用心

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言说,与其所处具体语境和主体用心密不可分.或三五亲朋,酒边烛外;或赋闲独居,尘氛退避,悠闲的环境和轻松的心情,有一种松散的、随笔式的言说与之适应.言说者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入兴贵闲的心态促成古代文论言说方式的诗性和鲜活.当然也有立志高远者,独立著述,欲成一家之言,自然形成相对严谨、自成体系的言说.     

中国古代文论的叙事性言说

以文学性言说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古代文论,常常采用“叙事”的话语方式,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文论所特有的叙事传统。本文初探这一传统的体式体貌及其文化根源,进而揭示这一传统的理论内蕴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诗性文论的灵之舞

“每闻少年能读西人诗，惊服其长篇巨制，辄谓中国诗不足观。”（熊十力语）近代以降，在西方势力的威逼示范之下，华夏本土文化与泱泱之风，花果飘零。其实，又何独中国诗的遭遇如此!由此上溯中国文论以至中国文化，哪一样又能置身事外？有鉴于此，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部分学人力倡“中国本位文化”。时光滔滔，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文论思维方式的民族根性何在？如何与西方文论平等对话并为新世纪中国文论开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和运思方式。为此，本刊特邀三位学者来谈这个问题，以飨读者。     

中国文论的诗性资质及其成因

印度诗哲泰戈尔高度赞赏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中国文论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显现了浓郁的诗性资质。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特点,首先是因为现实生活中较多理性的束缚而造成华夏民族表现型艺术繁荣;其次是由于古代文论家大多同时致力于创作与欣赏,从事理论研究与批评文字的写作是其文学活动的延伸;并且,这些文论家的旨趣普遍地集中于在有限中达到无限,因而形成了无数"小灯"点燃"大灯"的美丽景观。今天,我们对这一传统不能只是贬抑其消极的一面,更应该光大其积极的因素。     

中国诗性文论的灵之舞

被视为中国文论"开山的纲领"的"诗言志"出自<尚书·尧典>,谈及这一段经典的文字,一般的论者重视的是"(舜)帝日"而非"夔曰".     

言说的魅力和奥秘——评李建中《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研究》

07年金秋是李建中教授的丰收之季,他的两本学术著作——《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和《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研究》相继问世。前者作为当代大学名师讲课实录,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出版后备受欢迎;后者是他所主持的同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这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创新价值和理论探索意义的选题,这个选题前前后后做了十年,真正是十年磨一剑,辛苦不寻常。著作问世后我一睹为快,文字的芬芳沁人心脾,思想的魅力益人心智,如此酣畅淋漓的阅读之旅,成为这个严寒冬季里最温暖的记忆。     

《周易》与中国文论的诗性之源

易有太极,始生两仪。幽赞神明之易象及元气浑一之太极,既为人文之元,也是中国文化的诗性之源。因此只有回到《周易》,才能真正寻到中国诗性文论的文化之根。诗性文论与《周易》的血脉相承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诗性文论的本体之“道”,源于易之“太极”的自然本元性和原始混沌性;二是诗性文论的思维之“方”,源于易由两仪、四象而太极的整体、直觉和象征性体认;三是诗性文论的言说之“法”,源于易说太极的诗画相谐、言象互济。     

试论《乐论》诗性言说的特点

《乐论》是藏族古代的音乐理论著作,它以诗歌的形式,广泛地运用形象和比喻的手法,阐述音乐理论思想,具有诗性的特点,体现了诗性智慧与形象思维的方法.这种形象思维方式是古代藏族独特的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和宗教哲学影响的结果.     

汉语批评之诗性言说及其美学渊源

一 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是一种诗性言说,明显地异质于西方诗学话语.这表现在其言说的高弹性和其句法的自由性两个方面.传统文学批评重意会、重气韵、重兴象,具有极强的人文化和风格化的色彩.     

向古人学习言说的方式——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为例

学习古人的言说方式关键不在于学得几个词语或提法,而在于学习古人的运思方式.中国古人所建构的世界是一种"美学秩序",而非"逻辑秩序",所运用的是"关联性思维",而非西方意义上的"逻辑思维".这种运思方式在古代诗文理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古代文论对那种微妙难测的诗文风格、审美特征、诗文作品中包含的某种意绪、情状的有效把握与传达为我们今日的文学批评理论言说提供了学习的范本.     

从刘勰到叶燮：中国文论的体系性追求与诗性化品格

中国古代文论通常以一种感悟式、形象化的方式表达文学理论问题,从而给人留下了缺乏或缺少体系性的印象。而刘勰和叶燮却要“立家”“成一家之言”,建构宏大的理论体系,《文心雕龙》和《原诗》也都“体大而思精”。但《文心雕龙》和《原诗》都生长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中国古代诗意化、抒情化、形象化的文化特征也影响着刘勰和叶燮。尽管《文心雕龙》和《原诗》建构起了完整的理论框架,但同时采用了骈体化、诗意化的表达方式,从而形成了体系性追求与诗性化品格的二重性。这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体系性,一种具有诗意性或者说用诗性语言表达的体系性,是不同于西方观念的体系性。     

解构主义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

解构主义文论通过颠覆语言的单义性、确定性,来消解传统美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形而上学所确定的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从而认定审美和艺术是没有确定的所谓"本质",它们的语言符号形式--文本也是不可能有确定的意义的,因此形成了意义异延论.解构美学的这种观点,彻底摧毁了旧形而上学传统美学的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开放了审美和艺术的存在、构成和意义,从而形成了动态、开放的立体构架.但是,由于解构美学是脱离人类的社会实践来谈论语言、修辞本身,所以它必然割裂了实践中事物及其意义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辩证关系,从而走向了绝对不确定性的泥淖而不能自拔.在建构中国当代文论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解构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动态和开放地建构文论体系,另一方面也应该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握文本意义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法,综合中国传统文论,建构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实践的文本意义论.     

接受美学的文论与当代中国文论建设

接受美学的文论突出了审美和艺术的接受这一维度,提出了读者接受论、阅读现象学、审美经验论,对于西方文论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但是,它片面地强调了读者接受和消费的一面,忽视了文学艺术的创造者和生产的一面,因而也陷入了片面性之中。我们在建构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的过程中,应该充分注意文学艺术的生产和消费的辩证关系,建构起文学话语实践论。     

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当代中国文论的建构

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是在西方近现代文论和思潮影响下发展生成的。在纷繁众多的西方思想和流派中,中国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导地位,这有着深刻的历史内在原因。而市场经济所伴随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必然使当代中国文论的建构具有更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更阔大的全球意识,同时也为我们建构有中国特色当代文论提供了新的契机。     

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化

在＂失语＂遮蔽了中国文论话语,中华文化严重＂西化＂的危机时刻,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当代文论的重要任务。本文就如何体认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异质性,如何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重塑中国文论的学术主体性、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以及如何建设具有中国文化精神同时又吸收作为全人类文化成就的新型话语系统进行思考和探讨。     

新时期古代文论研究与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诉求

中国百年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古代文论研究纳入了中国文论现代性诉求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衍生出“失语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古为今用”和“中西对话”等重要的学术命题;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中国化”、“本土化”、“民族化”与“西方化”以及“现代性”与“传统性”等概念成为高频率出现的学术行话.立足于中国文化语境与文艺实践的现状,从古代文论、西方当代文论和马列文论三种话语资源的张力中通过中西古今的对话融通,寻求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支点与趋向.     

论少数民族文论对中国文论现代转换的意义

长期以来,少数民族文论研究一直是中国文论研究的薄弱环节。但,作为中国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论能整合古代文论,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及世界性胸怀,实现多民族、古今、中外的三重对话,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设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进、吸收与话语建构是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文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与研究主要历经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性引进;20世纪90年代,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处于从文艺社会学到文化研究的转变;21世纪以来,学界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展开批判性反思。     

中国文论被忽视的谱系性

近代以来,西风东渐,比较诗学视阈的中国文论因缺乏西方文论建构所具有的体系性与明晰性而遭到贬值对待。究其原因,与同时盛行的西方中心论有关。学界忽视了一个基本史实,即意音文字汉字及其书写立象尽意、依经立义、比物连类的话语模式赋予中国文论另类于拼音文字及其书写意义假设、归纳演绎、描绘叙述的话语模式的西方文论的谱系性,由此形成了另类于西方文化形象话语体系的意象话语谱系,进而成为中国文论纲领。中国文论谱系性的被忽视会导致对中国文论整体把握与个案解读的偏差,乃至中国文论现代转换的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