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评价王茂阴的货币理论——与叶世昌同志再商榷

我阅读了叶世昌同志的文章《王茂荫在货币理论史上的地位》(《人文杂志》1986年第1期),考虑了在文章中对我的《王茂荫货币理论述评》文章提出的意见。他批评我“在评述王茂荫的的货币理论时,没有联系中国古代货币理论的成就”。这个意见符合我那篇文章的实际,我向叶世昌同志表示感谢。但是对他的答辩,以及他关于王茂荫的货币理论在中国货币理论史上的地位的某些意见,我觉得缺乏说服力。因此我向叶世昌同志再提出几点商榷的意见。     

王茂荫及其货币理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我国清代理财官王茂荫,这已为不少人所知晓。然而,王茂荫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货币理论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什么?马克思当年是怎么知道他的事迹的?这并不是很多人都了解的。笔者系王茂荫故乡人,这里仅根据近几年来所搜集的资料(特别是王茂荫后裔所提供的原始资料),对以上三个问题,作以探研。     

王茂荫货币理论在中国货币理论史上的地位——答王毅同志

王毅同志的《王茂荫货币理论述评》(《人文杂志》1984年第6期),对拙著《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下册中关于王茂荫货币理论的评价提出两条商榷意见。我认真阅读了王文,觉得所提的两条意见都难以成立,为了分清理论上的是非,有必要作一答辩。又考虑到王毅同志在评述王茂荫的货币理论时,没有联系中国古代货币理论的成就,把不属于王茂荫首创的货币理论当作了王茂荫的创见,既拔高了对王茂荫的评价,又贬低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在货币理论上所取得的成就。因此,本文想从同王茂荫货币理论有关的先行资料说起,以有助于更恰当地评述王茂荫的货币理论。     

王茂荫及其货币理论

在晚清历史人物中,茂荫的货币理论可谓独树一帜,没有人得到过象他那样的殊荣。他的货币主张及其施行结果,不仅受到了当时正在从事资本研究的马克思的关注,被编入《资本论》第1卷第1篇第3章第83号注脚,而且牵动过后世诸多史学大师的研究精力。郭沫若为写作《资本论中的王茂荫》,很花过一番“考证的功夫”。吴晗也有专论——《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币制改革》,进行探讨。然而,王茂荫的结局又是悲剧性的。这位为     

论货币需要量及其确定方法——与周骏、赵自明等同志商榷

马克思所揭示的货币流通规律的著名公式,不仅揭露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流通内在的深刻的矛盾,而且对于组织与调节社会主义货币流通、确定流通中的货币需要量,具有原则性的意义。本文试图研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根据马克思关于货币流通规律公式的基本原理,来确定流通中的货币需要量。关于这个问题,看到了周骏、喻瑞群和赵自明同志的三篇文章①,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周骏和喻瑞祥同志都主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货币流通规律公式只应该包括商品流转,不应该包括其它因素,而且论据也相仿佛。他     

论审美中介——兼与劳承万、胡经之等同志商榷

审美中介概念是近年来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近几年来在美感问题研究上的专著和文章,对审美中介的理解,主要有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略论生产力的性质——兼与孙叔平等同志商榷

生产力是人们生产物质资料的、改造自然的能力,它是劳动者、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的有机的具体的结合。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不仅标志着人类社会控制和征服自然界的程度,而且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借以建立和发展的必要物质前提。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是以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来区别的。社会生产方式又是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力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各个社会形态的共有规律。因而,考察生产力的性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目前我国经济学界对于什么是生产力的性质、什么决定生产力的性质等问题,还有着一些不同的看法,本文打算就这方面的问题作一些探讨。不当之处,请同志们指教。     

目前的市场供需与货币运动——兼与项裕太同志商榷

一引人注目的矛盾现象在我国市场紧张局面日趋缓和、商品供应日益丰富的情况下,出现了令人注目的两个矛盾现象:一是零售物价基本稳定,略有上升,而人民收入普遍增长,这种情况按理说是有利于商品销售的,可是市场上不少消费品却滞销积压,卖不出去;二是我国人民消费水平近几年虽有很大提高,但较之经济发达国家说来仍然很低,而我国城乡居民的银行储蓄和手存现金却以远比商品零售额快得多的速度增长,商品库存则大幅度增加。对这种矛盾的现象应作何解释呢?也就是说,对我国市场供需的总形势应如何估计呢?一种意见认为,虽然某些产品出现了滞销积压现象,但从总体来看,不能说是生产过剩了,     

劳务价值论不科学——兼与王慎之同志等商榷

最近不少同志提出了劳务价值论,说它是劳动价值论的必要补充。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为了单纯地研究问题,需要作两项假定。第一、现在在服务业的名目下有一些物质资料生产部门,例如,建筑业、运输业、通讯等等,这些部门的劳动当然创造价值,无须讨论。要讨论的是教育、科学、医疗、体育和娱乐等等服务,是否能创造价值。第二、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资本的各种具体形式都在进行增殖运动,生产     

论李秀成的投降——兼与钟文典等同志商榷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杰出的领袖之一,他从圣兵到统帅,出生入死,身经百战,为太平天国革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但是,李秀成也犯下了不可原谅的奇耻大错,曾经向敌人投降。因此,史学界对他的评价历来就有争论,争论的焦点,当然不是他的功绩,而是他的投降问题。史学界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投降,一种称之为乞降。看来乞降比投降的罪错要来得轻些,因为乞降好象还没有“降”,而投降则是已经降了。但不管怎样,问题的实质还是一个降字。从李秀成在自述中的表现来看,应该是属于投降,说是乞降的人,可能是对李秀成有所偏爱。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我们不应为勇者讳。     

试论美学的对象与范围——兼与李泽厚等同志商榷

美学究竟是以美、以艺术还是以美感为对象,这是长期争而不休的老问题。本文在总结我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探讨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且和李泽厚同志就这个问题进行商榷。     

纸币、信用货币及其他——再与李崇淮同志商榷

我在《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发表了一篇《黄金并没有退出货币的历史舞台》的论文,就黄金与货币的关系问题,与李崇淮同志进行商榷.以后,李崇淮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又发表了《就当前货币形式答谭寿清同志》,同时在《江汉论坛》1984年第7期上,发表了《联系实际研究和运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一文,提出了一些意见.其中,我认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三个:1.纸币能否直接代表商品价值?2.马克思关于信用货币理论的内容是什么?信用货币能不能摆脱"货币由一种特殊商品来充当的形式"?     

宋代海外贸易的官方经营问题——兼与蔡美彪、朱瑞熙等同志商榷

近年来,在我国海外贸易史的研究工作中,对宋代海外贸易的经营方式,认识颇不一致。有人认为:“在宋代,官府不搞对外贸易,设置市舶司主要是为了对进口物品抽税。海外贸易全属私人经营。”蔡美彪、朱瑞熙等五同志撰著的《中国通史》第五册,则认为:“北宋与海外诸国的贸易往来,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以‘朝贡’、‘回赐’为名,由北宋和外国贡使进行官方交易。所谓‘贡’‘赐’的货物,即可免交商税。另一种方式,是大量的民间来往,北宋在主要港口设市舶司管辖。”此外,尚有一些史学工作者持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如有的说:“当时所谓朝贡,也就是国际贸易。”还有的说:“朝贡的实质是贸易,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凡此种种,和《通史》观点相类似,实质是完全一致的。据此,正确阐明宋代海外贸易中官方经营方式的有关问题,诸如官府搞不搞海外贸易,官方经营和民间经营的关系如何,以及“朝贡”“回赐”是否就是官方交易等等,对研究宋代海外贸易是很有必要的。本文拟就此提出一点敷浅的看法,和蔡、朱等同志商榷。     

试论敦煌学及其研究对象——兼与林家平等同志商榷

自1900年敦煌遗书发现以后,我国学者即开始了敦煌学的研究.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敦煌学研究更加活跃:开展了各种学术活动;组建了许多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创办了一些敦煌学研究的专门刊物。但是,如果细细回顾一下我们所走过的路,大致浏览一下我们的研究成果,就会发现我们的缺点和不足,特别是对敦煌学理论研究的轻视。这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问题.一近年来,研究敦煌学的论著很多,并召开了几次国际或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但对何谓敦煌学?敦煌学的概念、对象、范围、特点、历史等有关理论方面的研究却很少,而都侧重于对单篇遗书、石窟考古、壁画的研究。据我编写《敦煌学论著目录》①及以后的统计,在所发表的全部敦煌学论文中,关于敦煌学理论方面的文章很少,只有百分之一左右。1979年10月2—4日,在由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和高等实验学院第四系组成的第四三八联合研究组(即敦煌文献研究组)的倡导下,在巴黎召开了有世界各国学者     

也谈“月亮问题”——兼与李振伦等同志商榷

“月亮问题”是量子力学研究中提出的一个尖锐问题,涉及到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此,《哲学研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许多学者发表了很好的见解,给人以教益。但是,笔者认为其中也有些观点值得商榷,故提出来讨论。     

幽默漫议——兼与徐侗同志商榷

<正> 自瓦特令蒸气推动历史的车轮,伽利略用望远镜开阔人类眼界之后,“上帝”贬值,“幽默”看涨。诗人以幽默显其达观、机敏,哲人以幽默见其深刻、犀利,就连商贾也看重幽默在经商中的作用。 幽默在中国真正掀起大潮。实是近几年的事。王蒙、陆文夫、高晓声、邓友梅、张洁、冯骥才诸人的幽默,千姿百态,各具神采;连史诗大匠姚雪垠在严肃的笔触中也时     

试论第四产业——兼与沈峻坡同志商榷

在当今信息时代里,信息产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显示出来.为此,沈峻坡同志提出将信息业、咨询业从第三产业中分离出来,组成第四产业.笔者认为,如今,建立并发展第四产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一观点的提出,适应时代的潮流,无疑具有一定价值.但是,该文将第四产业仍归为服务性产业,而第四产业即知识产业,并将教育部门也列入第四产业,以及知识创造价值等观点,值到商榷.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理解——兼与耿兆林同志商榷

读了耿兆林同志的《论新时期毛泽东领导思想的新发展》(载甘肃《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以下称为“耿文”)一文深受启发,但对其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论述不敢苟同,今提出来求教于耿老师及同志们。     

再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范畴——兼与邹永图等同志再商榷

政法制度、设施是属于社会意识范畴,还是属于社会存在范畴?这个问题历来存在不同的看法。过去的一些哲学教材,往往把它划入社会意识的范畴。现在有的同志又把它们划入社会存在的范畴。邹永图同志就是持这种看法的。(《对“社会存在”范畴的一些理解》,《学术研究》1980年第5期;《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范畴初探》,《哲学研究》1981年第10期,以下简称《初探》;《对“社会存在”范畴的再理解》,《学术研究》1981年第5期,以下简称《再理解》)但我不赞成把政法制度看成社会存在,仍觉得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我认为,要弄清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好以下三个关系:     

关于陈宦若干问题的历史考实——兼与彭勃等同志商榷

许多可靠的史料表明:陈宦没有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没有担任过云南讲武堂堂长和新军云南第十九镇统制;晚年未做汉奸,也非1943年逝世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