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之于政治稳定的双向效应:“馅饼”与“陷阱”

经济增长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政治稳定,但是经济增长并不必然促成政治稳定,它们之间也并非完全同向运行。实际上,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是两个独立目标。经济增长过程出现的伴生物,时刻侵蚀着经济增长孕育的稳定基因。因此,经济增长对于政治稳定而言,其功能就表现出双向效应:它既可能成为政治稳定的馅饼,也可能成为政治稳定的陷阱。而经济增长通向政治稳定的必由之路是做到尽可能利用经济增长的正效应,而克服其负效应。     

质疑与反思：“重回金本位”和“无海图航海”

金本位制成为束缚经济繁荣稳定的＂紧身衣＂,而在＂无海图航海＂中金融危机事件又接连不断。因此,既不能＂重回金本位＂,又不要继续＂无海图航海＂。为了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的安全稳定,需要建立平稳运行的汇率制度。创建国际规则约束泛滥成灾的美元,是汇率制度平稳运行的基本前提;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是国际信用机制运行的主要手段。     

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虹吸效应”分析

区域一体化进程会产生＂虹吸效应＂,认为其动因在于总部经济效应的出现、区域一体化进程对先进与落后地区的影响存在差异。须正确认识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虹吸效应＂,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努力减缓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虹吸效应＂,消除区域一体化的行政手段限制,加大各级政府对区域一体化的支持力度,加快区域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建设。     

关于“普世价值”的追问和思考

近几年,中国一些学者提出和宣扬所谓＂普世价值＂,是一个有特定含义和企图的思想陷阱。从其本质看,所谓＂普世价值＂就是把西方的特别是美国意识形态中的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中性化、普遍化、神圣化、绝对化为一种超阶级、超时代、超越历史条件的＂普世价值＂,企图用以误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即企图以这种＂普世价值＂作为＂价值尺度＂、作为＂政治准则＂,来＂设计＂中国的＂基本制度＂,通过曲解中国正在进行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公开主张中国从经济、政治、文化上实现所谓＂价值回归＂、＂融入人类文明主流＂,也就是要＂西化＂和＂分化＂中国,实行私有化和＂全盘西化＂的附庸资本主义制度。论文在深入分析了＂普世价值＂的久远历史根源和现实政治背景,以及思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与剥削阶级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区别的基础上,从学理上揭示和论证了＂普世价值＂的片面性和荒谬性。     

“中性”货币政策为经济增长“保驾护航”

通过货币政策为经济增长＂冲锋陷阵＂的国际、国内的实践考察,认为货币政策不应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主张放弃＂货币政策无所不能＂的思想,实施＂中性＂货币政策,通过稳定物价、减少宏观经济波动,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可预期的、稳定的货币环境,平滑经济过程,从而为经济增长＂保驾护航＂。     

纯粹经济范畴内的“阶级”界定——基于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的考察

马克思对＂阶级＂有多种用法,但并未对＂阶级＂下过明确定义。通过文本考察可以发现,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阶级实质上是一个经济范畴,是特定生产关系和物质利益的主体与承担者,是在特定经济结构中处于特定地位的人群共同体。＂阶级＂区别于＂等级＂,阶级是一个经济—社会概念,而等级是一个政治—社会概念,等级是阶级的前史。＂阶级＂也区别于＂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阶级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范畴,而阶级意识是标志阶级随着生产发展而趋于成熟的程度,阶级斗争则主要指根本利益对立的对抗,包含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理论斗争等。所以阶级不是一个政治或意识形态的范畴。     

求解“民工荒”

一个拥有1.5亿富余农民、被称为世界制造工厂的国家,＂民工荒＂却连年成为春节后的热点话题。不仅在传统的民工输入地——珠三角和长三角出现了＂民工荒＂,在传统的民工输出地——四川、重庆、河南、湖北、安徽等地也出现了＂招工难＂。＂民工荒＂,是真＂荒＂还是假＂荒＂？是局部现象还是普遍现象？它的背后,中国经济正在悄然发生怎样的深刻变化？     

与群众“面对面”,更需要“心贴心

一则《共和国总理首次与来京上访群众面对面交流》的报道无疑是这个寒冷春节前送给民众的最大＂温暖＂。有了总理的＂示范＂,各级领导可能也会效仿总理与群众＂面对面＂,但更应学会和群众＂心贴心＂!所谓＂心贴心＂,     

“乃父”究竟是谁的父亲

＂乃父＂究竟是指谁的父亲,看似简单,其实是相当复杂的,需要依据具体的语境和上下文来确定。它既可能是指＂你（们）的父亲＂,也可能是指＂他（们）的父亲＂或＂她（们）的父亲＂,还有可能是指＂我（们）的父亲＂。因为＂乃＂作人称代词时,是灵活多变的,可以用作第一人称代词,也可以用作第二人称代词,还可以用作第三人称代词。而＂乃＂作第一人称代词和第三人称代词的用法,常常被忽略。     

重阳节话“养老”

重阳节,也被称为＂老人节＂,中华民族自古崇尚＂孝＂,在重阳节祭祖和开展敬老活动已成为习俗。能够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老有所养＂、＂老有所尊＂,也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在我国,短短几十年的改革发展,我们正在面临一个＂未富先老＂的局面,如何让每一位老年人都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已成为焦点。     

政府转型、政治治理与经济增长： 中国的经验

本文从中国现实的经济实践出发,探讨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成功经验。本文认为,政府转型、政治治理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联。就前者而言,由于中国政府加速了党和干部队伍的人力资本的更新速度,遂使中国较好地实现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转型;就后者而言,在保持政治体制不变的前提下,通过采用一种灵活可塑的政治治理模式,遂使市场制度、法律体系等制度不完善的局面获得了一定弥补。而这两者都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本文还认为,中国今后政治治理的重心需要更多地朝着解决利益冲突的决策方面转移。     

中国环境污染的政治经济分析

经济增长会带来环境污染,但不同经济增长方式对环境的影响是不同的,而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由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决定的。以城乡分割的社会结构、关系型社会结构、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的政治结构为框架,对环境污染进行了政治经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分割的社会结构导致了有利于城市居民而不利于农村居民的环境政策;在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下,锦标赛竞争激励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在关系型治理下,环境执法不严,公众参与程度不高。从城乡收入差距、政治体制、关系型治理三个方面提出了提高环境质量的建议。     

决定俄罗斯2012年后经济前景的两个关键因素:社会政治改革与经济现代化模式

2012年大选后的权力结构将成为俄罗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其中,大选后俄罗斯社会政治改革与社会稳定以及经济现代化的模式选择是决定俄罗斯经济前景的两个关键变量。但是,2012大选后的俄罗斯社会政治形势存在着潜在的不确定性,"外生的"经济现代化模式前景不容乐观。因此,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模式将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其未来经济发展前景仍将主要受能源价格等传统因素的影响,而经济现代化的积极影响仍有待观察。     

当前宗教活动的复苏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稳定的消极影响分析

宗教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既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又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它不仅属于人们的思想信仰问题,又是社会政治问题。宗教活动的长期性、群众性、复杂性决定其对社会政治稳定与发展作用的多面性。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时代特别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较之宗教对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而言,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以及社会政治稳定带来的消极影响则更为严重。      

优化政治心理保持西部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稳定

指出民族政治心理是影响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稳定极其重要的因素,为了维护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必须认识到消极民族政治心理的表现及其产生和依存的土壤,采取相关的对策,优化民族政治心理。     

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动员效应与社会风险：国际经验与中国策略

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社会及其成员的全面变化,这些变化同时构成了一个社会动员的过程,并且伴随一定的政治风险和社会危机。通过对国际经验的比较分析,中国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需采取必要的经济手段和政治策略控制动员的速度与幅度,继续保持渐进的社会政治改革步伐。     

WTO对中国发展的深层影响

人们较多关注的是"入世"经济方面的变化。然而,WTO的某些深层影响可能对我国今后几十年的发展更具重要作用,它对于经济全球化、政治现代化、学习化社会的构建和文化的多元化、中产阶级的成长和社会的稳定发展等都有着显著的意义。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基本特征的方法论视角

从经济学方法论角度看,近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有其深刻的、独特的基本特征,不能简单地应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及增长方式问题,因为基本特征的不同取决于基本假设条件的不同。从中国经济增长数量的角度看,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生产力结构、科学进步机制、历史传统和经济基础等,都具有十分鲜明的特征,从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因此,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的原则和规范,但不能简单地接受西方经济学的有关基本假设条件。     

新加坡威权体制的构建与社会发展成本的降低

新加坡的经济腾飞和持续高速发展是人民行动党所建立的威权体制推动的结果。人民行动党建立的威权体制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政治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行动党依靠威权体制协调经济发展,搞好战略规划,有效地配置了资源,培育了广阔的国际市场,使新加坡具有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这是一种具有刚性调控能力的“低参与高投入”的发展模式,运用强大的国家机器与政治资源动员能力,以刚性方式来排除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政治动荡与危机。这种威权政治模式有助于新加坡这个多种族、多宗教、多元文化的后发展国家应对各种复杂矛盾,有助于在秩序稳定状态下完成其现代化进程,降低社会发展的成本。     

政府绩效的成本--效益分析

成本-效益分析是建立在对成本与效益的比较之上的.政府的绩效成本包括政治成本、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和机会成本四部分,政府的效益则体现在对经济增长、政治稳定以及社会进步的贡献之上.政府绩效成本-效益分析模型的建构是以成本效益比率法为基础的,并且我们在建构模型之后,可以以此为基础对济南市政府的绩效进行了成本-效益的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