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哲学的独创性实质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了一些研究马克思哲学的文章，1995年第6期发表的俞吾金教授的《论两种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一文，通过释义“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涵义来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和本真精神。俞文讨论了马克思哲学的许多重大问题，提高了讨论的层次，把研究的深度向前推进了一步。读后很受启发。我们同意俞文总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划时代的哲学创造之所在，马克思并没创立过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任何其它的哲学。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哲学”。俞文的这些论述加深了我们对马克…     

文艺理论与批评的迷误——兼评《论丙崽》

此文由刘再复的《论丙崽》一文所引发,对他所评论的人物丙崽“精神特征”概括为“二值判断”提出了异议,并对文艺主体性理论中的弱点进行了分析。     

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哲学基础

近年来,随着文学方法的更新、观念的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哲学基础问题越来越突出了。陈涌同志在与刘再复同志商榷的文章《文艺学方法论》中,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方法论,只能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我们考察全部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考察全部意识形态问题的方法论的基础,因     

“八面受敌”法的来由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有这样几句话:“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文以人传,在约定俗成的语言规律中,这所谓“八面受敌”法,便成了一个分门别类地研究问题的方法的概念。现在有的学者甚至作了这样发挥:“这种分类读书法,分类研究法,也即专题读书法,专题研究法,苏东坡把它称之为“八面受敌”法,曾经受到毛主席的注意和称赞。……毛主席的这个称赞,对于我们是一个很深刻的启发,而对于苏东坡则无疑是一个十分难得的荣誉。”(顾其中:《苏东坡》第103页) 考“八面受敌”一语出自苏东坡《又答王庠书》文中。所谓“八面受敌”法,说是毛泽东同志     

再谈价值规律——兼与董玉魁同志商榷

董玉魁同志《试谈价值规律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载《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2期)提出了不少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但其中有一些观点,我还不敢率尔同意。关于价值规律的广义与狭义问题董玉魁同志首先把价值规律区分为广义的价值规律和狭义的价值规律两种。然后认定,我的观点属于狭义的价值规律,孙冶方同志的观点则是广义的价值规律。接着说:“狭义的价值规律,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广义的价值规律,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孙冶方同志的主张社否确属董文所说的广义价值规律,我且不做评论;但对于我自己的观点,我则可以明确地声明,它断乎不是董文所说的那种狭义的价值规律。我在《也谈价值规律》一文(见《光明日报》1978年11月25日)中是这样讲的:“价     

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讨论情况简介

最近,我国学术界开展了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这个问题的讨论,是由《光明日报》五月二十九日登载的艾恒武、林青山两同志合写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引起的。《光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北京日报》、《哲学研究》、《新建设》等报刊先后发表了讨论文章。七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的《学术研究》,发表了王中、郭佩衡两同志合写的《就“合二而一”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的文章,对“合二而一”的观点提出了反驳。这一讨论正在进一步开展。现将有关文章的论点简介于后,以供大家参考。     

《中国民间秘密语》出版

《中国民间秘密语》一书,最近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该书作者曲彦斌同志,是新兴人文科学“民俗语言学”理论的提出者,有《民俗语言学》、《副语言习俗》、《中华民族数文化》、《中国俗语学史》等十余种专著,主编有《中国民间语言文化丛书》、《雅俗百科丛书》、《中国民间秘密社会百态丛书》、《俗语典故》等学术书籍。     

《时间与叙述》述评

如所预料,《时间与叙述》是关于解释学的。更确切而言,利科试图描绘出“一套行为方式,作品借助它能超越晦涩深奥的生活、行为和感受,而读者从作者那里接受它并因而改变自身的行为”。在此“改变”一词是关键。在《隐喻的规则》一书中,利科认为,隐喻改变了我们观祭世界的方式;同样,他在此三部曲中提出,叙述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体验。这一改变的力量把读者的世界与文本的世界融合在一起。其产生与诗性的语言(事实上是所有叙述)相关联;其源于我们的现实存在。在《隐喻的规则》中,     

《太平天国词语与避讳研究》序

《太平天国词语与避讳研究》是史式、吴良祚两位同志新的科研成果,史式同志撰写《太平天国词语研究》,吴良祚同志撰写《太平天国避讳研究》。研究太平天国的语言文字不是一件易事。十年前我给史式同志所撰《太平天国词语汇释》写的序就说过:“要了解太平天国词语不是一件易事,曾有一位研究过的人说是与甲骨文有同样的困难。这话虽然夸大了,但却说明的确不是一件易事。”近来又听说“史学界也有人认为研究太平天国的语言文字是蚂蚁啃骨头,费力多而收获小。”但是,这两位作者却长期埋头于这种不起眼的工作,乐此不疲。史式同志在十年前就撰成了四十余万字的《太平天国词语汇释》一书;吴良祚同志十多年来发表了数十篇很有学术价值的有关太平天国词语     

“纪元”与“开篇”——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语言学分析

“诗的白话化”导致了诗体的解放 ,也导致了诗歌在精神内涵上的实质性变革 ,《关不住了》正是在现代白话的语言形式和思想方式两个方面确定了新诗的基本原则从而具有“纪元”性。《狂人日记》是在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意义上的第一篇中国现代小说 ,它的“开篇”性在于它确立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现代白话”与“现代思想”这两大原则。《祝福》的悲剧意义和现代性是通过新语言体系进行新的言说和表述而表现出来的     

“艺术与语言统一说”的内在矛盾

自克罗齐提出艺术与语言的统一说以来,关于艺术与语言之关系的论述,就不再仅以片言只语的形式出现于美学论著中了。他的美学代表作,其书名就是:《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在其第一部分《美学原理》中,他主张艺术的科学与语言的科学、美学与语言学是一回事而不是两回事,“世间并没有一门特别的语言学。人们所孳孳寻求的语言的科学,普通语言学,就它的内容可化为哲学而言,其实就是美学。任何人研究普通语言学,或哲学的语言学,也就是研究美学的问题;研究美学的问题,也就是研究普通语言学。语言的哲学就是艺术的哲学。”①对于这个问题,朱光潜先生曾评论指出:“至于艺术与语言的统一说则是他首次提出来的,对于语言学与美学都有深刻的意义;不过关于这方面,我们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②     

试论西周农业生产者的奴隶身份

《诗经》早期诗篇《载芟》云:“千隅其耘,徂隰徂畛”。《噫嘻》曰“亦服尔耕,十千为耦”。上两条史料说明西周农业是采用大规模集体耕作的。对于西周的这种集体耕作,西周封建论者一言以蔽之曰:这是农奴以劳动地租形式为封建主劳作。但依据《诗经》中《七月》和《国语》、《周礼》等史料来剖析,西周社会中的农业生产者的身份应为奴隶,而不是农奴。本文试析之。一、农人的服装来源于主人的供给。《七月》篇中两用“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的诗句,但对于“授衣”的对象,诗未言明。《毛传》、《郑笺》亦均无训释。《毛传》仅含糊而言:“九月霜始降妇功成可以授冬衣矣”。有些同志据此把“九月授衣”说成是农妇八月织成衣服。“九月里把做成的衣裳授给主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们认为,授衣的对象只能是农人。第一,从社会地位不同的人们之间交付物品的称谓有严格区別的社会习惯来看。由于西     

鲁迅是怎样解剖社会和批评社会的——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

鲁迅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为改革社会,他毕生作了不倦的探索、思考和奋斗。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对于造成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的旧的社会制度,他始终不渝地予以揭露、剖析,“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尤其是他写的自称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两地书·一七》)的杂文,更是掷向旧社会的匕首和投枪。瞿秋白同志说得好:“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哲学与哲学观焦虑

新的世纪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转换 ,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正在使我们的传统生存方式、传统价值体系、传统文化体系、传统的经济运作方式发生深刻的变化。哲学作为这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自觉体现 ,它的观念、主题、形态、范式、维度、视野也在发生深刻的转变。关注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变革 ,对于人们更好地把握时代的变幻所带来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改变 ,重建人的内在世界、重建终极关怀之维度 ,为现代化的“游牧民族”寻找新的精神家园 ,对于新世纪哲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关注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 (笔谈 )”是继《求是学刊》开设的“世纪之交的哲学自我批判——— 2 0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重大问题检讨”(10组笔谈 )之后的又一哲学重点专栏。哲学观的问题是哲学中的根本问题 ,它关涉到哲学基本理论 ,即哲学的定位、哲学的自我理解、哲学的研究对象、哲学的研究范式、哲学的形态和功能等。因此 ,本期以“关注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 :当代哲学观变革笔谈”为题 ,邀请贺来、邹诗鹏、李文阁、聂锦芳、张立波、马天俊、陈树林等博士开始这一专题的讨论。我们希望《求是学刊》新老作者踊跃为此栏目设计、组织、撰写具有创见性的笔谈专题和文章     

再论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与董楚平同志再商榷

拙稿《关于平均主义与封建主义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问题》,对董楚平同志《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以下简称《功过》)一文的某些观点提出过商榷意见。后来,董楚平同志发表了《再谈平均主义的几个问题》(以下简称《再谈》)一文作为答复。但是再三细读,我仍然认为董楚平同志的观点不能令人信服,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一拙稿指出,董楚平同志在《功过》一文中有关农民平均主义思想的论述,存在着“实际上把它全盘加以否定”的弊病。《再谈》认为这是“言之过甚”。不错,《功过》一文确有一些抽象肯定平均主义的词句,说它是“农民在酝酿革命时的思想酵母”,“在农民战争的准     

也谈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

在关于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中,引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历史唯物主义以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什么?薛德震同志在他的《解放的哲学和哲学的解放》(载一九八一年第三期《学习与探索》,以下简称《解放》)中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整块钢铁,“首先是从锤炼历史唯物主义这块胚胎开始的;而这块胚胎的核心恰恰就是关于人的本质及其解放问题。”“‘人’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也是它的目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主题”。对于这种观点,我们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就教于薛德震同志。     

“刘郎”辨

唐人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首句云:“茂陵刘郎秋风客”,诗中“刘郎”,指汉武帝刘彻。对此,清人王琦在为《李长吉歌诗》作注时指责李贺说;“以古之帝王而渺称之曰刘郎,又日秋风客,亦是长吉欠理处。”现在有些同志对此则加以赞誉,如藏克家同志在谈到李贺为人富有正义感时举例说:“对于汉武帝这样一个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他竟直呼‘刘郎’加以叽嘲。”(《韩愈登门访李贺》,《中国青年报》1980年7月5日)还有的同志说:“李贺对这个历史上曾叱咤一世的汉武帝直呼‘刘郎’,又称他为‘秋风客’,这种大胆的反传统精神,在封建文人中是罕见的。”(《李贺诗五首浅释》,见上海师大编《语文学习》1978年第4期)同是一个“刘郎”,古今论者对李贺的褒贬迥然不同,这里牵涉到对“郎”字的理解问题。据笔     

对《择偶怪论》的一点思考——与杜幼德同志商榷

《社会》杂志1988年第9期发表了杜幼德同志的文章——《择偶怪论》。初读该文,不免有耳目一新之感,应该说,作者的用意固然是无可非议的,但笔者以为对文中说明观点的某些事例应仔细推敲一番。在“‘脚踩两只船’太少”这则中,作者写道:“有的女子宁肯冒杀身之祸、害死本夫,与另一男子胡来;也有的男子杀害原配妻子,和另一女子鬼混……当初他们若能广泛择偶,把婚配方案改变一下,岂不是各得其所,如鱼得水,夫唱妇随,如胶似漆?”     

关于平均主义与封建主义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问题——与董楚平同志商榷

董楚平同志的《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一文(载《历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一期),对平均主义与封建主义在旧式农民战争中的作用问题,发表了自己新的看法。但仔细读过全文,觉得他的论述并不能令人信服。这里提出一些个人的意见,与董楚平同志商榷。平均主义在农民战争中的积极作用不能抹煞董楚平同志认为农民的平均主义是“极左的嗓子”,“美妙的理论”,“动听的口号”,“最漂亮的画饼”,它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开始是“兴奋剂”,后来是“腐蚀剂”,最终是     

略论哲学观与哲学的内在循环关系

新的世纪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转换 ,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正在使我们的传统生存方式、传统价值体系、传统文化体系、传统的经济运作方式发生深刻的变化。哲学作为这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自觉体现 ,它的观念、主题、形态、范式、维度、视野也在发生深刻的转变。关注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变革 ,对于人们更好地把握时代的变幻所带来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改变 ,重建人的内在世界、重建终极关怀之维度 ,为现代化的“游牧民族”寻找新的精神家园 ,对于新世纪哲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关注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 (笔谈 )”是继《求是学刊》开设的“世纪之交的哲学自我批判——— 2 0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重大问题检讨”(10组笔谈 )之后的又一哲学重点专栏。哲学观的问题是哲学中的根本问题 ,它关涉到哲学基本理论 ,即哲学的定位、哲学的自我理解、哲学的研究对象、哲学的研究范式、哲学的形态和功能等。因此 ,本期以“关注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 :当代哲学观变革笔谈”为题 ,邀请贺来、邹诗鹏、李文阁、聂锦芳、张立波、马天俊、陈树林等博士开始这一专题的讨论。我们希望《求是学刊》新老作者踊跃为此栏目设计、组织、撰写具有创见性的笔谈专题和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