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话诗经学

研究清代诗学者,通常就虞山、神韵、格调、性灵、桐城、同光诸流派递衔而说其理论,很少注意到这些不同流派的论者几乎都对《诗经》有所探讨。研究《诗经》的学者,则只留心经学笺注考证之成果,集中讨论陈奂、姚际恒、胡承珙、方玉润一类经师之著作,而不知各诗话中存有着大量论《诗》之言论。本文考述《清诗话》、《续清诗话》所载资料中之论《诗经》文献,以补历来研究者之阙。观察清代诗话中数量惊人的《诗经》论述,我们发现它乃是宋明以文学角度解释《诗经》这个传统的强势发展。不但尊《诗》以为文学之本源、典范,亦以此破经生之迂执。强调《诗》须作诗读,应注意其比兴寄托,阐发诗语言的奥秘,亦由此深入处理了唐宋之分、诗文之辨、正与变、情与理、意与法等理论问题。许多观点足以与现代文学理论相印证,更是深入了解清代诗学不能不重新审视的一条线索。     

梁启超《诗经》研究述略

梁启超对于《诗经》及《诗经》研究的论述虽然没有严密的系统 ,但确可视为“诗经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分《诗经》为“南、风、雅、颂”四体 ,并分别作了详细的解释 ;他将《诗经》作为研究周史的重要史料 ,并认为通过《诗经》研究可以寻绎当时中华民族的心态与生存状态 ;他从学术史家的高度 ,对诗经学史进行了论述 ;在《诗经》的文学研究方面 ,他也有独到见解。综而观之 ,梁启超在《诗经》研究方面所做的除塞拓通的工作为后人开辟了广阔的研究天地     

刘勰对《诗经》赋比兴的认识

由于忽视《诠赋》篇文脉,以及《比兴》篇所举之18例证,学界多未能挖掘出刘勰关于《诗经》赋比兴论述的真正内涵。刘勰关于《诗经》之赋的理论阐释,其内涵就是通过大量罗列文辞去描写事物的艺术手法。然而刘勰并未明确《诗经》之赋的概念的外延,因此他对《诗经》之赋的认识是不明确的。刘勰所说“兴”实为“比”,他认为《诗经》之比就是明喻和暗喻,是符合《诗经》实际的。     

杨慎与《诗经》考据学

在《诗经》学史上,清人之考据成就最为世所注目。而清人之考据,实由明之杨慎启其端。杨慎于明中叶,以其博学宏才,一改宋元儒者空谈义理之风,旁征博引,将《诗经》研究推上了考据的轨道。不仅影响了明后期的《诗经》经学研究,而且也为清代《诗经》考据学的兴盛,开启了先河。     

二十世纪《诗经》出土文献述评

二十世纪《诗经》出土文献相对比较丰富，共有13处之多。这些出土文献在《诗经》的版本研究，训诂与音韵研究、早期儒家的引《诗》论《诗》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目前对《诗经》出土文献还尚处于个案研究阶段，课题重复、综合研究不足。应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多学科交叉，从《诗经》的学术史、思想史、流传与分布、阶层等多方面进行综合研究。     

“诗三百思无邪”辨微

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释为：“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即是雅正。”这个“雅正”不仅包括《诗经》之情思,而且也涵盖《诗经》之言语和《诗经》之音乐。有些学者仅仅片面理解《诗经》雅正中和的思想情感,忽视了其文本存在的多重内涵,应当立足文本,考索文献史料,还原《诗经》时代的历史风貌,进一步澄清人们一直以来对“思无邪”理解的疏漏和误解。     

先秦《诗》本与今传《诗经》文本的关系考论

先秦《诗》本与今传《诗经》文本是什么关系,今本《诗经》是否为先秦时孔子删定之旧本,这是学术界迄今仍有争论的问题。本文以上博简《孔子诗论》为主要依据,并结合传世文献及其他考古发现,得出先秦《诗》本与今本《诗经》不同,今本《诗经》成于汉初的结论。     

从《诗经》看先民的焦虑意识

文学即人学,《诗经》不仅是中华先民的"生活史",更是其"心灵史"。以《诗经》中"哀"、"忧"等字作为切入点,以保罗.蒂利希的"焦虑论"作为理论工具,反观《诗经》文本,与先民生活多有契合。只要个体意识到自己可能有的非存在时都会产生焦虑感,故以此作为理论来阐释先民"焦虑"的生命意识。在《诗经》的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先民对生存之困顿、意义之虚无的感慨以及对道德的忧虑。     

从《诗经》学史看明代丰坊《诗经》著作的价值

丰坊《诗经》著作之撰写目的在于复古以求真,并不仅仅在于求奇、求异、炫博;其有意以极端凸显《诗经》研究中许多问题,并尝试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解决,推动了《诗经》学发展;特别是他践履《诗经》鲁诗精神的旨归不应为误解所遮蔽。     

论古史辨派以歌谣释《诗经》的动因和诗学意义

古史辨派《诗经》学是传统《诗经》学向现代《诗经》学过渡的重要阶段。他们解构经典,用民间歌谣作比较认识《诗经》的文学性质,释放了《诗经》的民间活力和诗性特征,使《诗经》阐释走向现代合法化之途。因此有必要借助西方阐释学与接受美学方法论上的参照价值,深入探讨古史辨派以歌谣释《诗经》的动因及其蕴含的诗学意义。     

论皎然《诗式》的两点局限

唐末诗僧皎然想给诗歌创作树立一个理想的艺术准则,于是创作了《诗式》,使之能“庶几有益于诗教”,能使“无天机者坐致天机”,但是《诗式》对谢灵运的诗歌评价与对唐代诗人的评价存在着明显的局限。     

论《施注苏诗》的邵长蘅补注

清人宋荦购得明代毛晋原藏的宋嘉定刊本施元之、顾禧、施宿的《注东坡先生诗》,由诗人邵长蘅整理。邵除删节尚存的三十卷原文之外,还与李必恒对所缺的十二卷进行补注。邵长蘅将补注的重点放在典故的出处方面,指出注苏诗之典是一大难题,并对引诗注诗的风气持保留态度,所补典故出处往往早于宋代的苏诗类注本,还补注了类注本完全失注或不够全面之处。邵长蘅还进一步辨正了类注本的错误,首先批判了分类体例,继而又撰《王注正讹》,驳正了类注本所引之文与原文不符、所引篇名不正确、因附会苏诗而改动原文、所注与事实不符等错误,但同时也存在误驳旧注、持论过苛、态度偏激、学力有限等失误。     

试论施蛰存怪诞小说对爱伦·坡的超越

施蛰存对美国作家爱伦.坡的哥特式小说由早期的简单模仿,到受其影响更深从而转向怪诞小说的创作。但施蛰存小说的怪诞更表现为一种心理的怪诞,重在表现人类的一种＂恐惧＂心理。恐惧是人类最原始的一种情感,指向不可确认、无法言说的事物。而爱伦.坡的小说重在渲染一种＂恐怖＂的气氛,极力刻画一种恐怖的场面。爱伦.坡小说的离奇故事带给读者恐怖的体验,但未曾走入人物的心灵世界。从这点来看,施蛰存对爱伦·坡的小说有所超越。     

施蛰存笔下石秀性变态心理解析

施蛰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辟蹊径创作了大量心理分析小说的一位作家。运用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其小说《石秀》进行解读,进而探讨石秀性变态心理及其原因。认为,施蛰存笔下的石秀从《水浒传》里的神坛走了下来,变成了"人",然而却是一个人格扭曲、心理变态的形象。     

论《吕氏春秋》中乐正氏之儒

《吕氏春秋》中的儒家思想来源之一就是乐正氏之儒。乐正氏之儒的主要思想——重孝思想被《吕氏春秋》吸收作为治国的根本;其贵信等思想亦被《吕氏春秋》合理吸收,作为君主修身的重要内容;乐正氏之儒具有兼儒墨的学术特点,这与杂家“兼儒墨、合名法”的学术特点十分接近;乐正氏之儒是通过尸子而在秦地传承。从而为吕不韦所熟悉与采用;研究《吕氏春秋》杂家思想的形成,尸子这个人不应该被忽视。     

论《毛诗序》与《韩诗序》之异同

《韩诗序》仅零散地保存在一些书籍中,吉光片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我们可以借这些佚文窥斑知豹,以了解今文《诗经》学的说《诗》特点,并且可以通过与《毛诗序》作比较来看两家的异同得失。     

论史浩对《尚书·泰誓》之“泰”的解释

南宋史浩撰写《尚书讲义》一书，注疏及讲解《尚书》中每一篇的篇名、书序和内容。其解析《泰誓》篇名不但从《尚书》誓体文篇名命名的规律进行推求，而且结合书中各篇章及其序言的内容，吸收、借鉴前代及同时代的经、史文献以及诸家学者的解说，认为《泰誓》由姜太公所作，伐纣之谋源于太公，太公在讨伐商纣王一事上居首功，从而提出了“泰誓”之“泰”意指“太公”之“太”的观点。该阐释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却从另一个视角折射了宋代理学家的解经特色和风貌，以及姜太公的形象、地位与作用。     

《史记》的小说性

《史记》是一部信史,却体现出一定的小说色彩,对此历代学者已达成了共识,它记载了大量的神话传说、梦兆预言、灾异祯祥和奇闻逸事。其实历史和文学在叙事职能上是相近的,由于司马迁采用口述历史作为史料来源,用“好奇”的审美观来择采史料,并继承了先秦史书中的文学虚构手法进行艺术创作,这都使《史记》呈现出一定的小说性,但并不削弱它的史学价值,从其小说笔法中我们同样能获得历史信息。《史记》所以杂用小说笔法,有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的良苦用心,也寄寓着司马迁发表一家之言的许多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