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对“中国艺术精神”的新阐释

唐君毅阐释中国艺术精神有不同于徐复观的新方法和路向,那就是在中西艺术的对比中以中国眼光研究中国艺术.虽然唐氏看到了中国艺术特殊精神之所在进而补充了徐复观对此一论题的探讨,但新儒家的立场也使其结论出现某种悖谬.     

心中的胯--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现象探析

新旧交替时代的丰富与混杂、突破与守旧,往往不是能够用进步和落后等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概括的。在“顽固”“保守”“守旧”等负面词语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无数次碰壁、磨难之后的生存策略和行为惯性。更为值得深思的是在“解冻期”一批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还活在过去受到禁锢的年代,在审美趣味、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等方面,与富有朝气的时代精神形成鲜明对比。之所以如此,既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内心阴影,又有长期禁锢带来的思想能力的丧失。     

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参政分析

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时代。知识分子参政在中国有着历史文化传统,同时国共对知识分子宽容的政策环境,导致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参政达到一定的高潮。由于国共两党政策的不同,知识分子在依附两党基础上参政的情况各有不同。     

20世纪50-70年代知识分子叙事中的三种精神类型

在20世纪50-70年代的知识分子叙事中,人物不是作为“形象”“性格”,而是作为某种精神现象、主观感受的寄寓者、表征者而存在。“浪漫青年”“流浪汉”“科学主义者”形象便是其中较为独特的三种类型。由此探析,恰可呈现知识分子叙事的别一精神追求以及不无高蹈的主观情思。     

人文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精神”的完整表达

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是衡量知识分子真义的内在尺度。知识分子凸显的是一种超越阶级意识,阐释终极意义,关怀社会大众的内涵。具有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即人文知识分子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知识分子精神的承载者、践履者和阐释者。     

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诗论透视

因为“任个人”的新文化的影响,早年的苏雪林倾向于书写个体的情感经验,这不单是个人青春期而且也是历史青春期很自然的冲动;而抗战时期,苏雪林的创作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是文风的变化,更是从个人书写向国家叙事的转变。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创作主体走向成年,走向成熟;二是民族危难的不断催化和加强作用。这使得国家情结在她的精神世界中的地位自然上升,并最终被确定为主体性的存在。     

唐君毅论儒家“三祭”的宗教价值

祭天地、祭祖宗、祭圣贤的"三祭"是儒家宗教精神的主要载体.唐君毅认为,儒家"三祭"不仅具有一般宗教所具有的宗教精神,而且还有高明于、超越于一般宗教的宗教精神与形上意义.这包括祈求与报恩、有限与无限、现实与超越相协和的宗教精神.     

唐君毅论儒家“三祭”的宗教精神与价值

儒家三祭指祭祖先、祭圣贤及祭天地。唐君毅认为儒家的三祭可在现实中彻通幽明,打通生死之道。他看到当时恢复儒家的三祭礼可能性小,因此着重阐发了三祭的新宗教精神及宗教价值,并对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辩驳。从儒家的三祭礼谈其宗教精神,这实际上涉及儒家的宗教性。唐君毅认为儒家的确有宗教性质与功能,因此在今日中国文化发展中,不能只有儒家哲学,还应当有儒教。而要发展儒教,不仅需做思想上的工作,还要重建新的礼乐文化。     

试析20世纪40年代末70年代初澳大利亚对华政策

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处在冷战形势下的中澳两国根据各自的利益和意识形态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最终从对抗走向和平共处。并于1972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本文主要分析这一时期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转向的背景、过程、时代特点、思想渊源及其深远影响。     

论20世纪90年代小说中知识分子的逃避型人格

逃避型人格是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面临从文化浪漫时代到经济建设时代转化的应对方式及形成的典型文化形态。他们以多余人的形象出现在当代文学作品中,通过逃避、出走、谎言和肉体的挣扎来抵制焦虑,试图确立自我身份的认同。逃避型人格主要表现为: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试图独立于他人来与世俗抗争;从欲望的挣扎中寻找生存的主题。     

“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与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关系密切。一方面,知识分子在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变动剧烈,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也十分明显。在团结、争取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重的教训。     

试论20世纪中国精神

20世纪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 ,不但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精神 ,而且进一步发扬光大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 ,形成了 2 0世纪中国精神。在新世纪之初 ,认真总结中国革命传统精神 ,深刻领会理解其内涵 ,对于继承和发扬党的传统精神 ,加深对“三个代表”思想的认识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     

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综述

知识分子作为思想启蒙的承载者,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变迁、经济发展、文化重建和社会转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巨大推动作用。2007年底在武汉举行的“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从“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政治”、“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文化与教育”、“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野”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现代启蒙精神与文人史剧——论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戏曲创作

现代启蒙精神为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历史文人为题材的戏曲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思想基础,使之获得了短暂的繁荣,但也因忽略戏曲的民族性和娱乐性而面临生存困境。回顾我国80年代现代启蒙精神对文人史剧影响的得与失,对未来戏曲创新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论20世纪90年代小说中知识分子的犬儒型人格

犬儒型人格是知识分子的后现代时期的人格面貌。以20世纪90年代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以犬儒特征指涉知识分子的人格面貌。通过审美理想、生命意识、行为方式来解析90年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进而探讨现实中的知识分子问题。犬儒型人格主要表现：敌对感;走向狂欢;游戏人生;失语表演。     

现代新儒学的“中国特殊论”辨析

现代新儒学以中国有落后的生产力,有特殊的社会结构和特殊的文化而拒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中国特殊论"无论是对中国社会还是对中国文化的认识都是不正确的。列宁的"社会主义可以在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都是对"生产力落后论"的最为有力的回击。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中国国情所作的分析,说明现代新儒学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把中国文化和儒学等同,夸大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差异性,使现代新儒学不能正确说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传统文化不能简单理解为儒学,更不能简单等同于儒家的"心性之学"。马克思主义不否认中国有特殊的国情及特殊的文化,但反对"中国特殊论"。     

从“士”到知识分子——略论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

“一个时代要有一个时代的‘士大夫’”,绵延千年的科举制度的废止和不可避免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促成了传统知识分子“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而这都归根于近现代中国势如危卵的内外形势。为了自强自救,传统知识分子不得不放弃“无用之学”,不得不致力西学。     

论知识分子艰苦创业精神的内涵理路及时代价值

知识分子艰苦创业精神的主要内容体现为奉献社会、为国担当的家国情怀,求真务实、自力更生的自强品格,和而不同、合作共赢的协作态度,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实践意志以及继承传统、推陈出新的发展意识。从劳动逻辑辩证展开的维度审视,知识分子艰苦创业精神有其内在理路及生成逻辑,在推动科技创新、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以及助力民族复兴等3个方面,彰显了其应有的时代价值。     

"革命"中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评冯雪峰论"知识分子"的两篇文章

因对阶级归属的刻意强调,中国现代少有对"知识分子"的整体性研究,处于意识形态主流的论者认识到知识分子群体的特殊性更属罕见。本文通过对冯雪峰两篇相关文章的分析表明,他早在1928年就认识到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在"革命"时期所应有的某种特殊性,尽管他并未明言"特殊性"具体何在,但提出问题本身的意义就不可小视。本文将在详细分析其观点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作出自己的理解。     

“中国梦”与中国知识分子

实现中国梦,离不开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中国梦的提出,是中国知识分子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进行的思考,为中国梦作解,是时代赋予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无可替代的历史角色,共筑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历史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