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流转模式与创新机制的实证研究——以江西省抚州市为例

我国社会已经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建立适合我国国情且能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新型农地制度,是新农村建设、推进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课题。对江西抚州市农村土地流转展开深入调查、分析、研究和探讨,提出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创新土地流转机制,使土地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以土地流转为契机,建立土地政策协调机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发展的良性互动。     

土地流转、农业规模经营与农业碳排放基于土地流转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土地流转是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大农业变革。在“碳达峰、碳中和”的碳排放格局下,土地流转政策被视为推动农业低碳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现有研究指出土地流转已具备提升农业绿色效益的潜力,但并未深入探究土地流转政策实施对农业碳排放产生的影响。基于2007-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土地流转政策实施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及中介路径。研究表明：（1）基于连续型DID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土地流转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具有一定抑制性作用;（2）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农业规模经营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承担部分中介作用,能够有效实现农业减排目标;（3）地区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地区间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结果存在差异,其中,东北、中部以及西部地区的碳减排效果均较为明显,而东部地区缺乏显著减排效应。为此,应持续支持并推广土地流转,进一步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采取不同地方性流转政策满足各地差异化需求。     

土地细碎化、土地流转与农业生产效率——基于全国2 745个农户调研样本的实证分析

土地细碎化严重制约了我国农业生产效率提升与农业现代化发展,土地流转能够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以破解细碎化难题？基于第二期“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数据,通过构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实证分析了土地细碎化与土地流转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土地细碎化对规模农户农业生产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一负向影响在土地细碎化为基本生产经营条件的背景下具有稳健性与时间上的持续性。土地流转并不能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而且对后者有显著负向影响。甚至对规模农户而言,土地流转在土地细碎化对农业生产效率的负向影响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这是因为当前我国土地流转仍受到诸多限制,况且土地流转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规模经营,甚至加剧了土地细碎化程度,从而进一步限制了农业生产效率提升。     

中国的农地流转：政策目标、面临挑战与改革思考

促进规模经营及农业发展、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和防范农民失地以维护社会稳定是我国农地流转政策的三大目标。当前,我国的农地流转方式主要是土地经营权出租,其他方式的流转比例很低。随着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和农民群体的分化,农地流转面临着政策目标失焦、多个政策目标不够协调、流转实践存在不少困难等挑战,越来越难以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应当深化农地制度改革,加快农地流转政策调整,将粮食生产和现代农业发展作为根本目标,更好地发挥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创新农地流转及利用管理方式,推动农地权利向真正务农者长期稳定转移,实现农地与农业劳动力的优化配置。     

农机服务对小农户土地流转“内卷化”的影响

农机服务的快速发展能否解释农地流转并未推动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趋势而出现的“内卷化”现象,仍有待分析与验证。采用中国农村家庭大数据库（CRHPS）中的小农户样本,分析小农户在土地流转市场中的处境并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机服务对其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小农户采用农机服务显著地降低了土地转出并增加了土地转入,并验证了包括农业劳动力投入、农业技术应用和农业收入在内的三个主要影响机制。研究论证了农机服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国土地流转中参与率增速放缓、小规模转入与部分转出对应的小农户复制以及农地流转对农业生产率作用递减的“内卷化”现象。提出在制定完善农机服务政策时,既要满足小规模农户的生产需求以维持家庭生计,又要衔接土地转入户的服务需求以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农地经营权流转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地经营权流转与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然过程。土地规模化经营已然成为中国农业未来的发展趋势。但由于受农民工自身传统的土地经营理念、不健全的农地经营权流转机制、滞后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因素的制约,当前农民工家庭的土地仍然是“留”多“流”少,这对我国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效率的提高带来了消极影响。因此,应通过健全流转机制,规范土地经营权流转行为;完善保障体系,保障农民工基本土地权益;规制政府行为,维护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价格体系等,实现我国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征收农地使用税促进土地流转问题初探

加速土地流转实现农地规模化经营是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本文从分析日本、台湾农地改革的经验入手,提出征收农地使用税,通过提高农户保有土地的成本及耕作成本,减少那些低效率的、仅利用空余时间从事农业的兼业农户的比重,从而促进土地规模化经营。同时,通过完善以农村公共财政投入支持体制为中心的配套措施,以征税收入反哺农业,尤其是农村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推动农民增收和农业的发展,防止重蹈税制改革“黄宗羲定律”的覆辙。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传统农区政策性土地流转纠偏北大核心CSSCI

完善土地流转机制,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路径。传统农区具有土地流转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政策性土地流转难以实现地方政府的乐观预期和改革的目标。论文提出了传统农区政策性土地流转与农业供给侧改革悖论的假设,依托河南省等传统农区的调研,实证分析了政策性土地流转的可接受性、响应性、可持续性,结果显示政策性土地流转可接受性差,损害部分农户利益;经营方响应行为不稳定,造成资金资源的极大浪费;流转纠纷处理能力有限及普遍存在的寻租效应导致政策执行的不可持续性。应及时纠偏,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合理确定政府介入土地流转的边界,着力建立土地流转纠纷解决机制。在传统农区土地流转市场尚未充分形成时,以服务的规模化、组织的规模化弥补土地规模经营不足。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模式创新剖析

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发展现代农业,实现规模经营,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成为破解“三农”问题的关键.对土地互换、出租、入股、股份合作、转包等土地流转模式创新进行剖析,既有成功的经验,也存在改变耕地用途、法律冲突、风险不确定、侵害农户利益、融资困境等方面的问题,通过法律规范、制度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建设、政策支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模式创新,对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日本农地制度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

为了应对农业发展危机,日本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的农地制度改革.本文将在介绍日本农业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回顾与分析日本农地制度改革的历程与新进展,并结合我国农地政策的相关思考,针对我国农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的现状及问题,提出了与时俱进推动农地改革、加强对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的监管、完善土地流转政策以及实施农地主体功能区划分,建立农地信息数据库等相关建议.     

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土地流转改革及其制度范式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是当前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也是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现阶段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普遍存在“三元缺位”特征,即在农村土地流转中由于人为的制度因素导致了土地空间布局的割裂破坏、土地生态的损害和相关规划和制度的缺位,这严重制约了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普遍具有多样性、地域性和民间性的特征。贵州、四川等欠发达地区的改革实践,已经探索建立了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土地流转的多种范式。政府应注重欠发达地区农村土地流转的统一规划,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维护农户、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企业和土地流转发包方等主体的合法权益。     

基于小岗精神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研究

小岗精神是一种锲而不舍的民族精神,体现为穷则思变的图强精神、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无畏无惧的担当精神、勇于探索的试错精神、坚持真理的执着精神,这种精神为农村改革注入了永不衰竭的原动力。小岗村实行农业“大包干”,拉开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序幕,引领了新时代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尤其是在“大包干”基础上构建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制度和政策保障。新时代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遵循是小岗精神,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乡村振兴必须建基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激光增材与精密切削加工铝合金技术的发展

江西余江的宅基地制度改革采用了国家与社会良性协同共治方式,是善治理念在乡村治理中的具体实践。在政府主导、村庄主体、民众参与的“三位一体”联合共治结构中,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威联合机制、政府公开与社会监督机制、个体与整体的权责利相匹配机制、社会表达与政府回应的制度化、社会自治与政府治理的规范化,共同保证了宅基地制度改革过程中的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和法治性,从而实现了乡村善治“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本目标。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协调是善治的本质特征,“三位一体”的治理组织主体和村民理事会的组织形式兼具理论与实践创新。     

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已难以适应新环境。尽管多年来户籍改革一直在进行,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等级身份、劳动力资源浪费、人户分离及一人多户等,这根源于我国以“城市中心主义”为发展理念。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已势在必行,要加紧完善户籍立法,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积极推动户籍管理的规范化和信息化,并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以推进我国新一轮的户籍制度改革。     

房地分离：宅基地流转之钥——以宅基地使用权继承之困局为切入点

尽管具有一定保障性,但宅基地制度的首要目标在于经济管理,其表面上强调“户有所居”,实际是“户有定居”。宅基地上使用权所承载的管理性与农民自费建造农房所有权的私权性,存在内在的矛盾,不应适用房地一体规则,因为后者遵循着传统民法应对市场交易的基本逻辑。自然资源部所发布的文件明确了宅基地使用权可以由城镇居民继承,内核乃是基于房地一体,以房屋所有权的可继承带动宅基地使用权的可继承,颇为冒进。宅基地上所有权与房屋使用权应当分离,这将为宅基地的流转与乡村振兴提供新的契机：农房的自由流转加上宅基地使用权的农民保有,将最大限度地在现有阶段实现市场与制度的有机契合;对于取得农房的所有权人,在房地分离之下,可以借助对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定租赁来设计合理的权利结构。     

统筹城乡发展与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思考

针对中国农村土地流转不畅阻碍统筹城乡发展的现状,政府应从城乡两个方面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即建立与土地流转制度相关的制度体系,包括土地使用权市场、培育土地流转中介组织、集中使用农业补贴和以土地换保险等制度。为确保土地流转促进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镇政府和进城务工农民的双赢,政府应对自身行为加以规范。     

安徽江北地区政府主导型农地大规模流转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政府主导型土地流转是指利用政府行政力量为主的土地流转模式。农户自身对市场化土地流转认知薄弱,深厚的念土情结,使得农户自发推动土地流转难以实现,从而,政府主导的土地流转具有现实意义。流转过程中村两委对农村、农地、农户较为熟悉,对国家农村政策和农地流转政策较一般农户也较为了解,在政府主导的农地过程中"村两委"是连接转入方和转出方的纽带,应发挥积极作用。农地流转必须以农户的利益为根本,以增加农户收入为目标,切实解决农户失地后的再就业为基点,实现农业发展、农村进步、农民增收。     

“半工半耕”的区域差异与农民家庭发展

中国农村的“半工半耕”结构是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并渐趋稳定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农民家庭主要的经济模式。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决定了“半耕”的状态,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则决定了“半工”的状态。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农民与市场的关系的区域差异塑造出了强弱有别的、差异化的“半工半耕”形态。“半工半耕”的强度直接影响了农民家庭的资源积累能力,奠定了农民家庭发展的基础。经验视野中的“半工半耕”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意涵,它不仅是理解转型期农民家庭和村庄社会的重要维度,而且也是理解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维度。     

以制度安排推进阜新地区农村土地流转

针对中国土地流转尤其是落后地区土地流转不畅,存在一些障碍问题,政府应结合目前的城市化进程,主要从创建土地流转与户籍改革、社保完善联动机制的角度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在对农民土地流转意愿进行统计分析基础上,建议政府做出制度安排,加快建立土地流转中介,完善合同,允许永久迁城农民定期保留并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农保＋土保换取城保＋土保,逐步淡化并最终去土地社保功能化,促进土地流转。     

将政府本体带回来——政府研究的议题演变与方法演进

政治学是时代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府研究始终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整体而言,这一领域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和学术的发展进步是显著的,成为中国政府改革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近年来受“政治学公共管理化”“政府研究治理化”等发展趋势的影响,“作为场域的政府”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在成果数量和关注热度上占据主导。宏观、重大议题开始“遇冷”,基础性研究逐渐边缘化。为此,“作为本体的政府”研究应重新被带回政治学界,把握好两类政府研究之间的平衡,融入时代大局,聚焦核心问题,形成有效对话,实现重点突破,努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