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仁说及其与耶教思想之比较——以朱熹、黄宗羲、黄百家父子及利玛窦为中心

朱熹的仁说包括本体论、心性论及工夫论三个层面。本体论层面,仁是天理在人性中的呈现,是高于形而下之气(情)的形上本体。心性论层面,仁是兼包四德的心之全德,是孝弟(爱)之所以然的形上本体依据。工夫论层面,朱熹强调以敬存心,去除私欲的障蔽,则天理自然澄明,就能达到仁。另一方面,黄氏父子从其理气、心性、理欲合一的立场出发,批判了朱熹基于理气、心性、理欲二元论的仁说。利玛窦从其天人、灵肉、理欲二元对立的立场出发又批判了包括朱子学在内的儒家仁说,其立场与结论与朱熹及黄氏父子互有异同:在本体论层面较近于朱熹,而在心性论与工夫论层面则较近于黄氏父子。而黄氏父子的思想对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思想也有所吸收。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提供了更详细更具史实的研究,说明了政治斗争在朱熹的思想和道学的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通过考察朱熹的历史世界,余先生提供了一种替代流行的哲学史研究的新路径,将道学与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对道学家来说,政治文化是比哲学更基础的东西,理解政治文化与党争对于理解朱熹等道学士大夫的思想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朱熹的宇宙生成论研究

朱熹的新儒家学说对所针对的文化受众产生了重要影响,伦理学说实际上是建立在他的宇宙生成论的基础上。文章分析了朱熹在最高的本体范畴、理（念）的具体化、世界的形成过程以及世界形成发展的动力来源等方面的具体观点,并试图从多个角度给出自己的看法。     

语言、文化、认知与英语学习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陈建平教授通过对四类人的观察,从三个层面上论述语言、认知、文化和外语学习四者之间的关系是紧密联系的。他强调三个过程:即外语学习的过程是语言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学习另一种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认知世界、学会如何看待世界的过程     

朱熹的“理”:“生生之理”还是“只存有而不活动”——以唐君毅、牟宗三的不同诠释为中心

唐君毅依据朱熹言理气不离不杂,认为在朱熹那里,理贯而主乎生生之气之流行中,从而从形上学的层面把朱熹的理诠释为动态的"生生之理";从这一诠释出发,他不仅认为朱熹的"生生之理"是对于程颢言"生生之理"的继承和发展,而且进一步对朱熹的理气动静作了自圆其说的阐述。与此不同,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是"只存有而不活动"之理,是对程颢视道体性体为"即活动即存有"者的根本转向。重要的是,唐君毅、牟宗三对于朱熹的理气动静的诠释,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诠释而有所创新,在现代朱子学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他们的诠释相互对立,展现了朱熹学术的不同面向,并给予更多的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南岳酬唱后的“诗禁”与朱熹“中和说”之变

朱熹与张栻、林用中在乾道三年的南岳酬唱之后,有一个禁诗之约,旋又解禁,体现了朱熹作诗与学道的矛盾态度,并带有"中和"思想转变的印记:其"中和旧说"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且从气化的层面上讨论心体的流动,不免造成情、气的放逸;而乾道三年前后朱熹逐渐关注的"敬"的工夫,则是对情、气的约束。而这两方面对诗的作用是相反的,也是朱熹作诗既忘情又警惕的矛盾症结之所在。随着其"中和新说"的形成,即以未发为"性"、已发为"情",朱熹在情感控驭方面有了新的进境,如何使诗作富于生意而又情感平和成为他更高的诗学追求。     

不确定性视野中的科技创新文化

在不确定性的约束下,科技创新从个体走向群体,从经济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从科技创新文化中可以透视出主体文化、组织文化和社会文化三个层面的内涵。科技创新主体文化突出地体现为科技创新精神,包括科学精神、社会精神与人文精神三个方面。科技创新组织文化在于通过创新资源整合而表现出来的共生文化,包括共同价值观、组织秩序和风险分摊三个方面。科技创新社会文化是科技创新与社会文化互动的结果,有观念情结、需求享受、规范秩序、风险共担和人的发展五个方面的含义。     

从《白鹿洞赋》看朱熹的诗意栖居

朱熹<白鹿洞赋>是辞赋类文学中的精品,在辞赋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朱熹是诗人思者,他关于白鹿洞的言说也就是他关于人格养成的诗性言说.朱熹的人格极为丰满,其显著特点是雍容不迫,宠辱不惊.这种特点表现在其诗作中就是淡泊而有味,清通而绵长.朱熹一生诗意地栖居于其尚淡而清通的诗歌之中.从朱熹的诗意栖居出发,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从而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之中保持大众化的姿态,诗意地栖居在这变动的世界之中.     

从语言顺应论角度审视春晚流行语

很多春晚语言类节目中的经典台词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现社会万象或者揭示受众心理,因其语言诙谐幽默、琅琅上口,这些台词很快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语。Verschueren认为,研究语言现象必须从认知、社会和文化的整体综观出发。其语言顺应论认为语言使用过程是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语言使用者一旦使用语言,他就要不断地根据语言的三种特性,即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对语言做出选择,其中以顺应性为主要特征。顺应包括对交际语境的顺应,交际语境涉及三个层面：物质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我们从Verschueren的语言顺应论角度入手,分析春晚流行语对社交世界和受众心理世界两个层面的顺应过程。对社交世界的顺应包括对受众价值取向的顺应、对网络及影视媒体文化的顺应以及对社会生活的顺应等三个方面;对心理世界的顺应包括顺应受众娱乐与消遣心理和宣泄不满与释放压力心理。     

浅析朱熹哲学“理一分殊”思想

宋明理学因为其独特的风格和特点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成为官方哲学,统治时间达七百多年,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面对儒、释、道三家合流的冲击,为了恢复儒家作为合法地位,朱熹作为集大成者,建立以理为基础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对由程颐提出＂理一分殊＂思想,朱熹进行了系统论述,并使之成为程朱理学的一个核心观点。它的思想包含着动静观、格物致知论、心性理欲论三个方面,在此之中,朱熹哲学实际上成为封建皇权的精神象征,并包含很多唯心主义成分。     

理学成熟期之理学诗--试论陆九渊与朱熹的诗

作为理学成熟期的理学诗人,陆九渊的诗呈现的是心学基础上的天地之心,朱熹的诗则更多地表现理学为背景的天地之理,两者都形象地再现了各自独特的理想人格形象,造示出相似的理学文化精神．     

朱熹《诗经》诠释之“兴起”说浅论

兴起是朱熹诗经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但长期以来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兴起本质上是理解主体与理解客体不断交融的意义生成过程,它作为一种有效的诠释机制和策略,使朱熹的以义理说《诗》合法性成为可能,为其通过《诗经》而更好地阐发理学思想做了基础性的铺垫,在《诗经》汉学向《诗经》宋学转变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与桥梁作用,其地位不容忽视。     

朱熹以"存理灭欲"为特征的道德修养论述评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道德修养论深深打上了两宋理学烙印,集中表现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系统论述.对于朱熹的"存理灭欲"论,学界由于受"左"的影响,过去对之批评颇多,而对其中的合理因素,几乎未见提到.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似乎有失公允.今天,"左"的影响正在肃清,我们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之重新作出客观评价.     

19世纪朱子学文献英译概况考察

19世纪30年代以来,朱熹著述开始被译成英文,传播到西方国家,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朱子学文献的英文译文或译本为数甚少,且朱熹最重要的著作《朱子全书》尚未被全部译成英文。这显然与朱熹在世界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不符。此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中国翻译家尝试将朱熹著述译成英文。因此,在中国加强典籍外译工作的今天,有必要加强朱子学文献的翻译与出版工作。     

朱熹的司法思想与和谐社会

朱熹"以严为本"的司法思想主要体现在适用刑罚时反对重罪轻刑,主张罚当其罪;在诉讼活动中应贯彻"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的慎刑原则,防止滥刑;在诉讼程序上要求"明谨用刑而不敢留狱",保证审判质量和效率;在法官职业道德上追求公正诉讼,严防偏私。朱熹"以严为本"的司法思想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从文化还原到“理学”形成——以朱熹《诗经》解为例

理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程。其中,对《诗经》的诠释构筑了理学形成的重要基石。理学权威朱熹即将自己的“道”学理念渗入到对《诗经》的诠释和解读中。不同于前哲的是,朱熹的诠释是建立在将《诗经》作为文学经典的“文”之意义之上,在文本还原的基础上解读《诗经》作为经典的主旨及其文化价值,从而在文学和哲学两个层面建构了新理论权威——理学。     

陈淳哲学知行论研究

知行问题是理学尤其是朱子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讨论的问题涉及知行关系、致知与涵养、致知与主敬等方面。作为朱子重要门人和传人的陈淳,在知行关系上继承和发扬了朱熹“知行相须”的观点,提出了致知力行“随时更迭,交进互发”的思想,而对“知先行后”论有所修正,同时,对“行重于知”则以“以行为主,知行一事”作了新的概括和拓展。在主体修养上,陈淳把主敬仍看作是与致知力行相始终的修养的重要内容。陈淳还对凸现儒学工夫与境界的“下学上达”作出了新的探索。     

从三远到平远的发展——郭熙画学思想由儒渐道的转变

郭熙的艺术道路伴随其仕途起伏而历经变化,从最初积极的儒家入世思想渐入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这是他反复于现实及内心世界双重选择的必然结果,并最终在绘画创作中将平远向无限的飞跃作为对内心高逸情结的召唤。     

朱熹《诗》之“晋风”理解上的新成就

在朱熹对《诗·魏风》和《诗·唐风》的解读上，包含若干异乎前说的新成就。一，他有着《魏风》、《唐风》实为“晋风”的思想，以及“晋风”风格取决于晋之地理环境的文学风格理论。二，他在“晋风”阐释史上最早提出了《蟋蟀》和《山有枢》为唱和之诗的观点，这是《诗经》学史上的新创见。三，他否定了毛《序》为代表的汉唐旧说关于“晋风”主旨上的“刺”诗说，将某些篇章读为表现衰乱之世士子心态的诗篇。当然，所有这些新成就，和朱熹在整个《诗经》学思想上的新突破又是息息相关的。     

王船山的《中庸》首章诠释及其思想

以《中庸》为个案 ,从宋明道学的视野来观察船山的《四书》诠释。可以认为 :船山读《中庸》说 ,其中以未发说和戒慎说为其核心。船山有关《中庸》的讲法 ,可以说是“接着”程朱讲的 ,但不是“照着”程朱讲的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程朱学派 ,但受到程朱学派的较大影响。船山虽然并不承认自己为程朱学派的一员 ,但顺承程朱《中庸》解说的脉络 ,延续程朱《中庸》诠释的问题性 ,吸取程朱许多的理学观念和诠释学资源 ,同时又针对朱子本人及朱门后学的论点而提出自己的诠释主张。船山的《中庸》解释是明清之际儒学经典诠释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