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进党的制度建设的新思考——学习胡锦涛同志“七一”讲话有感

胡锦涛同志的“七一”讲话。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充分认识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特殊意义,进一步明确健全党的制度体系的方法、目标,并遵循四个基本原则、突出四个着力环节,有效推进党的制度建设。     

关于“精神懈怠”及其防治的理论思考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首次提出“精神懈怠”的危险,并把它摆在“四大危险”之首。在党的建设中,精神懈怠既具有客观的可能性,又是一种直接现实的危险。对精神懈怠的首位影响,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来考察。防治精神懈怠,就必须认真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加强中华民族和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健全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机制、增强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完善各类权益分配和调节机制以及不断调适社会心态。     

试论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内涵本质

胡锦涛同志“七一”讲话,提出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时代课题,这充分体现了党对自身历史方位的科学把握和清醒认识,体现了党直面现实考验、勇担历史使命的成熟和自信。标志着党在执政意识上的进步,是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鲜明标志。标志着党的建设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科学制度作保障,以科学方法来推进。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

执政能力建设是执政党的根本建设,关系到执政党的兴衰成败和生死存亡,也关系到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和一个民族的前途命运。从历史角度分析,中国共产党执政探索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尽管各个时期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不同,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也有差异,党的中心任务也不一样,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几届中央领导集体,都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进行了不懈探索,积累了许多治国安邦的宝贵经验。     

试论习近平“和”文化观的形成及理论渊源

2014年5月15日,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和”文化观：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即“一和四观”。从习近平自身对传统文化的理解、邓小平“和平观”与胡锦涛“和谐观”对习近平的影响、学术界“和”文化的理论研究成果三个方面可简要分析习近平“和”文化思想的形成及理论渊源。     

胡锦涛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探索和回答

科学探索和正确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发展的前提。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对这一基本问题都曾做出过创造性的探索和回答。胡锦涛的贡献主要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进一步做出了“求真务实”的高度概括;赋予“解放思想”以新的时代内涵和更高的思想地位;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明确了在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和方向;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创新理论的大众化等。胡锦涛的探索和回答大大深化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创新规律的认识。     

胡乔木与“反冒进”

1956年的＂反冒进＂和后来的批评＂反冒进＂,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发展问题上的又一次党内高层分歧。最后的结果是以毛泽东的权力和权威迫使＂反冒进＂的正确观点统一于毛泽东鼓励＂冒进＂的错误主张。身为中央秘书班子重要成员的胡乔木,随着党的核心层的变化也经历了由支持＂反冒进＂转向批判＂反冒进＂的过程。研究这个变化过程,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胡乔木,也为我们研究20世纪50年代党的宣传工作的得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新中国农村60年变革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亿万农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站起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首先在中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这是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的第一次重大变革。上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继续完善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同时,继续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特别是在农村普遍试行村官直选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村民自治,这是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的一次重大政治变革。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和构建城乡发展一体化新的发展战略,实施了一系列兴农利农强农的重大战略举措,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再一次重大变革。     

试论胡锦涛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超越

胡锦涛同志紧紧围绕着“什么样的发展才是科学的发展？”、“建设什么样的社会？怎样建设社会？”这一实践主题，在不断推进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过程中，成功地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性实践超越和实质性实践超越。     

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丰富发展历程探讨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经历了四次丰富发展：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为我党创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决了全党思想上的“洋化”等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发展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决了全党思想上的“神化”问题；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江泽民又创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解决了全党思想上的“僵化”问题”；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又将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进一步升华为“求真务实”，解决了全党思想上的“浮化”问题。     

论胡锦涛对党的思想路线的创新发展

党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所创立,由邓小平、江泽民加以丰富发展,再由胡锦涛进一步升华创新。胡锦涛第一次提出了“求真务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的科学论断,对党的思想路线进行了新升华;第一次提出了“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的重要思想,对党的思想路线进行了新发展;第一次提出了“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的崭新命题,对党的思想路线做出了新贡献。     

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促进女子高等教育事业新发展

当前,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的发表,为我们思考、研究女子高等教育发展思路、发展战略,解决制约女子高等教育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的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论依据。     

胡锦涛的马克思主义观探析

胡锦涛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所形成的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看法。胡锦涛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本质、结构和功能等基本问题的正确认识和科学回答,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新形势下,系统梳理和全面把握胡锦涛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对于指导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对"三农"问题一贯予以高度重视。主要论述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的"三农"思想的主要内容,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历程。     

2002～2012年和谐民族关系研究综述

2002年前后,学术界开始讨论和谐民族关系问题。2005年5月27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提出：“坚持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及党的正式文献中,首次把“和谐”放在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问题中来阐述。学界随即掀起了研究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的热潮。基于2002～2012年已有和谐民族关系研究成果,对和谐民族关系研究现状进行分类总结,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谐民族关系问题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扩大学生有序参与反映学生利益诉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是新形势下做妩高校共青团工作的最根本的指导原则。高校团学组织要认真思考,不断研究学生有序参与学校发展的形势;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引导大学生树立有序参与学校发展的意识;要不断巩固和拓宽大学生参与学校发展的途径;要不断传递和解决学生各种合法利益诉求,不断完善大学生参与学校发展的机制体制。     

论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

宋人注宋诗中的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是现存最早的陈与义别集传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该本还是现存诗歌注释中最早使用"笺注"这一名称的著作,对诗歌注释名目的扩展亦有贡献。胡穉采用"知人论世"的解释方法,将陈与义诗编年,并撰有《简斋年谱》,在此基础上考证创作背景与时事今典,从而解释诗意。胡穉还准确地引出陈与义诗中的典故出处,重点探讨陈与义对杜甫、苏轼、陈师道等人诗法的继承和变化,总结了陈与义的诗法渊源。     

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观的四大创新

新时期以来,从邓小平到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进程中不断地实现社会主义观的创新,其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历史方位观的创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观的创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观的创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观创新等。社会主义观不断创新,深化了我们党对“三个规律”的认识,使党在理论、路线和纲领上进一步保持了党的先进性,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     

建国初期“新三反＂运动论述

1953年1月，针对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行为，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一场“三反’运动。由于在1951年底到1952年上半年，中共中央曾经开展过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故称1953年的“三反”运动为“新三反”运动。这场运动取得了不少成绩，表现在：处理了一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反乱纪者，严明了党纪国法，整顿了党的队伍，获得了群众的信任；上下级领导之间的关系比此前和谐了；人民信访制度相对完善了。     

论人大对党的法律监督

党与人大的政治法律关系是：党领导人大,人大接受党的领导;人大监督党,党接受人大的监督。但在理论和实践中,我们往往片面强调“党领导人大,人大接受党的领导”,而对“人大监督党,党接受人大的监督”认识不清、重视不够。科学分析人大对党的法律监督进行法理性、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操作性,以期增强党接受人大法律监督的自觉性、主动性。